我今天讲的题目是“理念的力量”，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用中国人的话讲就是“屁股决定脑袋”，即你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就说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事。而我今天讲的是“脑袋可能指挥屁股”，也就是说你有什么样的想法会影响你说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事情，甚至决定你将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在传统的经济学里，我们一般讲人的行为是由利益支配的，而且每个理性人都知道自己的利益是什么，所有人的行为都可以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并且在一定的条件下社会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即除非损害别人，否则没有任何人的状况可以得到改善的一种状况。在我们研究社会变化时，按照这一假设，所有的社会博弈都是利益的博弈，社会变革其实就是一种利益战胜了另一种利益，或者是在权威人分析了变革的成本与收益之后，得出的一个非常理性的决策。
100多年前，英国经济学家艾奇沃斯（注：艾奇斯，Francis Y.Edge worth，1845-1926，英国经济学家，“无差异曲线”几何分析方法的先驱者之一）讲过一句话，“The first principle of Economics is that every agent is motivated by self-interest.”这句话准确地概括了刚才我讲的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但是，如此一来，我们就面临一个困惑：按照经济学假设，每个人的利益自己都知道，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无论有没有经济学或是其他社会科学，人们的行为都是一样的。这样一来，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都是没有用的，因为我们生活的世界和人的行为是给定的，既不会因为我们有了这些学问更好，也不会更坏。我们也没有办法解释人类为什么会犯错误，因为按照经济学的假设，从事前看，每个人的决策都是正确的，尽管事后可能运气不好，如投资亏了，事前讲并没有错。但事实上，人类犯了好多的错误。其中历史上非常巨大的错误，就是“计划经济制度”，它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支配世界的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我今天强调理念的重要性，这个观点其实也不新，至少我们可以追溯到两百多年前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大卫·休谟，他是位哲学家，也是位经济学家。他说，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利益本身以及人的所有事物，都是由观念支配的。几十年前，凯恩斯讲过类似的话，他说经济学和政治家的思想不论正确与否，都比一般想象的更有力量，世界其实是由他们支配的。他还说，或迟或早，无论好坏，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与凯恩斯站在完全不同立场上的另一位经济学家，也是哈耶克的老师，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米塞斯，讲过类似的话：“人所做的一切是支配其头脑的理论、学术、信条和心态之结果。在人类历史上，除开心智之外，没有一物是真实的或实质性的。”“一般认为社会学说的冲突是因为利益的冲突，如果这种理论成立的话，人类的合作就没有希望了。”
我们来看一下历史和事实。人类历史上很多变革，不是一种利益战胜另一种利益，而是一种思想和主义战胜另一种思想和主义，或者新的理念战胜了旧的理念，也可以说理念战胜了利益。许多变革表面上看似乎是利益的胜利，实际上是理念的胜利。比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农民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战胜了地主的利益和资本家的利益，而是马克思主义战胜了其他的主义，所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胜利。
乔治·华盛顿在200多年前建了美国这样一个体制，他没有当皇帝，当总统也只当了两届，显然不能从利益角度看，只能从理念角度来解释。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也不是出于他自己的利益，而是出于他的信念与理念。法国大革命，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理念的产物。而这些理念的很多创造者属于贵族阶级，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很多也是出身于贵族或者受到贵族的资助。如卢梭30%的通信者、伏尔泰50%的通信者，都是贵族。中国共产党被认为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但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并不是出身于工人阶级，而是旧体制下的精英阶层。这些出身于统治阶级的人为什么要起来闹革命？因为他们接受了一种新的理念——马克思列宁主义。
为什么理念如此重要？理念和利益究竟有什么关系？简单说，利益本身是由理念构造的，也就是说，尽管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但利益本身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客观的标准，而是依赖于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信念去理解它。好比说，几十年前，当农民被告知他们的利益和地主阶级利益是冲突的，工人被告知他们的利益和资本家的利益是冲突的时候，消灭了地主和资本家就是他们的利益所在，他们就起来闹革命，尽管事后来看，他们并没有得到自己所期望的东西。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长期以来，利益的概念在经济学里定义得比较狭义，即指物质利益。经济学假定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这个效用通常被理解为是物质欲望的满足程度。这样的理解是非常有局限性的。人们的利益不像传统经济学所狭义假设的那样，仅仅是物质利益，我们有很多非物质的利益。这些非物质的利益，对理念的敏感程度更高。好比说我们生活在社会中，要重视我们的名望，因为别人怎么看待我们很多程度上会决定我们的幸福水平。如果我们希望有一个好的声誉，我们做的事就必须正当，符合别人的预期。而什么事正当，什么事不正当，依赖于我们的理念，有关正当性的理念一定会影响我们的所作所为。
我们知道，人是地球上唯一理性的动物。什么叫理性动物？就是人是会思考的。人做事是有目的、有计划的，不是完全凭本能做事，而是根据自己相信的东西，根据我们认识到应该采取某种行动的理念采取行动。这就是一般讲的人作为理性动物的含义。如果理念不影响人的行为，人与动物就没有区别。
如果人是理性的，我们做任何事一定要找一个正当性的理由，这就追溯到，人生活最根本的目的是什么？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曾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人的目的是eudaimoni-a，一般翻译为“幸福”。在200多年前，德国哲学家康德也探讨过这个问题，他认为人类的本质性目的是幸福和完善，这个幸福和完善与快乐不一样，幸福是对个人所追求目标的和谐整合，完善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一个人在道德和肉体上的潜能。我理解，康德讲的和亚里士多德讲的含义是一样的，人类是追求卓越的，希望自己身上的潜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再进一步看，我们可以把人类对幸福的追求，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进行延伸。时间维度很简单，我们看重的是一生一世的幸福，而不是一时一刻的快乐。比如今天在这里开会，我们并不是就这一件事考虑这件事，而是着眼于更长远的考虑，今天做的事可能影响我们的未来，我们一定不会简单地按照短期利益来决策。人类在意的很多问题，甚至超出了我们生命的长度。所以有时候，为了身后的名声，人们愿意忍受一些身前的痛苦。
当然我们知道，人类也有一个弱点，这个弱点就是我们近视，看近处的东西比远处要大，未来一块钱肯定比不上今天的一块钱。但作为理性人来讲，我们要努力克服这样的弱点。如果更为理性地思考，我们会发现，未来的东西不像我们现在看到得那么小，眼前的东西不像我们现在看上去那么大，这样我们才能做出一个更好的决策。
幸福的空间维度来自人的社会性。人是社会动物，所以人的幸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和别人的关系，或者别人对你的看法。如名誉、地位、权力等这些东西，都会影响你的幸福。如果你认为做某种事是不对的，做这件事即使得到了物质的好处，但会受到别人的谴责，损害你的名声，从而减少了你的幸福感，你就不大可能做它。所以非物质的利益对人的理念更为敏感，有什么样的正义观念决定你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理性应该是欲望的主人，而不是奴隶
我还要继续谈一点对经济学的看法。我是一个经济学家，但我要做一点自我批评。经济学讲的理性，我们叫工具理性，简单说，就是人的目标是给定的。理性意味着我们尽量选择最有效的方式满足这个目标，最大化我们的偏好，最大化我们的效用。在这个意义上，按照工具理性，理性只是欲望和情感的奴隶，理性在制定人的目标方面没有什么大的作用。
我认为人作为理性存在物最重要的是目标理性，也就是说我们究竟应该追求什么，而不应该追求什么。人作为动物、作为一般的生物有很多欲望，哪些欲望应该满足，哪些欲望不应该满足，这是人区别于动物最重要的东西。根据康德解释，理性就是帮助我们选择目标本身，理性应该是欲望的主人，而不是欲望的奴隶，道德是约束人的偏好。生活中的大多数人是根据一定的伦理原则选择自己的目标。
2000多年前，中国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荀子也有类似这样的话，“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什么意思？欲望是一种动物本能，如果我们以我们的理性（“道”）指导我们的欲望，这时候就达到了乐而不乱，否则，我们只是简单地满足给定的欲望，却不对欲望本身做选择，就变成了“惑而不乐”。
一个人伟大与否，是低俗还是高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目标定在什么地方。越是短期内易满足的欲望，持续的时间越短。如果你只追求物质的快乐，你会变得非常平凡甚至庸俗。但如果你追求超越了一般动物性的欲望，包括对名声的重视，甚至本身在人类作为理性存在物这样一个概念的追求上，就可能变得高尚。所以说，仅仅强调工具理性是不够的，人类非常重要的是目标理性。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家、宗教家与经济学家不一样，经济学强调的是工具理性，哲学家和宗教学家强调的是目标理性。因为目标理性如此重要，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宗教创始人才影响了我们这个社会如此之久。
亚里士多德讲过人有三种生活，一种是享乐的生活，一种是政治的生活（追求权力和荣誉），一种是沉思的生活。每个人都必须有享乐的生活，但我们又不能仅仅满足于享乐的生活。他建议我们，如果物质生活达到一定水平后，应该追求沉思的生活。这种沉思的生活不依赖于外在的因素，是一种自我满足，是一种近乎神性的生活，本身就是目的。
理念和领导力的双重结合
引导社会变革
接下来我简单谈一下理念的力量在中国的实践。任何社会变革都是从理念的变化开始的，中国的改革也不例外。理念是人创造的，也是人实施的，这就引出另外一个问题——领导力。我们可以用理念和领导力的结合来理解社会的变革。理念可以正确也可以错误，领导力可能强也可能弱，这样在二个维图形上，我们有四个组合，最好的组合是第一象限，即正确的理念和强的领导力，其次是正确的理念和弱的领导力，最糟糕的组合是第四象限，即理念是错误的，但领导力很强。
为什么过去三十年为什么取得那么大的进步？因为我们有一个处在第一象限的人物——邓小平，他有比较正确的理念又有比较强的领导力，在中国发起并领导了市场化导向的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未来会怎么样？从图形上可以看出，如果处在第一象限，有正确的理念和强的领导力，可以完成中国法治建设和民主化的变革。
邓小平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一个伟大的制度企业家。他有正确的理念，又有非常高的领导力。我们可以用高考制度的恢复来说明这一点。邓小平在1977年再次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后，主管教育和科技，他搞的第一项改革就是改革招生制度，即大学招生由原来单位推荐改成考试录取。这是他的一种理念，他认为要实行现代化没有人才是不行的，要有人才，大学是最重要的，而大学要做好，选拔优秀的年轻人是最重要的，所以就决定恢复高考。但当时，教育部部长和其他教育部的官员还比较左，不太认同，所以就想方设法拖延，跟邓小平汇报说，高考很复杂，今年来不及做，我们需要更长时间的准备。邓小平说，你们有能力做就做，你们没有能力做，我就找有能力的人做。这样的理念和领导力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未来，中国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是否能成功，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我们有什么样的理念和领导力。
思想市场的自由引导社会进步
最后要特别强调的是，理念既然如此重要，从哪儿来？理念来自思想市场！所谓思想市场，就是不同的观点、信仰、理念、学术思想、主张可以同时并存，而且它们之间可以有平等和自由的竞争。人类做的很多事，在还没有实践检验之前，就需要选择做还是不做，这时候就要靠思想市场的竞争来帮助我们做选择。如果到实践之后再来选择，就变成了事后的检验，可能已经犯了巨大的错误。
思想市场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学术市场，是创造新理念的，这些新理念由哲学家、思想家、学者、理论家来提供；第二个层次是理念的传播市场，包括媒体，特别是公共知识分子、出版商、教师等，哈耶克称之为“思想市场的二手交易商”；第三个层次是理念的实践市场，包括政策的制定者、政治领袖。这三个层次都非常重要，但一般来讲，新的理念和思想是从第一个到第二个、第三个循序渐进的。
这三个市场通常由不同角色的人承担。因为角色完全不一样，甚至有冲突，比如，哲学家关注的是合理性。政治家更关注可行性。所以，尽管柏拉图主张过哲学家当国王，但事实上，当哲学家就不可能当国王，当国王就不可能当哲学家。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角色，每一个角色都非常重要，但功能不同。
我要强调的是，中国经常有一种观念认为，如果某一种理论观点不具现实的可操作性，就没有价值。这是不对的。真正的理论在最初提出的时候都不具有可行性。孔子的儒家学说一开始并不被认可，但经过了350年左右的时间，到了汉武帝时确立了统治地位。耶稣被十字架吊死时，罗马帝国只有1000名左右的基督徒，经过了300多年以后，基督徒增加到3300多万，罗马帝国皇帝最终于公元392年把基督教确立为国教。
思想市场的历史经验，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春秋战国时，中国有发达的思想市场，出现了百家争鸣，出现了儒家的思想。在南北朝时期，思想也比较自由，佛教在中国得到蓬勃发展，最终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这是正面的例子。而无论秦始皇焚书坑儒，还是汉武帝独尊儒术，都是对思想市场产生了严重的破坏，制约了后来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
过去30多年的改革，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思想市场的结果，如果没有有关真理标准的讨论，没有思想解放运动，不可能有邓小平的改革。大量的经济改革是通过经济学家讨论的结果，如果没有经济学家的讨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不可能写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文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写入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文件。我个人亲身经历了双轨制价格改革，1984年之前人们脑子里的价格改革就是价格调整，我当时写的文章改变了这个理念，我说任何政府制定的价格不可能是合理的价格，改革的唯一出路是逐步放开价格，也就是通过双轨制，走向市场决定价格的体制。有了这个新的观念，我们才找了价格改革的正确方式。
总而言之，思想、理念是非常有力量的，而只有自由的思想市场，才能为我们的改革创造新的思想和理念。
本文是作者于2014年5月12日在“北京大学儒商论域2014”年会上的主题演讲，本文经作者本人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