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预计将在2017年后期出现稳定的反弹，逐步步入中高速的稳态增长轨道
2015年是中国宏观经济新常态步入新阶段的一年，是步入艰难期的一年，也是中国宏观经济结构分化、微观变异的一年。一方面，在趋势性和周期性因素的叠加作用下，各类宏观经济指标出现超预期的变化，各类风险上扬；另一方面，结构性调整进一步深化，低迷中存在繁荣，转型中孕育新的生机和动力，回落中也开始出现局部稳定的迹象。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表现出以下五大特征。
第一，中国经济本轮回落与以往经济深度下行期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经济疲软有本质的不同——中国经济在总体低迷中出现了分化，转型成功省市的繁荣与转型停滞省份的低迷、生产领域的萧条与消费领域的繁荣、传统制造业的困顿与新兴产业的崛起、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低迷与创新领域的活跃同时并存。这不仅标志着中国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关键期、风险全面释放的窗口期以及经济增速筑底的关键期已经到来，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在疲软中开始孕育新的生机，在艰难期之中曙光已现，在不断探底的进程中开始铸造下一轮中高速增长的基础。经过2015-2016年全面培育新的增长源和新的动力机制，中国宏观经济预计将在2017年后期出现稳定的反弹，并逐步步入中高速的稳态增长轨道之中。
第二，持续的稳增长政策在四季度开始有所收效，多项宏观经济指标有趋稳的迹象，但由于外部环境的低迷、内部增长动力的弱化以及各类周期性力量和趋势性力量还没有探底，2015年3-4季度不是本轮经济运行的底部。特别是由于“通缩-债务效应”不断发酵，宏观经济内生性收缩力量强化，去产能与去库存持续，基层财政困难陆续显化，部分行业和企业盈亏点逆转，以及“微刺激”效果递减等因素，“稳增长”政策难以从根本上改变本轮“不对称W型”周期调整的路径。
第三，在输入性通缩、有效需求不足以及产能过剩等因素的作用下，GDP平减指数步入“负增长区间”。这标志着影响中国经济的核心因素开始由长期趋势性因素转向中短期周期性因素，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以及通货紧缩的显化逐步成为宏观调控的核心问题，持续的工业不景气开始向服务领域和消费领域扩展，宏观景气开始承受全面回落的压力。
第四，出口小幅负增长、进口大幅负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衰退式顺差”的增长，不仅标志着中国宏观经济存在过剩的储蓄，同时也表明内需回落速度要远大于外需回落的速度，全球不平衡逆转所引发的中国结构性调整压力以及内部不平衡引发的扭曲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的主导因素，结构性再平衡应当成为治理总量失衡的核心任务之一。
第五，在收益下滑、预期回落和价格下降等因素的作用下，资金运转速度出现下滑，社会融资和银行贷款出现内生性收缩，资金链条出现变异。在流动性向实体经济渗透能力下滑的同时，“衰退式泡沫”出现。各类“衰退式泡沫”集聚，导致金融扭曲加剧，金融风险在传递中累积和放大，成为宏观经济异变的触发点。
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遗留了很多问题亟需有效解决
第一，近几年持续开展的增量调整取得了明显的收效，但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动力的培育需要较长的周期，目前还难以在近期完全填补传统力量转型的缺口。持续加码的增量调整，一方面面临政府财政支出的约束，另一方面也面临过度扶持带来的泡沫化风险。
第二，中国的存量调整尚未实质性地展开，产能过剩行业的过剩产能没有全面退出，作为资金黑洞的各类“僵尸企业”依然存在，高负债的国有企业在滚雪球效应的作用下依然是各类资金投放的焦点。因此，全面启动的供给侧存量调整政策将决定存量运行的底部和反弹的时点。存量经济的底部不现，总体经济的底部就不会到来。
第三，过高的库存和过度的区域分化导致中国房地产周期调整比以往要漫长。尽管房地产销售已经出现明显的回暖，但目前房地产市场库存水平仍处于历史高位，新开工和投资下滑趋势尚未扭转，资金压力紧张，三四线城市面临严峻挑战，市场全面复苏任重道远。因此，未来房地产市场复苏可能不会一帆风顺，不仅复苏过程会比想象中漫长，而且脆弱复苏下市场分化加剧还可能诱发“虹吸效应”，加重局部地区困难和引发系统性风险。由于房地产市场复苏状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短期经济增速，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的趋势不逆转，短期的经济企稳就难以实现。
第四，新一轮大改革与大调整的激励相容的动力机制的缺乏是经济持续回落的深层次核心原因。驱动经济增长最根本的动力激励机制已经被打破，但适应新常态的利益共容体系和激励机制却没有出现；反腐倡廉和全面整顿堵住了很多的“歪门”和“旁门”，但却没有很好地开启“正门”；各级精英阶层的积极性呈现消退的态势，各类传统的共谋格局被打破，但却没有围绕“新常态”改革调整的阶段使命，形成一致行动和良性合力。
第五，经济探底进程中的宏观调控政策捉襟见肘，在“微调与预调”的哲学理念下，“微调”没有达到“预调”的目标，在“控风险”目标指引下局部风险却在扩大，在“稳增长”调控下宏观经济出现了超预期回落，“通缩-债务”恶性循环效应显化。
偏重需求侧的稳增长举措开始步入“效果加速递减阶段”
2010年以来，因世界经济低迷、国际制造业格局的变化、国内进出口疲软以及四万亿释放出的其他经济问题越发严重，经济处于持续下滑的趋势，偏重需求侧的稳增长举措开始步入“效果加速递减阶段”。各类政策在地方政府懒政庸政、部门利益冲突、政商关系重构、动力激励体系转换等因素的作用下难以发挥应有的效果，宏观经济政策面临失灵的风险。积极的财政政策不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不稳健、扩张的产业政策难以到位以及精英阶层的懈怠逐渐成为当前影响经济的核心根源，而越来越突出的内部矛盾和结构性问题成为了我国经济下行的主导因素。
首先，我国供需矛盾升级，产业结构问题突出。一方面，我国中低端产业占比较高，高精尖产业占比较小，传统制造业、服务业占比较高，新型制造业、服务业占比较小是不争的事实，出现了制造业通缩，高度过剩的产能难以消化，旧供给难以满足新需求的现象。另一方面，我国经济长期以来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我国过去以“投资率高、对外依存度高、消费占比小”为主要经济增长动力来源受到了冲击，表现为：一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下，投资增长有限，投资回报率呈现下降趋势；二是进出口出现“衰退式顺差”，增长持续疲软，主要源于国外消费市场萎缩的同时，以美、德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开始再工业化，也使我国传统的制造业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三是消费难以在短期内提高，消费结构也亟待调整。从2015年前三季度的数据看，我国新型消费和新型消费业态增速依然迅猛，但部分传统消费出现较大幅度下滑。以上形势都要求我国在供需结构、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调整的过程中重视供给侧的管理。
其次，区域发展不平衡，结构性问题突出。从近年来我国区域发展的数据看，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凸显。在全国经济增速整体回落的过程中，部分省市依然保持了较好的增长态势，而部分省市却出现了塌方式的质变。同时，不同区域的政策倾向性和完整性也不同，这将直接引发这些区域政府运转发生变异，导致基层政府功能失灵的现象。另外，我国人口的区域分布和劳动力的分布都存在不合理的现象，城镇化率还有待提高。针对区域结构问题，未来政策应该更加偏向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财税制度改革、区划体制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
最后，资源占据、要素投入结构不合理。一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过度依赖于劳动力、土地、资源等一般性生产要素的投入，对技术、知识、信息等要素的重视不够，致使经济中相对高端的产业偏少、资源消耗严重。从20世纪90年代美国滞胀危机后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来看，依靠的主要是以信息业为核心、“硅谷”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的长足发展。所以，增加技术、知识、信息等要素的投入和资源的有效分配将有利于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另外，“僵尸企业”对劳动、土地、资本、资源等要素的占据，所导致的企业经营成本提高的问题也需要重视。
除了以上三个方面的结构问题外，我国还存在着城乡收入结构问题、所有制结构问题等，并面临着各种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加剧，表现出的产能过剩、转型停滞省份陷入持续的低迷、传统制造业陷入长期困顿等亟待解决，这就要求与需求侧管理协同的供给侧管理策略逐渐实施。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适应了当前经济形势的需要
2015年我国宏观经济总体疲软，各种结构指标出现深度调整，虽然局部经济有稳定的倾向，但回暖动力仍然薄弱，在这样的经济形势和结构性矛盾下，要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世界经济不平衡的逆转和基本参数的变化决定了“取长补短”式的供给侧增量调整与存量调整将是本轮危机治理中的基本政策定位。世界经济不平衡发展的终结和贸易不平衡的逆转决定了中国经济大转型的核心是在贸易品大幅度存量收缩的基础上全面提升非贸易品的供给，这种转型主要源于非贸易品需求的提升和贸易品需求的下滑以及不平衡基础上的各类泡沫与扭曲的全面暴露。此时，中国采取推进相对价格调整的各种改革政策和调整策略是合理的。“取长补短”供给侧的结构调整政策在存量调整上表现为贸易品行业必须进行深度的去库存和去产能，我国不断积累的过剩产能，给经济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此时盘活存量对于结构改革十分重要。
在当前的情况下，我国存在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尤其是钢铁、煤炭、有色金属等亏损行业企业，以及地方政府出于维稳压力而给予特殊保护的“僵尸企业”，阻碍了要素向更有效率的供给流动。应该在供给侧让大量的“僵尸企业”进行市场出清、对高债务企业进行债务重组，对银行以及相关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进行实质性的重构。对于这些问题，在存量调整基础上的“积极财政政策+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强监管”是我们走出困局的核心措施。能否有效解决这些存量问题是决定中国宏观经济能否真正企稳回升的关键性因素。在增量调整方面体现为供给短缺的非贸易品部门进行大幅度的增加投资和供给，表现为各类服务供给的提升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在这个调整中，特别是在存量退出的进程中将产生大量的外溢效应，可能引发总量性的需求不足和结构性的萧条，这些现象的出现就需要全面启动需求侧管理。
第二，全面启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需要配合需求管理政策。近期出现的进出口增速大幅度回落进程中贸易顺差大幅度反弹的现象——“衰退式顺差”，说明全面启动供给侧管理和改革的同时，还需要重新定位需求侧管理政策，进一步积极的需求管理政策具有必要性。此时，有一种内部体现为私人投资需求的不足、外部体现为衰退式的贸易顺差的“双萧条”困局需要解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法：一是消费的提升；二是结构性的投资提升政策；三是启动全面的减税政策和扩大支出政策，扩大财政赤字的规模，这是改变“衰退式顺差”的一个短期关键。
第三，鼓励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提高要素供给效率。技术进步和创新是经济实现长期增长的条件，而我国这方面的发展仍然滞后，缺乏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薄弱，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我国需要进一步通过差别化政策推进新兴产业的发展，进一步从体制机制上促进创业、创新活动，通过大规模采取创业创新促进政策，强化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扶持，谨慎甄别创新中的风险，防止新兴产业泡沫的形成。还应当吸取以往我们在新兴产业、创新活动中失败的教训，谨防短期行为和寻租活动的发生。另外，要素供给效率的提高主要是通过推动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知识增长等要素升级来实现，由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带来的要素供给效率的提高，将促进我国经济的中长期稳定增长。
第四，积极构建新的激励相容的改革动力机制。新阶段要充分发挥市场的自动调节作用，通过价格机制调整、简政放权、放松管制等方式激发各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构建出新一轮激励相容的动力机制，这是我国宏观经济能够实现触底反弹的关键。
总的来说，面临世界经济低迷和中国内部结构性矛盾的凸显，仅依靠需求侧管理的宏观调控政策已经难以满足经济持续增长的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适应了当前经济形势的需要。
注：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刘晓光、时英对此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