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和社会矛盾凸显的关键时期，智库的发展得到了国家的关注和重视。2004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要使哲学社会科学界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智库”和“智囊团”。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示，要建设中国特色智库，适度超前，服务决策，为中国智库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全国各部门各地发展智库的热情空前高涨，各种类型的智库不断涌现，相关的研讨会和评估也络绎不绝。
但是，在全社会智库热之际，我们也必须对智库问题进行一些冷思考，对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进行梳理，避免由于认识上的误区而影响智库的健康发展。例如，什么样的组织是智库，什么样的组织不是智库?智库的基本社会功能是什么?什么不应当是智库的功能?当前中国智库的发展最缺什么?如何培育中国特色国际一流智库的发展?本文想就这些问题做一粗浅的分析，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大家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并开展更加深入的讨论，从而推动智库的健康发展，为中国公共政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做出贡献。
智库(也称思想库)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是特指稳定的，相对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其研究人员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广泛的公共政策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并在与政府、企业及大众密切相关的政策问题上提出咨询建议。[1]智库既是专业知识库及高级人才库，也是科学知识与公共政策之间的重要桥梁。智库的兴起与当代公共政策的特点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密切相关。
首先，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科技方面的进步，任何一个公共政策问题都涉及到多方面的专业知识。公共政策制定所需要的科学分析仅靠单个或少数专家的力量远远不够。稍有不慎，错误决策的成本是巨大的。任何重大公共政策从决策方案的提出、评价，到最终方案的选择，必须综合各方专家的集体力量。另一方面，公共政策问题的复杂性、连续性及可重复性要求有稳定的研究机构去从事专门研究，很多政策建议往往需要经过不断的讨论、修正，才能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变成具体可行的政策行为。
其次，现代公共政策问题的解决往往需要多学科的深入研究，需要综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工程技术多方面的研究结果。期待智库这种单一的社会组织来完成所有这些研究是不现实的。与公共政策相关的研究活动必须在不同社会组织中有效地开展分工协作，构建科学民主决策的知识链条。一般来说，可以把政策分析过程中相关的研究工作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基础性研究。这些研究工作并没有特别的指向性，是对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的发现、认识和解释。例如，关于北京地区雾霾形成机理的研究就属于此类研究。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可能起源于科学家的好奇心，也有可能起源于解决实际问题的需求。但由于这些研究工作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其产出的经济社会效益不清楚，所以，市场主体一般没有积极性去资助此类研究工作，属于典型的市场失灵，需要由国家对从事基础研究的大学或科研机构提供制度性的经费投入来解决。
第二类是应用性研究。这些研究工作的政策指向性比较明确，是针对经济社会发展对公共政策领域所提出的需求而开展的。如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研究。这些研究虽然是应用导向，但需要对相关领域的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系统的分析和研究，甚至于要开展一些基础性的研究。这些研究的结果往往会提出具有前瞻性、系统性，比较宏观的政策建议，比较适合由智库来执行。市场主体一般也没有积极性支持此类研究，需要智库通过各种方式筹资开展。
第三类是对策性研究。这些研究工作是针对公共政策过程中具体决策需求而开展的研究，需要对实际问题提出具体的政策方案并包括利弊分析。如1963年古巴导弹危机中美国得知苏联在古巴部署核导弹之后应该做出什么反应?这类研究工作的指向性非常明确，但往往时间紧，信息不完全。同时，也必须充分了解决策者面临的其它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国际压力等约束条件。这类研究往往是由政府内部的研究机构来执行，不需要额外的经费支持。
在实际政策研究过程中，不同机构之间的分工并没有那么清晰。很多高校的研究机构也从事应用性研究或对策性研究，很多智库也积极参与到对策性研究。但从各类机构的比较优势来看，在合理分工的基础上有效地合作更有利于推进公共政策研究的科学化和有效性。当然，各类研究的资助方式也是一个核心要素，后面还将要涉及到。
再次，随着各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的公共政策对公众福利的影响越来越大，公众对于公共政策知情权和参与权的要求越来越高。在一个利益格局和价值选择多元化的社会中，公共政策如何平衡各种利益和价值观念的冲突和矛盾是各国政府面临的巨大挑战。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和能力也在不断地提高，他们不但希望公共政策能够保护自己应有的权益，而且希望自己的价值观念能够在公共政策中得到体现。当然，由于时间、能力等各个方面的约束，广大公众能够直接参与政策研究的人是极少数。更多的公众则是通过各种公开的政策分析报告或政策讨论来了解政策过程，并通过社会既定的政治参与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这些政策的支持或反对。正因为如此，智库对公共政策问题比较客观中立的分析，除了政策制定者之外，还有一个巨大的需求群体，就是关注相关公共政策问题的公众。
正是在这两种力量的作用下，以提供专业客观的政策分析为己任的智库应运而生，其标志性事件就是1948年在美国成立的兰德公司。虽然各种统计千差万别，但全世界目前有影响的智库超过上千应该是不争的事实。这些智库在各个国家的国内政策及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三、智库的社会职能
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社会组织的专业化。尽管智库可以在现代社会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也不能过度夸大。目前很多媒体的分析和报道把智库的社会功能夸大或者泛化，似乎有了智库，中国的很多政策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还有一些机构对包括大学、研究机构、盈利性咨询公司等各类社会组织进行所谓智库评比，混淆不同类型组织的社会功能，这种认识误区对于智库的发展有害无利，值得注意。只有对智库的社会功能准确定位，建立稳定合理的预期，并依此对智库的水平、公正性、客观性进行合理的评价，才能够使得智库优化其社会功能，向着专业化和客观中立的方向发展，建立起其应有的社会信誉。
在中国现阶段的发展过程中，智库在推动公共政策科学化民主化过程中具有三个主要职能。
首先，智库可以发挥政府理性决策外脑的职能，对政府面临的公共政策难题进行相对独立的，科学理性的分析，并提出各种备选方案，供决策者选择。在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很多公共政策问题的专业化程度、复杂程度和不确定性使得传统的经验主义式的决策已经很难适应。与此同时，近年来政府部门多轮的行政体制改革与简政放权也使很多政府机构的政策分析能力弱化。此外，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相关主体与政府部门在决策过程中的博弈局面更加凸显。这些情况的迭加使得政府部门在复杂决策时面临的挑战变得更加突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由高水平智库提供的相对独立客观的政策分析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其次，智库可以成为多元利益和价值观念的政策参与渠道。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入和市场化进程的加速，中国社会利益群体逐渐分化，各种价值观念更加多元。其中有些利益群体属于新兴社会阶层，如民营企业家阶层：有些利益群体属于非主流弱势群体，如城市农民工群体。在这种情况下，智库的比较理性的全面分析往往会把这些利益纳入视野，作为政策分析必须考虑的要素之一，成为多元利益和价值观念的政策参与渠道。近年来，在城市农民工问题、环境保护与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各类智库作为多元利益和价值观念的政策参与渠道已经在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最后，智库还可以在不同利益和价值观念有冲突的情况下成为理性政策辨析的公共平台。随着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公共决策难题摆在我们的面前。例如，在有限的公共财政手段下，是应该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医疗服务中，还是投入到教育中?在地方经济发展发展过程中，大型化工项目和环境保护的矛盾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决策需要平衡各个方面的利益，需要协调各类互相冲突的价值观念。但由于缺乏一个全社会理性政策辨析的公共平台，对于这些重大决策的利弊没有一个公开透明的理性分析过程，使很多重大的决策就在媒体和公众情绪波动中随机地摇摆而给公众利益带来巨大损失。由于智库本身在公共政策不同领域的深厚积累及其立场中立的特点，可以成为对这些政策进行系统分析，对政策利弊进行价值判断的交流沟通平台。这种交流沟通过程一方面可以帮助决策部门更好地了解不同利益群体和价值倾向的诉求，同时也可以化解在政府与公众之间广泛存在的不信任，把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对立博弈转变成为不同利益和不同价值观念的沟通与妥协。[2]
但是，也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三种社会职能的定位对智库本身的运行模式和治理结构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例如，如果一个智库的运行没有一个相对稳定或多元可持续的资金来源，其运行需要依附于强势的利益集团，则很难期望这样的智库对有争议的公共政策问题保持客观中立的分析。当然，这样的智库也很难吸引高层次的政策分析人才来保证其研究工作的高质量要求。同时，由于诸多公共政策的复杂性与专业性，在政府和社会与智库之间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信息不对称。或者由于自身价值观念的偏好，或者受到某些特定利益集团的影响，也不排除智库对社会提供有偏见的政策分析，扭曲社会对公共政策利弊的判断，从而成为政策思想垄断的工具。在这样的情况下，智库本身比较完善的治理结构就成为保证智库运行模式与其职能定位相符的制度保障。这种治理结构可以通过有相关领域专业人士和社会贤达人士参与的理事会、完整的信息披露、相关领域行业协会的自律规则等方式来实现。
应当提到的是，虽然有很多社会组织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可以发挥重要的影响，但这并不等于这些组织都要办成智库。例如，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我们认识自然界和社会行为的客观规律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的研究属于前面提到的第一类工作——基础研究。但如果这些机构也都要办成智库，把精力主要放在应用政策研究上，那么将会影响我们对基本自然规律和社会现象的认识，对社会的整体知识结构产生不利的影响，最终导致公共政策质量的下降。同样，很多行业协会组织代表这些行业中的企业和相关组织的利益，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如果他们也都要成为智库，将会面临尴尬局面：如果他们仍然代表企业利益，社会公众很难相信他们的政策分析是客观公正的：如果他们努力成为客观公正的智库，他们行业中的企业和相关组织就要怀疑他们是否还能够代表自己。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区分智库和其它影响公共政策的社会组织。
经过多年的发展，很多国际一流的智库已经形成了一套卓有成效的管理模式，树立了自己的品牌，对相关公共政策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政策分析领域中的佼佼者。例如，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坚持质量、独立与影响三位一体的定位，在国际关系、经济政策等领域享誉全球：兰德公司在国防战略系统方面的研究亦可独霸一方：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的国际发展研究所则坚持在国际发展领域长期耕耘，不但在国际发展领域享有盛名，也为国际发展领域培养了一批杰出人才。这些国际知名智库的成功经验可以为中国智库的建设与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四、智库发展的制度安排与生态环境
智库自身的建设与发展固然重要，但没有良好的政策研究环境，也很难施展其“十八般武艺”，更无法进一步提高。笔者以前曾经提出以完善的“政策分析市场”(Policy Market)西方学者也认识到存在政策思想自由交换的市场的重要性。他们有时称之为“思想市场”(marketplace of ideas)，有时称之为“智力市场”(intellectual market)。本文特别强调这种市场在中国是可以由政府主导而建立起来的一套制度安排，因此这里采用“政策分析市场”的概念以区别于上述类似的西方政策市场的概念。为核心的保障智库发挥其社会职能的一套制度安排：
政策分析市场的需求与供给。在政策分析市场中，智库提供的产品是政策思想、专家知识、建议甚至是批评，而政府、媒体和公众等都是政策分析市场中的需求者和消费者。在需求方面，政府对智库的认同以及对待政策分析的需求是决定着智库能否发挥社会职能的前提条件之一。而在供给方面，具有不同背景的各种智库是否能在一种政治环境下共存，并提供代表多种价值和利益的政策思想和方案，是完善的政策分析市场的前提条件之一。
智库经费的来源。在比较发达的政策分析市场中，智库的运行经费不仅来自于智库产品的最终需求和消费者——政府，而且还来自于公益的研究基金、个人捐助者或企业等政策思想的非直接消费者。有了多渠道的充足的研究资金来源，研究机构不再会为生计而到处寻求经费，因而其受到少数别有用心的资助者的利益诱导而丧失独立性的可能性大大减少。
智库对政策的影响方式。智库的研究成果不仅向政府部门输出，还以各种形式向其它任何关心政策问题的群体输出，因此，智库实现影响力的行为是丰富多样的。在政策过程中，智库不同层次的政策参与者会通过各种渠道将自己的思想传递到政府。因此，在一个完善的政策分析市场中，作为政策思想最终消费者的政府决策机构应该建立起广泛的政策思想搜集和筛选的机制。
政策思想优劣鉴别机制。这是政策分析市场的最重要特征，也是与其它物质市场的本质区别。这是因为，政策分析市场的特点之一就是信息不对称。政策制定者(也就是政策研究的消费者)往往对政策建议的科学性很难判断(否则就不用再请人做政策研究了)。因此需要建立一个政策思想同行评审和同行竞争的机制。而一个能够让多种政策主张公开辩论的平台，是政府和社会其它政策参与者有能力更加平等地鉴别不同观点优劣的有效机制。
政策分析市场的监督机制。在信息高度不对称的政策分析市场中，政府和公众的有效监管是政策分析市场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在确保智库的基本立场观点符合政府相关法律法规的同时，政府可以与行业协会合作，建立基本的准入门坎、职业标准、财务监管制度等。这样既保证了智库的研究能力和职业操守，同时能监督智库的公开研究成果与经费来源的利益相关性。[3]
与智库发展密切相关的另外一个核心要素就是智库发展的组织生态环境。在现代社会里，除了智库以外，还有很多其它社会组织也都积极参与到公共政策研究过程中，希望能够通过各种方式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例如，各种民间社团组织，行业协会，专业咨询公司，媒体，大型企业，国际组织等等。这些组织有些与智库存在竞争关系，有些与智库存在互补关系。在一个良性有序竞争的环境下，他们的存在使得公共政策研究的组织生态更加活泼更加健康，为智库之间和智库与各类机构的竞争与合作，融合与共生创造了条件。例如，在一些重大决策过程中，盈利性的专业咨询公司有时也会与智库开展竞争。中国2007年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时，就曾同时邀请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银行、麦肯锡公司等不同机构提供政策咨询：此外，不少行业协会由于其对行业发展的专业性的了解，也可以为相关产业政策的分析和研究提供良好的补充。但如果各类公司和机构都鱼龙混杂，趁势而上，打着智库的旗号，以盈利或兜售特定政策导向为目的，提供有偏见低质量的政策研究，也会破坏智库发展的良好生态，造成劣币驱良币的局面。正因为如此，对政策研究市场进行合理的规制也是很有必要的。
五、破解中国智库发展之道
中国的智库从改革开放之后到现在有了长足的发展。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事业单位型的半官方智库到上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民间智库的崛起，到1998年“985工程”后，国内主要研究型大学纷纷成立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都使得中国智库的发展呈现多元化和多领域的发展态势。2009年3月由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担任理事长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国经中心)的成立，更是标志着中国智库发展的新阶段。
当前，中国正面临发展转型、深化改革的重要历史关头。许多重大的公共政策问题亟待破解，各种利益纠缠的死结需要打开。这些难题是中国智库发展的历史机遇。如何理清认识，抓住机遇，在破解改革开放的难题中锻炼发展，成为中国特色国际一流的智库，是摆在每一个智库领导者和智库研究者面前的难题。下面，笔者不揣冒昧，就中国智库未来发展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第一，加强政府内部公共政策的研究能力，增强对高质量政策研究的需求。如前所述，推动智库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各级政府要加强对高质量政策研究的需求。但是，根据笔者多年从事政策研究的观察与体验发现，与我们的直觉相反，政府部门对外部高质量政策研究的需求与其自身政策研究能力成正比，亦即政府内部公共政策的研究能力越强，对政府外部高质量的政策研究需求就越高。这种情况也符合“学然后知不足“的规律。那些内部政策研究能力比较差的政府部门，往往对所需研究的公共政策了解不深，很难对外部政策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而那些内部政策研究能力比较强的政府部门，往往对政策研究当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体会更深，更了解高水平政策研究的不易，因此，对高质量政策研究的需求也就越强，形成了高水平用户造就高水平智库的局面。
当前，各级政府在职能转变过程中，要尽快地从直接的审批项目、干预微观行为的事务中脱身，更多地加强政策研究，把握宏观发展的趋势，通过合理的公共政策来引导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点国外很多政府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例如，在新加坡、英国、加拿大等政府的总理办公室或内阁高层部门，都有专门从事战略预见研究的机构，对未来发展的宏观大势和各种风险因素进行长期的研究和预测，为政府宏观决策提供支持。
第二，减少政策研究禁区，增强社会脱敏能力，为政府调整政策提供更广阔的空间。提高公共政策研究的需求还应减少公共政策研究的禁区，允许对有争议或政府已经有意向的重大公共政策问题开展深入客观的研究，提出不同的观点。当前在公共政策研究领域中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一些有争议的或政府有意向的重大公共政策问题往往成为政策研究的禁区。这种情况往往导致重大决策失误。相反，如果能够允许在这些领域开展持续的研究，提出不同的政策观点，不但可以使得不同政策思路互相竞争，不断完善，提高公共政策的质量，还可以在政策已经推出的情况下，增强社会的脱敏能力，不会由于一些政策异议的谣传而惊慌失措，为政府调整政策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第三，推进数据信息公开，加强政策研究投入，提供公平的政策研究市场环境。公共政策研究往往需要大量的相关信息与数据。但是，我国很多与公共政策相关的统计数据和信息散落在各级政府部门中，不对外公开。按照我国政务公开的条例，这些信息和数据完全应该公开，或加以技术处理后予以公开，为高水平的政策研究提供分析基础。此外，这些数据虽然很难从公开渠道获得，但很多挂靠在政府部门的各类事业单位型的政策研究机构却可以得到这些信息，从而形成了这些机构某种程度上的数据垄断，使得社会上的智库很难与其竞争。同时，很多政府部门虽然有很强的外部政策研究需求，但对外部政策研究的投入却少的可怜，使得承担政策研究的智库很难完全覆盖其研究成本。这样的政策研究环境必须尽快改善，只有大力推进数据信息公开，加强政策研究投入，创造公平的政策研究市场环境，才能够培育出真正的高质量智库。
第四，深化改革，加快建设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流智库。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的举措。这些任务的落实需要深入扎实的公共政策研究。同时，我国在国际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也需要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有高水平的智库发出中国的声音，提供中国智能。凡此种种，都需要加快建设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流智库。
根据当前中国智库发展的现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可以对挂靠在政府部门下的事业单位性质的政策研究机构加以改革。这些机构隶属于政府部门，相对来说难以独立于这些部门利益进行选题和研究，或者当其研究的观点与所属部门的利益不同时难以公开发表。此外，这些事业单位大都由于政府拨款有限，日常运行面临经费短缺的困难。于是它们一方面在行政体制之内运行，另一方面不得不采取市场化的方式来承接一些咨询项目等等，这种做法实际上削弱了这些机构对重大政策问题的研究能力。对这些机构的改革可以通过分流的方式进行，其中一部分可以纳入政府部门，加强政府内部政策研究能力。若干有条件有品牌的政策研究机构可以与政府脱钩，但政府应当对这类机构在一定的年限内保持部分财政支持，使其逐渐孵化成为相对独立的智库。
其次，可以对有条件的高校内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进行改造，鼓励它们借鉴国内外成功模式(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的国际发展研究所)，重新梳理与大学的关系，提高研究机构的自主性，争取社会各方资金捐助，形成依托大学的一流智库。
此外，经过二十多年的时间，中国的民间智库经历了风雨，也经历了成长。这些年的经验也使得一些大浪淘沙留下来的民间智库具备了高速发展的潜力和希望。可以通过对社会上的智库进行筛选和招标的方式，让这些优秀的民间智库涌现出来，对其给予免税和其它优惠条件的支持，鼓励它们形成特色，成为中国智库发展的生力军。
中国的改革发展为一流智库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有利机遇。可以相信，随着我国政策研究体系和生态环境的不断完善，中国的智库一定能够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中劈风斩浪，承担起促进中国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的重任。同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出中国声音，体现中国软实力，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一流智库。
参考文献：
[1]Paul Dickson.Think Tanks.New York:Atheneum,1971.
[2]薛澜，朱旭峰.中国思想库的社会职能——以政策过程为中心的改革之路[J].管理世界，2009(4).XueLan, Zhu Xufeng.The Social Functions of China’s Think Tanks.Management World,2009(4).
[3]Smith,James A.Idea Brokers:Think Tank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Policy Elite.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1：Gregg Easterbrook.Ideas Move Nations:How Conservative Think Tanks Have Helped to Transform the Terms of Political Debate.The Atlantic Monthly, 1986(1):60-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