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国著名经济杂志《福布斯》(Forbes)刊登了前编辑冯艾盟(Eamonn Fingleton)所写的题目为《日本失去了20年的说法是个大骗局》的文章[1]，在日本引起很大反响。冯艾盟为了佐证自己的论点，还引用了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克莱恩(William Cline)在《国际经济》杂志上发表的题为《对日本的错觉：失去数十年的说法是荒诞的无稽之谈》的文章[2]，并指出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也持有相同的见解，即认为关于日本经济低调的看法缺乏经济学的根据。文章较短，其中有些观点笔者不敢苟同，但对其主要观点却颇以为然。该文作者的暗示十分明显，即美国政府被所谓“失去的二十年”的谎言所蒙蔽，采取了不恰当的对日政策，结果导致美国丧失很多经济利益。
而在中国，受中日政治关系恶化以及两国国民感情恶化等影响，从媒体到学者、官员等各个层面也都或多或少为“失去的二十年”所迷惑，对日本经济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误读，而这些误读有可能影响到我们对日政策的判断。拨开迷雾，辨明“失去的二十年”的虚与实，还原日本经济的真相，有利于我们对日本的全面、清醒的认识。
一、“失去的二十年”是一个伪命题
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一蹶不振，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在20世纪90年代末，日本经济“失去了十年”的提法就见诸报端，而到2010年前后日本经济仍无起色，又有媒体提出日本经济“失去了二十年”。很显然，“失去的二十年”是“失去的十年”的延续。[3]在媒体的渲染与炒作下，“失去的二十年”已“深入人心”，几乎成为一种固定符号，而且这似乎还不够，因为“失去的三十年”即将接踵而来。[4]原来印刻在人们头脑中的创造过各种奇迹的日本经济影像几乎荡然无存，日本似乎已经衰落得不值一提，甚至连发展中国家都不如。
当今的日本经济果真如此凄惨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可以肯定地说，日本现在仍然是一个国民生活富庶的经济发达国家，所谓“失去的二十年”是过分夸大日本经济衰退的伪命题。
(一)新自由主义改革与“失去的二十年”
诚然，过去的20年日本经济增长率偏低、财政状况不断恶化、通货紧缩长期化、个人显性工资没有增长，特别是低收入人群中的年轻人收入明显减少，地区差距、收入差距有所扩大以及日本经济国际地位相对下降等等，这些可谓“失去的二十年”之实。日本经济出现的各种问题，从本质来说，是在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即“日本模式”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阵痛和付出的“必要代价”。
人们对“日本模式”的通常解释是日本处在追赶阶段、工业经济时代，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所采取的“追求一国繁荣主义”的发展模式。其主要特征为：(1)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机制；(2)出口主导型发展取向；(3)引进技术赶超模式；(4)主要依靠内部积累的高储蓄；(5)重视教育和技术开发，等等。此外，日本区别于欧美各国的一些特殊制度、惯常做法，如因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广泛深入干预而得名的“日本株式会社”、国家的“行政指导”、各种限制竞争和保护国内市场的烦琐的规制、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主银行制、银行的“窗口指导”等都应属于“日本模式”的范畴。应当说，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机制是“日本模式”的本质特征，因为它贯穿于经济生活和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和领域。在这种模式下，日本将人、财、物、技术这些生产要素或经营资源作为国家资源集中起来使用，在强有力的官僚统治下，官民一体，实现有计划的发展。国家财力的集中，保障了大规模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整个国土的均衡发展；国家的行政指导和各种规制，有效地保护了日本国内市场和“幼稚产业”；终身雇佣制等雇佣制度，培养了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心，保障了企业技术队伍的稳定和整个社会就业的稳定；主银行制，保障了银行对企业的稳定资金供给。
但是，任何经济模式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在特定条件下是成功和行之有效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环境的变化，也会失效和过时。随着日本追赶目标的实现，后发优势的消失，加之知识经济的到来和经济全球化的进展，“日本模式”的相当部分开始难以适应新的形势。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模式”的弊病暴露无遗，日本不得不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
所谓新自由主义理论，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认为市场是万能的，提倡自由放任至上主义，标榜“小政府”。在日本，主张改革的当局和支持改革的学者认为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原因在于：(1)本来“市场”具有自律的恢复能力，但一些制度上的原因(如过多的规制和日本式的终身雇佣制、不良债权的积累等)妨碍了这种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使经济萧条陷入长期化和深刻化。只要消除这些制度性原因，资源(包括资金、劳动力、人才资源)流向生产效率较高的部门，就能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2)日本这次经济萧条的特征是供需差的扩大，不景气的原因与其说是需求不足，不如说是供给过剩所引起的。不难看出，改革者的第一个论点是全面信赖市场机制作用的新古典派宏观经济学的主张；后一个论点是根据“供给自身创造需求”的萨伊法则，认为GDP和就业水平可以完全不考虑需求因素，只由供给条件(具体来说是指决定经营者投资活动的条件)来决定，实际上这是供给学派的主张。据此，他们提出，放松规制、处理企业的“三大过剩”问题，特别是大量裁员才是最好的景气对策。
20世纪80年代，中曾根首相对国铁和电信公社等进行民营化改革，揭开了日本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序幕；桥本首相的“六大改革”是日本全方位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开始；“小泉改革”是日本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继续和深化。日本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主要特征，是变过去的“政府主导型模式”为“市场主导型模式”，更加注重市场的力量，提高民间活力。当然，这种转型也绝不是彻底转向“市场至上主义”，只不过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而已。由于新自由主义自身的理论缺陷，加之与改革实践的不对称，日本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并不成功，而且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以至于“失去的二十年”的声音不绝于耳。事实上，由于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化，日本的经济政策不得不时常回归凯恩斯主义，通过扩大公共投资刺激经济和渡过危机。目前正在推行的“安倍经济学”，也包含有很多凯恩斯主义的内容。尽管“小政府”的目标迟迟没有实现，但对改革带来的阵痛有所缓解。
总之，“失去的二十年”之“实”多半是日本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的，但政府时常出台的“反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危机的发生。不管怎么说，“失去的二十年”一语也有太多的夸张成分。因为日本人忧患意识很强，包括大部分政治家、普通国民都不喜欢张扬，特别是媒体出于各种目的更愿意报忧不报喜，而且不负责任地夸大事实以追求新闻效果。媒体长期的宣传，再加上许多日本学者精细片面的“科学论证”，导致多数日本国民甚至国际社会都误认为日本确确实实“失去了二十年”。
(二)比较找错了参照物
“失去的二十年”的谬误根源在于找错了参照物。其实，我们在观察日本经济时一直存在一个误区，即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以中国经济、美国经济或者日本高速增长时期和泡沫经济时期为参照物，来考察和衡量现在的日本经济。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初、中级阶段，也是城市化进程最快的阶段，经济高速增长有其必然性。日本早已完成追赶任务，与中国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难以和中国相比。日本与美国也不可比。虽然美国也进入后工业化的成熟阶段，但美国可利用政治霸权、军事霸权在全球呼风唤雨，利用所谓“能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借口，有能力调动全球资源，为其经济发展服务，还可利用美元作为基轴货币的优势维持印钞权和定价权，借此在世界经济中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即便自身经济出了问题也可以让全世界为其买单。而日本绝没有这种经济以外的能力支撑和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另外，从纵向比较来看，目前的日本经济与日本高速增长时期也不可比。日本在1955年至1973年间实现了高速增长，完成了追赶欧美发达国家的任务。昔日日本的高速增长与中国现在的情况比较相似，甚至是在比中国更为有利的条件下实现的：其一，当时日本正处于后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潜力很大，国内和国际市场空间宽广；其二，从支撑经济发展的三要素——劳动力、资金和技术层面来看，三者的供给都十分旺盛；其三，世界经济与技术革命环境良好，日本实现了一枝独秀的发展。而现在，上述的基本背景和基本条件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所以现在的日本经济无法与高速增长期进行比较。还有很多人拿现在的日本经济与泡沫经济时期进行比较，例如，2013年9月中旬日经225种平均股指为14400点左右，仅仅相当于1989年的三分之一强；现在的地价不足当时的三分之一；与泡沫经济时期相比，日本的资产损失高达1500万亿日元[5]；现在日本的金融、产业、企业实力与当时更是有天壤之别。其实，与泡沫经济时期进行比较更不恰当，因为泡沫经济本身就是一种异常或者说非理性的危险经济状态。
笔者认为，现在的日本经济状况若与尚未发生泡沫经济之前的1984年的日本经济相比，应当是比较客观的。如图1所示，若以1984年为100，股市(除泡沫期外)有升有降变化不大，地价也未发生太大变化，劳动者个人收入略有上升，而法人收入有升有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个人金融资产上升幅度较大，2010年大概是1984年的三倍。
储蓄率下降是人们认为日本经济失去20年的主要论据之一。从图2可以看出，虽然家庭的储蓄率在下降，但企业的储蓄率在上升，民间储蓄总体仍维持较高水平。在2002年以后，企业储蓄率一直维持在20%以上，这说明企业早已解决了资金短缺问题，而且赢利水平较高。当然企业储蓄率较高，也反衬出日本企业难以找到合适的投资对象，投资动力不足，这也是日本长期以来的结构性问题。表1的数据则显示，日本人均GDP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总体呈快速上升趋势，从1985年的11369美元上升到2011年的46618美元，增长3.1倍。从对上述数据的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与日本经济正常状态的1985年相比，日本的主要经济指标并没有“失去”。而且，标志国民富裕程度的人均GDP仍处于上升状态，显示民间财富的个人金融资产和民间储蓄仍居于高位，日本的经济实力和国民生活水平绝不逊色于欧美主要发达国家。
二、客观认识过去二十年的日本经济
很显然，“失去的二十年”这一说法并不准确，不能概括日本经济的真实面貌，甚至有舆论误导之嫌，但并不意味着日本经济不存在问题。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其必然性和偶然性，但在这一过程中还出现过多次“小阳春”，日本经济发展依然存在不少亮点。
(一)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众所周知，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一直萎靡不振，陷入了长期低迷状态。其主要特征如下：(1)经济增长疲软；(2)国际经济地位相对下降；(3)财政状况不断恶化；(4)长期通缩；(5)地区差距与贫富差距扩大，等等。其实，日本经济之所以陷入这种长期低迷状态，有其必然性也有偶然性。
日本早已进入后工业化的成熟阶段，经济进入低速增长有其必然性。由于日本完成了追赶任务，与欧美发达国家站到同一起跑线，后发优势消失，前面有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打压和堵截，后面有“亚洲四小龙”(NIEs)以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高速追赶，日本经济的国际地位必然相对下降。从国内情况来看，人口迅速老龄化，需要加大社会保障费用支出，劳动力人口开始减少，经济增长活力下降。而且，由于日本经济长期推行均衡发展模式，全国各地区几乎同时进入后工业化的成熟阶段，国土基础开发已经完毕，国内发展空间受限，这使得公共投资的乘数效果不断下降。日本经济后发优势消失，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放缓，而自身的创新能力不足，导致供给难以提高。由于国内市场饱和，进一步扩大内需极为困难，只能依赖出口刺激经济复苏，但又遭到来自新兴经济体的激烈竞争，导致需求严重不足。长期通缩，居民收入增长停滞，导致消费疲软。消费疲软直接导致企业生产和设备投资的减少，进而使总供给能力萎缩。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发达国家同时陷入去杠杆化的低速增长，这也说明日本经济衰退不是孤立、个别现象。(参见图3)
而且，经济发展是有周期性的，战后日本曾出现过高速增长和中速增长，进入长期有波动的低速增长也是很自然的现象。从日本战后经济发展轨迹来看，其表现出来的15次景气周期循环变化，基钦周期和朱格拉周期的特征比较明显，同时也能观测到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和库兹涅茨周期的痕迹，但其更符合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规律，加之上述的客观因素制约，日本陷入长期低迷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目前，日本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为1.5%左右，经济长期低迷应当是一种常态。换句话说，低速增长本就是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的正常状态，既然是正常状态，何谈“失去的二十年”？
但是，不可否认，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出现也有一定的偶然性。过去的20多年里，可以说日本运气不佳。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2011年发生的日本大地震、大海啸、核泄漏事故，国内外环境制约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其中，特别是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和东日本大地震对日本经济的打击极为沉重。也许有人会说，世界其他国家也发生过自然灾害，也同样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这一点不足以构成日本陷入长期低迷的偶然性。此话不错，但关键是日本正处于长期低迷之中，抗击外来冲击的能力比较脆弱，这些外来冲击无异于雪上加霜，使刚刚看到一点复苏希望的日本经济又陷入深渊之中。换言之，如果没有这些外来冲击，日本经济的状况或许会好一些。
(二)在总体低迷中也有“小阳春”
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进入新自由主义改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可测因素增多，加大了政府的宏观调控难度。特别是从政局来看，政府更迭频仍，当政者将主要精力用于争权夺利，使经济政策无法保持连贯。特别是政府当局对“泡沫”的危害认识不足，对不良债权问题未能采取及时对策，而且对经济形势多次判断失误，贻误战机，政策摇摆不定。加之国内外客观环境的恶化，拖累了日本经济的复苏。
其实，综观过去20多年，日本真正出现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只有1997年和1998年，其间金融机构纷纷倒闭，并出现轻微的信用危机，但很快就得到控制。由于经济周期的作用，在总体低迷的20年中，日本经济也曾出现过低水平的恢复。如图4所示，阪神大地震后的1995-1996年的“小阳春”，1999-2000年出现的“IT景气”，2002年1月至2008年3月还出现了长达73个月的战后最长、年均经济增长率为2%的低水平景气，亦称“没有实感的景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截至2005年日本解决了不良债权问题。正因为如此，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来临后，日本金融机构遭受的直接损失有限，金融系统始终保持稳定状态。但是，由于美国、欧洲等外部市场急剧恶化，使日本的实体经济遭受重创，这也暴露出日本过度对外依赖的经济结构的致命弱点。在2008年第四季度，几乎所有主要经济指标都出现了自由落体式的下跌，2008年度实际GDP增长率出现了-3.7%的战后最大幅度滑坡。但是，在外需扩大和超宽松货币政策、积极财政政策等因素的强力推动下，2009年第二季度以后日本经济形势逐渐好转，2009年度实际GDP增长率为-2.0%，降幅明显收窄，2010年度实现3.4%的正增长，这是1991年以来的最高增长率，远远超过日本国内及国际经济组织的预期。这意味着日本已经从金融危机的最困难时期走出，开始进入复苏的通道。
2011年3月，日本遭受了百年一遇的大地震和千年一遇的大海啸，再加上核泄漏，面对这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复合型大灾难，日本国民表现出惊人的淡定，社会秩序井然，抢险救灾有条不紊，而且出人预料地迅速恢复。在大地震和大海啸发生的同时，日元出现了急剧升值，特别是2011年下半年还受到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导致的世界经济环境恶化的影响，即便是在这种极度恶劣的环境下，2011年度的日本经济仍保持了0.3%的正增长，并没有陷入负增长。2012年5月，占日本发电总量29%的55个核电机组全部停机，但日本经济、企业生产与国民生活并没有受到约束性影响，2012年度实际GDP增长率仍为1.2%的正增长。这些都充分反映出日本经济所具有的雄厚实力。2010年至2012年的三年，日本年均实际经济增长率为1.6%，与1991年至2009年间的年均增长率相比，高出一倍。2013年，在“安倍经济学”的刺激下，日本第一季度实际GDP增长率高达4.1%，第二季度也是3.8%的高增长。[6]
另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特别是东日本大地震以来日元曾持续走高，这虽然有不利于日本出口的一面，但对日本大量进口能源和原材料却十分有利。其实，一国货币的升值与否主要取决于其经济发展的基本层面和未来前景，日本经济状况不算好，但至少不比美国和欧洲经济状况更坏，所以投资家才大量购入日元。换言之，日元持续升值本身就意味着日本经济仍具有实力。也正是因为日元升值，尽管日本在2011年名义GDP增长率为-0.7%，但如果换算为美元则为5.87万亿美元，与上年相比增长7.5%。
(三)灰暗的20年中也有诸多亮点
泡沫破灭后的日本经济确实处于相当灰暗的时期，但如果认真分析不难发现，在过去的20年中，日本经济也有许多亮点。
日本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经济处于鼎盛时期开始走向停滞和低迷的，直到现在，日本依然是一个极富有的发达国家。2012年，日本GDP总量达5.96万亿美元，仍居世界第三位，人均GDP高达46736美元，仍居世界前茅。[7]海外净资产高达296.1万亿日元，为世界第一；个人金融资产为1547万亿日元，居世界之首。[8]从外汇储备看，到2006年为止，日本一直居世界第一位，2006年以后被中国超越，居世界第二位，2012年9月为1.28万亿美元。另外，日本还拥有可供半年消费的石油储备，以及大量的镍、铬、钨、钴、钼、钒、锰、铟、铂及稀土金属等战略物资储备，实际上这是一种物化的外汇储备，而且更具战略意义。
目前，日本的失业率为4%左右，最高年份的2002年也只有5.4%，而欧洲国家大多都在8%以上(参见图5)。国民生活水平甚至高于欧美发达国家，自然环境和空气质量仍然是世界最好的。日本在世界产业链条中仍居高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仍属一流。从某种意义上讲，过去的20年更是日本改革调整的20年，经受历练的20年，制度创新的20年。[9]
日本经济之所以陷入长期低迷，主要是对过去日本所出现的超过自身实力的虚假繁荣的彻底清算。经过不间断的改革，在这20年当中，形成了支撑日本经济未来发展的三个重要条件：第一，是空前的成本下降与效率提高；第二，是日本企业的国际化和世界市民化；第三，是持续且高强度的技术积累。在应对美国要求的日元升值过程中，不仅工资水平下降了，而且流通成本和公共费用都大大降低，日本从一个世界物价最高的国家变成了世界有数的低成本国家。另外，由于生产大量转移到海外，日本正从出口基地向全球商务的总部功能和总部经济转变。企业的研发高投入，促使日本的潜在技术实力上升。过去的20多年，日本企业部门对研发的投入占GNP的比例在发达国家中是最高的，2007年高达2.7%。[10]而从1990年起日本对研发的投入占GDP的比重在发达国家中也是最高的，特别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处于上升状态，2007年接近3.5%。[11]而且，在过去的20年当中，日本在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等领域涌现出十余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推动经济发展的三要素中简单劳动力资源的权重将会下降。从日本来看，人口红利早已丧失，人口和劳动力都在减少，代之而来的是“人口重荷”的包袱。另外，资本对经济的拉动力也在相对下降，而人才、技术以及创新能力将在推动经济成长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经济萧条期的技术储备和人才储备，意味着今后发展的后劲会更足。
三、从国际比较看日本经济的实力
从国际比较来看，过去20年的日本经济也有不俗的表现。首先从宏观视角可以看出，劳动力人均创造的价值仍处于高位。从1991年到2012年，美国的劳动力人口增长23%，而日本仅增长0.6%。如果按劳动力人均产值来看，日本的增长速度不仅超过美国，甚至超过了被认为是当代经济发展成功代表的德国。日本过去一直将长期通缩视为日本经济的病源之一，但在威廉·克莱恩看来，回顾过去20年的日本经济，恰恰是物价下降时比物价上升时更繁荣。[12]过去的20年，日本实际GDP增长率不足1%，但冯艾盟认为这不能完全排除有日本政府或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人为操纵的可能性，因为日本人均电力生产从1990年以来比美国增长了一倍。这与实际经济增长率的低迷存在难以解释的矛盾。
(一)与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比较
在贸易方面，日本在过去的20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89年以后，在主要发达国家中，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的只有日本和德国。而同期，不用说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的贸易逆差近年来也都在扩大。不容忽视的是，日本贸易的成功是在日元不断升值的前提下取得的。如果真是所谓“失去的二十年”，日元理应贬值，而实际上，日元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升值50%。2011年以后日本贸易虽然陷入逆差，但其原因主要是东日本大地震以后受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的影响，占全国发电总量近30%的核电站或废弃或停机，造成电力短缺，从而不得不大量进口化石燃料以解燃眉之急，进而造成进口异常扩大的局面。随着未来核电站的陆续重启，日本的贸易状况可能得到改善。尽管2011-2012年日本的贸易收支出现了连续两年的逆差，但是由于日本海外资产庞大，国际收支仍处于顺差状态，经常收支也一直保持顺差。
在企业经营方面，过去的20年，日本企业的赢利状况也远好于欧美。诚然，日本的股市尚未恢复到1989年异常的“最高”水平，但需要注意的是日本的股市变动并不一定真实反映日本企业经营的实际状况。尽管日元升值，但企业效益仍然保持较高增长，如图6所示，20世纪90年代以来，除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以外，日本企业的经常收益基本呈较高增长之势。由于效益较好，日本企业也都维持着较高的雇用率。
从具体产业来看，汽车产业的效益首屈一指。2011年丰田汽车公司的销售额高达2595亿美元，是1989年841亿美元的三倍以上，而且这一业绩是在发生了东日本大地震、生产不得不大幅度缩小的情况下取得的。2012年丰田公司的销售额又进一步扩大，高达23.5万亿日元(若按当年汇率1美元兑83日元计算，约折合2831亿美元，同比增长9%)，汽车产量超过1000万辆，居世界之首；营业收益高达1.3208万亿日元，与上年相比增长271.4%。[13]2011年日产汽车公司销售额也达到1190亿美元，为1989年的三倍，其他汽车企业也都取得很好的业绩。与日本相比，欧美汽车企业则大为逊色。2011年福特汽车公司的销售额为1333亿美元，与1989年的924亿美元相比仅增长44%。而通用汽车公司的销售额为1503亿美元，与1989年的1211亿美元相比仅增长24%。在欧洲市场，与标致雪铁龙、沃尔沃、雷诺、捷豹等当地企业一样，美国的子公司也被日本企业夺走了市场份额。
(二)与中国的比较
对日本经济进行国际比较，绝对绕不开与中国的比较。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对日本人的心理防线造成巨大冲击，这也成为反衬日本经济“失去的二十年”的重要依据。毋庸置疑，中国的GDP总量超过日本，这充分体现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件。但中国人口是日本的十倍，GDP总量超过日本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能以日本GDP被中国超越来反证日本经济“失去了二十年”。经济大国不等于经济强国，中国在经济质量上与日本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以购买力平价来衡量的GDP总量，中国早就超过日本，2009年中国为9.09万亿美元，而日本仅为4.14万亿美元。而名义GDP总量，中国在2010年超过日本，2012年日本的GDP总量为5.96万亿美元，中国的GDP达到8.22万亿美元。但日本人均GDP为46735.7美元，居全球第13位，而中国人均GDP仅为6075.9美元，居第87位，远落后于日本。[14]
虽然中国GDP已超过日本，但衡量经济总量的另一个重要指标GNP却未必已经超过日本。日本吸收外资很少，在海外拥有大量优良资产，其海外公司每年汇回日本的利润约占其GDP的2%～3%，而中国正相反，在华投资的大量外资企业，每年都要把中国GDP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汇出中国。这个数字究竟有多大，很难统计，但一加一减之后，中国的GNP是否超过日本，还很难说。事实上，GNP也许比GDP更能真实反映一国的经济状况和国民的富裕程度。
绿色GDP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衡量各国扣除自然资产损失后新创造的真实国民财富的总量核算指标。简单地讲，就是从现行统计的GDP中，扣除由于环境污染、自然资源退化、教育低下、管理不善等因素引起的经济损失成本，从而得出真实的国民财富总量。绿色GDP的统计难度很大，许多指标难以量化，又无国际统一指标，中国国家统计局曾经进行过绿色GDP统计尝试，尽管不十分精确，但绿色GDP要比实际GDP低很多。有关测算表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约相当于GDP的8%，2005年以来这一数字虽在下降，但到2011年仍高达4%左右。[15]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仍然停留在“粗放”状态，单位GDP所需的资源以及能源消耗远高于日本。日本在节能环保产业、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等方面居世界一流，而中国在这方面存在明显差距。这样看来，日本绿色GDP将大于中国。
在社会公平方面，应当说日本是社会收入分配最公平的国家之一。尽管日本近年来也出现了差距扩大的趋势，但总体来看，仍居世界收入分配最公平、差距最小的国家之列。其基尼系数只有0.32左右[16]，而中国高达0.47[17]。从地区差距来看，在日本，最发达的东京与最落后的冲绳人均GDP之比在两倍之内[18]，若考虑到物价因素几乎没有差距，而中国最发达地区与最落后地区之间却有十倍之差[19]。在社会保障方面，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已实现养老、医疗保险的全社会覆盖，而在中国，社保系统刚刚启动，水平还很低，还有很多农村地区未能全部覆盖。日本早在80年代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目前城市化率高达70%以上，医疗、教育等社会公共服务实现了均等化，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几乎不存在差距。中国仍处于工业化的初、中期阶段，城市化率在50%左右，而且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至少在三倍以上，特别是城乡之间社会公共服务的差距极大。
从产业结构来说，日本在20世纪70-80年代已经实现了发达国家中最先进的产业结构，其农业人口仅占总人口的4%左右，而中国的这一比例现在还高达47%。在世界产业链中，日本居高端地位，而中国仍居于中低端地位。中国虽然已成为“世界工厂”，钢铁、一次能源以及中低端家电产品、服装等产量世界第一，但是在高端、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方面并没有优势。此外，在公共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保险等现代服务业方面，中国与日本的差距更大。
从企业层面看，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努力，中国企业的整体实力得到很大提升，但与日本企业的差距还很大。早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企业就已相当成熟，拥有丰田、日产、日立、东芝、松下、新日铁等世界顶级企业，而且这些企业包括许多中小企业掌握着众多的核心技术，形成了许多世界级品牌。日本企业与欧美国家相比几乎无差距可言，所生产的产品如高端电子芯片、半导体、机器人、家电和汽车等甚至要超过欧美。而从中国的现状来看，世界顶级企业和品牌极少。中国的企业严重缺乏自主的核心技术，大而不强。近年来中国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但是日本企业的总体排名更加靠前，而且多以制造业为主，中国多数上榜企业为具有垄断资源的国企央企。中国企业的竞争力较之日本还是略逊一筹。
过去40多年，日本头顶“世界第二”的光环，既有积极转变增长方式、调整升级产业结构、开发节能技术、促进经济社会均衡发展带来的光荣，也有被成功冲昏头脑、张扬于世、政策失误导致泡沫生成并破灭，最终饱尝“长期低迷”的苦果而留下的沉痛教训。日本的经验与教训，着实值得中国认真借鉴和汲取。
四、“哀兵之策”的利与弊
日本高调宣传“失去的二十年”也并不完全是因为日本人的低调与内敛，对外哭穷是日本的一贯伎俩，因为哭穷可以给日本带来好处。日本政府、媒体，特别是学者应当对经济数字很敏感，但是笔者注意到，当金融危机对日本造成沉重打击，使日本经济在2008年第四季度急剧下滑13%，2008年度GDP下降3.7%，其他经济指标也迅速下滑的时候，日本政府官员的发言、学者的分析以及电视、广播、互联网和平面媒体连篇累牍，大肆渲染。但2009年6月日本经济在发达国家中第一个“触底”，2009年度GDP降幅收窄，特别是2010年度GDP增长率达到3.4%，不但政府不作声，几乎很少有专家评论，媒体报道也很少。另外，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的3月份工矿业生产指数急剧下降了15.5%，第一季度GDP下降了6%，关于日本损失惨重的报道非常多。但日本产业链条迅速恢复，经济很快复苏，第三季度出现7.1%的高速增长，2012年第一季度又出现6.1%的高增长，诸如此类的事实却几乎很少报道。日本这种报忧不报喜的做法，自然与日本民族危机感较强、处事低调的国民性有关，但也不能排除这是一种“哀兵之策”。
回顾战后历史，日本并非一贯低调，也曾经张扬过，但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日本自1968年完成追赶欧美目标，特别是进入80年代中期后一夜暴富，据统计当时仅仅是东京的地价就相当于整个美国国土的四倍。此时的日本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都完成追赶任务，经济进入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在这种背景下，从政治家到普通国民，都开始头脑发热，日本列岛充满骄横、狂躁之气，以为日本经济增长前景不可限量，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与日本相比。这种自满导致日本整个国家对泡沫失去警惕。企业、民众齐上阵，全民炒股、买房，就连家庭主妇也加入投机行列，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投机风潮。钱多了，就到处张扬，忘乎所以；钱多了，就要想办法找出路。于是，日本投资者开始对美国进行大规模投资，以高价购买美国的土地、矿山、农场、工厂、企业、银行、旅馆、摩天大楼、商业中心、高尔夫球场以及好莱坞等，夏威夷几乎成了日本的“殖民地”，日本甚至声称要“购买美国”，其结果是不仅惹怒了美国，而且也被世人称为“经济动物”而受到鄙视。众所周知，美国很快就对日本进行反击，首先是美日贸易战，接下来就是“广场协议”迫使日元急剧升值，迫使日本进行以扩大内需或者说是以减少对美出口为目标的结构调整。在美日经济战中，日本节节败退。再加上后来经济政策上的失误等各种原因，日本出现了泡沫经济，90年代初泡沫破灭，日本经济从此一蹶不振，进而陷入长期低迷状态。
很显然，昔日当“骄兵”，使日本吃尽了苦头，所以才选择了明退暗进的“哀兵之策”。在被认为是日本经济最困难时期的1998年，大藏大臣宫泽喜一曾说“日本经济已濒临崩溃的状态”，索尼会长大贺典雄也曾发表类似的言论，几个月后丰田公司总经理奥田硕甚至发出警告称日本的问题“可能引起世界性金融危机”。然而，当时正是企业经济效益最好之时，1998年与1989年相比，索尼的利润增加了131%，丰田的利润增加了56%。[20]
当然，日本借这一“哀兵之策”也得到了诸多好处。“日本政府和日本企业家居安思危，之所以唱衰日本经济，是他们意识到，日本经济衰退的说法有利于缓和美国政府对日本市场封闭的追究。尝到甜头的日本人，就这样一直不停地述说着日本经济患上了不治之症。”“但是，对美国来说，‘孱弱的日本’这一说法发挥了神奇的威力。高贵的美国不会再打已经倒地的对手。其结果，汽车、汽车零部件、金融服务和大米等这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美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直到现在连一个都没有解决。”[21]正是因为日本的示弱与长期的低调宣传，使得美国放弃了与这个昔日的“经济宿敌”较劲，而将打压的目标转向中国；也正是因为日本经济低迷，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钱的目光没有盯住日本而是转向了中国，使得日本在经济全球化大环境中顺风顺水。正是所谓“失去的二十年”的宣传功效，日本得以在不被别人瞩目、反被别人同情，甚至是被人看不起的情况下，低调地发展经济。日本人的低调所获得的实惠和中国现在这样在被人“关注”、捧杀的情况下发展经济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
“哀兵之策”不仅使日本在发展经济方面得到了好处，而且在其他方面也得到实惠。正是在这种低调、不被人关注的情况下，日本根据美国“再平衡战略”的需要，抓住美国人利用其充当“鹰犬”而给予一定松绑的机遇，高调扩充自身的军事实力，向海外派兵、出售武器，极右势力在历史问题上大放厥词，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向“修宪”的目标步步逼近，即便如此，却很少听到西方的反对声音。正是在不被人关注的情况下，日本可以不遵守诺言，即使没有实现《京都议定书》提出的减排目标，也不会被人追究。正是由于低调和被人同情，日本可以把福岛核电站的核污水轻松地排入太平洋而不受人指责。也正是在不被人关注的情况下，日本紧随美国，一方面加紧对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的实际掠夺，步步紧逼，大搞所谓“购岛”闹剧，同时通过经济援助等手段，拉拢太平洋岛屿国家，孤立中国，甚至怂恿和支持菲律宾与中国对峙，在充当美国围剿中国的“鹰犬”的同时，不断谋取自身利益。日本正是以“哀兵之策”，虚退实进，向实现其“正常国家”的“日本梦”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不过，日本的“哀兵之策”也有很大的负面作用。从日本国内来看，由于人们整天被灌输的都是不景气、“失去的十年”、“失去的二十年”，现在又开始议论“失去的三十年”，这种不负责任的宣传与鼓噪，使人们看不到明天的希望，萧条预期增强，消费欲望减退，消费心理受挫，全社会消费不振，自然也会使总需求进一步下降，影响实体经济的复苏。长期萧条的宣传还会使人心涣散，特别是使年轻人感到前途无望，丧失信心，这不仅会对日本经济，也可能对日本的未来产生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目前日本毕竟还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还是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长期宣传“失去的二十年”以及“将要失去三十年”等论调，也有损于日本自身的国际形象，将会加剧日本国际地位的下降。
综上所述，所谓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的说法有虚有实，但虚多实少。总体来看，过去的20年，尽管日本经济增长速度很低，但仍取得了“没有水分”的发展。在泡沫经济崩溃20年后，日本仍然保持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地位，未来日本经济的GDP总量还将缓慢增长，国际地位将相对下降，但下降速度将是很缓慢的。到2030年日本仍将保持前五地位，即使到2050年也仍能保持前八地位。日本的经济实力和政府掌控宏观经济运行的能力不可轻视。认识一个真实的日本经济，知己知彼，有助于我们正确制定对日政策，只有客观认识对手，才能实现真正的超越。
注释：
[1]Eamonn Fingleton,"The Story of Japan""""s """"Lost Decades""""Was Just One Big Hoax",Forbes,August 112013,http://www.forbes.com/sites/eamonnfingleton/2013/08/11/.
[2]William Cline,"Japanese Optical Illusion——The""""lost decades""""theory is a myth",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Spring 2013 Issue,http://www.international-economy.com/indexhtm.
[3]“失去的十年”这一提法据说最初似乎出自于《中国新闻广场栏目》，此后在《日本经济入门》(『ゼミナ一ル日本経済入門(1999年度版)』、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中被理论化阐述。实际上准确的提出时间和出自于何人已很难说清，但基本是根据美国“失去的十年”演化过来的，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失去的二十年”这一提法更为普遍，但始于何时、源自谁人就更难以说清了。
[4]比较有影响的有：池田信夫『「失われた30年」に向かぅ日本』(ェコノMIX異論正論、ニュ一ズゥィ一ク日本版2010年12月23日)、塩沢由典『「失われた30年」を避けゐには』(オピニオン：Chuo Online)、土居雅紹『「失われた30年」となゐ可能性も次の10年を考之て投資しょぅ』(MONEYzine「ヮラントコラム」)、佐藤周一『ぃまこそ「失われた30年」をもたらした「中曽根政治」の総括が必要だ』(広島瀬戶内新聞社、JANJANブ口グ)。
[5]「失われた20年」、http://ja.wikipedia.org/wiki/。
[6]内閣府経済社会総合研究所「2013(平成25)年4～6月期四半期别GDP速報(2次速報值)」、2013年9月9日。
[7]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April 2012,2013.
[8]「対外純資產、過去最大の296兆円2位中国の2倍、22年連続『世界一の債権国』」、2013年5月28日、http://sankei.jp.msncom/economy/news/130528/fnc13052810090003-n1.htm。
[9]武者陵司『「失われた20年」の終わり—地政学で診る日本経済—』、東洋経済新報社、2011年、170頁。
[10]文部科学省科学技術政策研究所『科学技術指導2009』。
[11]OECD,Ma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icators,2009,2.
[12]William Cline,"Japanese Optical Illusion——The""""lost decades""""theory is a myth",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Spring 2013 issue,http://www.international-economy.com/index.htm.
[13]「デ-タで見る世界の中のトョタ」、http://www.toyotaco.jp/jpn/company/about_toyota/gaikyo/。
[14]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s,2013,4.
[15]参见李扬：《中国经济增长是300年绝无仅有的奇迹》，《求是》2013年第10期。
[16]厚生労働省『平成20年所得再分配?{查報告書』、2008年，http://www.mhlw.go.jp/stt/houdou/.…att/2r9852000000nmvb.pdf。
[17]《0.47～0.49统计局首次发布十年基尼系数略高于世行计算的数据》，和讯新闻网，2013年1月19日，http://news.hexun.com/2013-01-19/150340094.htnml。
[18]矢野恒太記念会編集『日本国勢図会2011/12』、矢野恒太記念会、2011年、534頁。
[19]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编制的《中国统计年鉴》历年版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20]Eamonn Fingleton,"The Story of Japan""""s""""Lost Decades""""Was Just One Big Hoax",Forbes,August 11 2013,http://www.forbes.com/sites/eamonnfingleton/2013/08/11/.
[21]Eamonn Fingleton「語られ始ぁた『日本の失ゎれた20年はゥソ』とぃぅ真実」、『Forbes』2013年8月11日、http://www.nikkei.com/article/DGXNASFK2700G_X20C13A8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