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与研究背景
女首脑是指通过选举，担任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女总统或女总理。在当今世界为数日益增多的女首脑中，她们的参政之路可分为三种类型：(1)政治替代者(political surrogates)，指“因生病的、亡故的或为政治而牺牲的亲属而掌握权力的人”；(2)政治的局内人或向上攀登者(political insider or climber)，指经由政党或地方政治渠道当选和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简称党内攀登者；（3）政治的外来者或活动家(political outsider or activists)，是指通过基层活动而参与政治的人[1]。
女首脑的不同参政模式与其所处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文化息息相关，也与性别平等程度相关。大体而言，南亚、东南亚、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的女首脑大都属于政治替代者，如班达拉奈克夫人(斯里兰卡)、英·甘地(印度)、贝·布托(巴基斯坦)、科·阿基诺(菲律宾)、庇隆夫人(阿根廷)等；欧洲、大洋洲等西方国家的女首脑大都是党内攀登者，如撒切尔夫人(英国)、海伦·克拉克(新西兰)等；而北欧女首脑大都属于第三种类型，她们长期从事基层活动或社会运动，最终进入政治高层，如布伦特兰(挪威)等。
从1960年出现第一位女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到2013年韩国的朴槿惠总统，共有36位女首脑曾经或正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其中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女首脑占75%。人们不禁要问：一是在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的父权社会，为什么女性能掌握最高权力？
因为政治一向被认为属于公共领域，而家庭则是私人领域。按照男外女内、男强女弱的传统性别观念，政治被视为男人的领域，家庭是女人的领域；政治被认为需要强硬、果断、勇敢、进取，只有具有所谓“男性特征”的男人才适合从事政治，而女性被认为是柔弱、优柔寡断、感情用事、缺乏主见，因而不适合从政；政治被认为是肮脏的，充满尔虞我诈、阴谋和暴力，而女性的善良、纯洁使她们不可能适应肮脏的政治。
二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是典型的父权社会，长期是威权政治和军人政治，为什么会出现众多的女首脑？她们不仅出现的时间早，而且人数多。按照社会发展理论，女性较高的教育水平和经济参与能力促进她们参与政治。但与西方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妇女的教育水平、经济参与、政治参与较低，议会中女议员比例也较低，但女首脑的人数却不少，甚至高于发达国家。三是为什么女首脑参政方式有所不同？ 其与社会发展、女性地位和父权制之间是何关系？由上述问题，可以继续追问：女首脑现象代表了妇女地位的提高吗？女首脑现象喻示着父权制式微吗？民主政治对女首脑有利吗？
本文以东南亚和大洋洲女首脑作为研究对象，地理上毗邻的东南亚和大洋洲都出现了不少女首脑。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东南亚民主化浪潮中涌现出多位女领袖，其中有四位成为女总统或女总理，科拉松·阿基诺领导群众运动推翻了执政长达20年的马科斯政权，并成为菲律宾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梅加瓦蒂在推翻执政长达32年的苏哈托总统的民主运动中是反对派领袖之一，在2001年成为印尼第一位女总统；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借助反对总统埃斯特拉达贪污腐败的人民力量，成为菲律宾第二位女总统，并连任两届；英拉·西那瓦在2011年成为反对党为泰党领袖，并在同年大选中获胜，成为泰国首位女总理。而大洋洲女首脑的出现晚于东南亚，1997年新西兰的珍妮·希普利通过党内竞选，成为国家党主席，并成功接任总理，她是新西兰第一位女总理；新西兰工党在1999年大选中获胜，工党领袖海伦·克拉克成为总理，并连任三届；澳大利亚的茱莉娅·吉拉德在2010年通过逼宫接替陆克文成为工党主席，并接任总理，成为澳大利亚第一位女总理(参见表1)。
东南亚和大洋洲女首脑尽管都是通过选举掌握最高权力，但她们却有许多不同特点：一是东南亚女首脑均出身政治家族或是著名政治家的直系亲属，而大洋洲女首脑既不是出身政治家族，也不是著名政治家的亲属。科拉松·阿基诺的丈夫为贝尼尼奥·阿基诺，菲律宾著名反对派领袖，1983年被马科斯刺杀；梅加瓦蒂是印尼第一任总统苏加诺的女儿；阿罗约是菲律宾第五任总统迪奥斯达多·马卡帕加尔的女儿；而英拉·西那瓦则是泰国前总理他信的妹妹。大洋洲女首脑出身非政治家族，她们的家人也与政治权力无关。珍妮·希普利出身牧师家庭；海伦·克拉克出身农场主家庭；茱莉娅·吉拉德出身于英国普通家庭，在她4岁时全家移民澳大利亚。二是东南亚和大洋洲女首脑的从政道路不同。东南亚女首脑都是在民主化浪潮中步入政治舞台，先成为反对派领袖，再通过选举上台，升迁快速。她们中有些人过去很少过问政治，如科拉松·阿基诺和英拉·西那瓦，从政后立即成为女首脑；有些人在成为总统之前有较长从政经历，但不是从基层做起，而是一跃成为国会议员或内阁部长，起点很高，升迁很快，如梅加瓦蒂和阿罗约。而大洋洲的女首脑从政之路漫长，她们在学生时代就参与政治活动，加入政党，从基层做起，之后竞选议员，担任内阁部长，成为党领袖，最终当选总理。
选取东南亚和大洋洲女首脑为研究对象，是基于以下考虑：首先，两地女首脑参政方式分属第一种类型和第二种类型。东南亚女首脑属政治替代者，借助她们死去的或被驱逐的父亲、丈夫、兄长的声望，在选民中拥有巨大号召力，通过选举掌握最高权力。大洋洲女首脑则属党内攀登者，通过政党竞选议员，当选党领袖，并以政党领袖身份担任总理。目前学界对南亚、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的女首脑研究较多[2]，对大洋洲女首脑研究较少[3]，对两种不同类型女首脑进行对比研究的几乎没有，本文以东南亚和大洋洲为比较研究个案，可以丰富世界不同类型女首脑的研究。
其次，东南亚和大洋洲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有较大差异，这些深刻影响各国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性别观念。对照联合国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标准，大洋洲两国属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和高性别平等国家，排名位居世界前20位，女性识字率、高等教育比率、政治参与率都达到高水平，性别平等程度也较高，属于式微的父权制社会。而东南亚三国同属中等人类发展水平和中等性别平等国家，三国女大学生入学率远远低于大洋洲两国，女性政治参与率也较低(参见表2)，属于松动的父权制社会[4]。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深入分析不同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对女首脑产生方式和领导力的影响。
二、迈向权力顶峰的不同道路
东南亚和大洋洲女首脑从政之路迥异，作为政治替代者或党内攀登者登上权力顶峰，她们所处国家的政治发展水平、政治体制、政治文化、性别观念深深影响着女首脑的生成路径。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政治已发展到“自由民主”阶段。有成熟的政党制度、议会民主，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实行符合规范的选举。在自由民主框架下，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建立了成熟的两大政党集团通过竞选轮流执政的制度框架，政党也建立健全的民主制度，女性通过政党进入政界，代表政党竞选议会席位，出任内阁部长，积累政治经验和人望，通过党内选举竞争党领袖职位，并以党领袖身份出任总理。珍妮·希普利、海伦·克拉克和茱莉娅·吉拉德都是走的这条道路。
相比之下，菲律宾、印尼和泰国仍处于“民主转型”阶段。菲律宾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泰国和印尼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先后爆发民主运动，推动国家进入民主转型时期。正是民主运动促使东南亚涌现众多女领袖，如科拉松·阿基诺、昂山素季(缅甸)、梅加瓦蒂、旺·阿兹莎(马来西亚)、阿罗约夫人和英拉·西那瓦。这表明在长期威权统治的国家，大规模的、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为女领袖提供了生长空间，因为要推翻专制统治，需要最大程度动员民众，而女领袖聚合了多种期望：对著名男性政治家的怀念，对孀妻弱女的同情，对专制暴力统治的不满，对贪污腐败和社会不公的愤怒，对民主和自由的向往，对团结社会力量对抗威权政权的迫切需求，这一切使得女领袖对民众最有号召力，也因此被反对派阵营所拥戴。女领袖借助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5]，或者直接参与总统竞选，或者直接担任党领袖，通过胜选掌握权力。
2.两地政治文化的差异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由移民形成的社会，其政治文化源于宗主国英国为主导的西方文化，崇尚自由、个人主义、渐进保守。移民社会的特质使其更注重个人成就而不是家庭出身，尤其是两国已发展到成熟的自由民主阶段，根除了家族政治的弊端[6]，政治家要靠能力、从政经验、政策理念获得提名，靠政党资源参与竞选，而不需要借助家族或与著名政治家的亲属关系得到提名。这种政治文化对出身于普通家庭而又有能力、有政治抱负的人有利，同样对普通女性参与政治比较有利，大洋洲的三位女首脑都出自非政治家庭，她们的丈夫或男友也不是政治家。
而东南亚国家仍处于选举民主的“民主转型”阶段，其政治文化具有家族政治、庇护政治和金钱政治的色彩，一些大的家族控制政治，如菲律宾，有几十个家族控制了国家和地方的政治权力，印尼和泰国也存在类似情况。这种政治文化对一般妇女参与政治选举特别不利，而对政治家族的女性相对有利。当政治家族的男政治家届满、去世或被驱逐时，他们的妻女作为政治替代者进入政界，家族的庇护关系和金钱资源可以用在她们身上。这种政治文化决定了东南亚女领袖和女首脑人数较多，且全都出自政治家族。这表明家族政治加上民主运动，有利于产生女首脑，因为她们拥有家族名望、庇护网络和金钱支持，在民主运动的情境下，容易通过选举获胜执政。
3.性别平等程度和性别观念的差异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属于式微的父权制社会，其妇女运动起步早，妇女解放成就大，性别平等程度高。尤其是上个世纪70年代新女权运动极大地冲击了父权制的性别角色规范，民众的性别观念日趋平等，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政治参与明显增长(参见表2)，这些因素有助于女首脑的涌现，她们被视为“女性主义梦想的实现”[7]。在性别平等成为主流话语的环境下，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各主要政党改变战略，大量提名女候选人，推举女党魁，以吸引女性选民，海伦·克拉克连任三届，吸引了大部分女性选票，而吉拉德“将自动吸引大量女性选票”[8]。女政治家也不必刻意去符合或迎合传统女性角色———贤妻良母，海伦·克拉克没有孩子，她公开承认不想要孩子，因为“照看孩子对我的生活方式是一种灾难，怀孕对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9]。吉拉德一直未婚，也无子女，她的现任同居男友是一个美发师。吉拉德当选总理后，有人攻击她的未婚同居和空空如也的厨房，“吉拉德对这些批评不以为意地耸耸肩，回应说她是一个现代女性，评判她背离传统的人只是简单地抓着过去”[10]。
东南亚三国属于松动的父权制社会。妇女的经济参与度较高，但政治参与还处于较低水平；性别平等观念有所进步，但传统的男外女内、男强女弱、男刚女柔等性别刻板印象仍深深影响着人们对男女两性观念行为的不同认知，在政治领域表现尤其突出。“菲律宾人通常认为男人比女人优越，尤其是在政治领域，也普遍认为公共生活是男人的领域，家庭是妇女的。”[11]泰国选民的性别刻板印象也对女候选人产生消极影响，在泰国不仅男人，还有很多妇女也认为“女性进入政治领域是一种反常的现象”[12]。面对这样的性别观念，女政治家要想赢得更多选票，就不能逾越父权制性别规范，而是要迎合它，她们不得不强调自己的“女性特质”，强调自己的“非暴力”、“纯洁”，强调自己的贤妻良母身份。英拉在竞选中利用了她的女性特质：漂亮的脸蛋、亲切的笑容、优雅的服装、富含人情味儿的演讲都是她吸引选民的王牌[13]。科·阿基诺强调自己的纯洁，没有肮脏政治经验，“我知道我在经验上无法与马科斯先生比肩。我承认，我缺乏欺骗、偷窃、说谎以及暗杀政治反对者的经验”[14]。表明自己远离政治领域中的“粗鲁和肮脏”、腐败和贪污，因而更为纯洁。同时，女政治家也强调自己的“贤妻良母”身份，梅加瓦蒂被她的支持者称为“母亲梅加将拯救我们的国家”[15]，而阿基诺夫人则被誉为是“菲律宾的玛丽亚”。东南亚的女政治家以对“女性特征”的强调，一方面将自己与暴力的、腐败的、专制的威权政府切割开来，另一方面表明自己“对父权制的认同，淡化了自己‘越界’的行为，从而避过社会性别障碍，获得民众支持”[16]。
三、掌权之后的不同压力和双重困扰
大洋洲和东南亚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决定了女首脑产生方式的差异，那么，掌权之后她们所面临的问题和压力会有所不同吗？回答是肯定的。东南亚三国处于民主转型阶段，存在根深蒂固的专制传统、家族政治、裙带关系和贪污腐败，急需完善民主政治，振兴经济，消除贪腐，重建公正。在这一充满混乱和失序的艰难过程中，所有领导人都面临严峻挑战和批评，女首脑因其性别，面临的困境和争议格外多。相比之下，大洋洲两国女首脑面对的难题要少得多。国情和从政方式的差异影响到两地女首脑的领导力，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执政能力
东南亚女首脑面对最多的就是没有执政能力和经验的质疑。人们普遍认为女首脑作为著名男性政治家的替代者，不是靠能力而是靠父亲、丈夫或兄长的光环上台的。印尼许多人认为，梅加瓦蒂如果不是开国总统苏加诺的女儿，“她就不可能踏入政坛，也无法赢得任何选票”[17]。他们说她沉默寡言，没有政见。科·阿基诺更是被认为过去一直是家庭妇女，没有政治能力，只是听从自己信任的下属的建议。英拉因为是他信的妹妹而被拥戴为政党领袖，人们认为流亡国外的他信是其幕后指挥，而英拉只是他的傀儡，泰国媒体戏称英拉政府为“他信先锋队”，称英拉为“鹦鹉总理”[18]，讥讽她只是他信的传声筒，没有政治替代者与党内攀登者：东南亚和大洋洲女首脑比较研究政见和执政能力。只有阿罗约夫人在当总统之前有较长的从政经历，其能力较少受到质疑。从实际情况看，东南亚的女首脑掌权后在重建民主、解决冲突和恢复经济等方面多有作为[19]，英拉上任一年多的表现良好，泰国70%的受访者支持她继续执政[20]，这在已被阶级、贫富分化、意识形态撕裂的泰国社会是十分难得的，显示了女首脑较高的执政能力。
而大洋洲女首脑的执政能力较少受到质疑。大洋洲女首脑长期活跃于男性控制的政治领域，她们具有所谓的“男性特征”，以果断、精明、强硬和智慧在从政之路上过五关斩六将当选总理。事实上，海伦·克拉克执政近十年，在她任内，新西兰经济保持多年高速增长，社会公正和性别平等也取得长足进步，她在民众中享有极高威望，在2009年的一项民意调查中，她被民众选为在世的最伟大的新西兰人。吉拉德虽然被认为在外交领域缺少经验，也有人说“她只是傀儡，或者是她的政党右翼男子的女仆，他们让她当领袖，因为他们想干掉不想要的领袖”[21]，但大部分澳大利亚民众不质疑她有丰富执政经验。
二是执政风格
东南亚女首脑还要面对施政软弱的指责。在竞选时，她们以非暴力和温柔的女性特质吸引选民，掌权后她们的一些施政方式，如非暴力不合作、对不同意见的容忍、协商和妥协解决叛乱、分离运动和政治大赦却被视为“妇人之仁”，是软弱的表现，因为人们认为政治家应该要强硬、果断。当女首脑试图超越“柔弱”形象，采取强硬措施推行政策的时候，又会因为不符合对女性“温柔”的刻板印象，不符合她们竞选时“非暴力”的形象而受到民众质疑。阿基诺夫人上台后迅速拟定新宪法，在位期间平息多次政变并竭力扭转菲律宾经济颓势；梅加瓦蒂在处理亚齐分离和反恐上充分展现了“铁腕”手段；阿罗约在整个执政过程中都体现出了“菲律宾撒切尔夫人”的强硬作风。她们的这些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对她们“软弱”的批评，但又遭到了“独裁”和“暴力”的批判，最糟糕的是有时她们要同时面对这两种反对的声音[22]。
大洋洲女首脑是在男性主导的政治游戏规则中升迁和掌权的，她们很少被指责为软弱，相反，都被冠以“强硬”。珍妮·希普利被称为新西兰“铁娘子”，以强硬态度推行社会福利改革；海伦·克拉克被人们认为个性坚强，处事果断，过分自信，施政强硬，但实际上她并不是只有“强硬”，她认为21世纪的领导人应该具备的条件是“努力、节制、包容、关爱”[23]。
三是执政廉洁问题
腐败和裙带关系一直是东南亚政治难以割除的毒瘤，民众对腐败深恶痛绝，女政治家被认为是纯洁和廉洁的，她们自己也乐于标榜这样的“清廉”形象，因此民众对女首脑革除腐败、清廉政治的期望特别大。但东南亚女首脑在消除贪污和腐败方面作为不大，自己和家人往往也陷入腐败丑闻。科·阿基诺的弟弟、小叔子卷入贪污；阿罗约夫人的丈夫、儿子和小叔子都通过为非法赌博活动充当“保护伞”敛财，她自己也受到贪污指控[24]；梅加瓦蒂的亲信，包括她的丈夫与儿子口碑极差，陷入贪污丑闻，2004年选举时甚至有评论员戏称梅加瓦蒂团队为“腐败组合”[25]。民众虽然对大部分女首脑个人操守还是持肯定态度，但她们的直系亲族涉嫌贪污和滥用职权，使民众相信她们的确纵容亲属贪污。民众本来对女首脑的廉洁和反腐抱有格外大的期望，现在失望也就格外大。大洋洲女首脑很少面对贪腐指责，这与媒体监督、健全法律、廉政制度设计相关。在成熟民主政治下，大洋洲两国女首脑无需面对东南亚女首脑必须面对的廉洁压力。
东南亚三国和大洋洲两国所处的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使得两地女首脑的参政方式迥异，进而影响到她们掌权后要面对的压力和难题。东南亚女首脑是“作为女性被结合进政治，而男性是作为政治家被结合进政治，结果，女政治家被有问题的性别刻板模式所束缚，这限制了她们的潜能和代理性”[26]。东南亚女首脑以政治替代者、温柔、纯洁、贤妻良母形象登上权力顶峰，又因此被质疑没有执政能力、软弱、纵容家人贪腐；当她们采取强硬措施，又被批评不符合女性特征。大洋洲女首脑虽然不是作为女性，而是作为政治家被结合进政治的，但她们以“女性”身份进入一向由男人占据的最高权力，总是引起民众的“激动”或“骚动”，这一反应本身，就表明人们认为女性出现在一向由男人主导的最高权力领域是“不正常”的。女性主义者罗斯瓦尼(Lauren Rosewarne)博士指出：“我们不得不谈论吉拉德是第一个女总理，这一事实提醒我们，我们要走的路还有多远”[27]。人们热衷于对女首脑评头品足，从衣服到发型，还用与男首脑不一样的标准谈论和评价她们。克拉克的“那种过分自信的领导风格备受抨击”[28]；“吉拉德面对‘做了被批，不做也被批’的困境：如果她强有力和直接，她被认为太有进攻性，如果她迂回，她就是软弱和不果断”[29]。总的来说，大洋洲两国是式微的父权制，东南亚三国是松动的父权制，东南亚女首脑面对的困难和压力要大于大洋洲女首脑，但女性执掌一向由男人控制的最高权力，都要面对父权制带给她们的程度不同的双重困扰[30]。
四、余论
民主政治开启了女政治家升上权力顶峰的大门，东南亚女首脑都涌现于民主化浪潮，大洋洲女首脑也是长期民主政治发展的结果。不同的是，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成熟的民主政治促进了妇女权利和政治参与的整体提高，也促进更多女性参与权力政治。两国女议员和女内阁部长比例较高，新西兰下院女议员比例在珍妮·希普利政府时已接近30%；在海伦·克拉克政府时超过30%，其内阁女部长比例也占到30%；澳大利亚女议员比例低于新西兰，但在吉拉德执政时也达到24%。这表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女首脑是植根于成熟民主政治和妇女高度参与政治基础之上。而东南亚三国不成熟的民主政治和政治文化虽然催生了几个女首脑，但女议员比例并不高(参见表2)，在有女首脑的几届国会，三国的女议员最高只有15%，而且这些女议员也大都来自政治家族。这一方面表明只有来自政治家族的妇女能够利用家族的金钱资源和庇护关系获胜，另一方面也表明没有这些资源的妇女很难参与竞选，所以东南亚国家女首脑现象并不意味着三国妇女政治参与能力的提高。
父权制与女首脑的关系是双重关系，既有促进作用，也有制约作用。父权制所具有的家族政治、庇护政治、等级制、二元对立的性别观念等特征对东南亚女首脑影响最大，她们都出自政治家族，因为民主运动而步入政治舞台，一跃而为总统候选人或政党领袖，她们以强调自己的女性特质和母亲身份，来迎合父权制的性别角色规范，在民主运动中，父权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女领袖。但父权制既能支持她们，也能制约她们，导致女首脑掌权后面临更多的困境：因为是靠父亲、丈夫、兄长的光环获胜，许多民众和政治评论家总是质疑她们的能力，甚至指责她们软弱和没有能力应对复杂的现实政治；因为女性的“纯洁”，民众对她们消除贪腐抱有更大的期望，但她们在这方面乏善可陈，对她们失望会更大，批评更多；因为是女首脑，她们在维护妇女权利和提高妇女地位方面也要面临男政治家无需面临的各种压力。而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种父权制式微的社会，女首脑都是通过参与政党，竞选议员，出任内阁部长，积累多年从政经验，再通过竞选政党领袖，出任总理。她们以能力、从政经验、政策理念获得选民支持，不需要刻意迎合父权制的性别角色规范，她们的执政能力较少受到质疑，在促进性别平等和维护妇女权利方面不会遇到太大阻力。
东南亚和大洋洲女首脑都面对程度不同的双重困扰，因为政治是最具有“男性特征”的领域，政治领袖被认为应该是有野心的、强硬的、主导的和果断的，而父权制性别观念认为男人是勇敢的、自信的、有野心的、果断的，女人是温柔的、关爱的、优柔寡断的。可以说，政治首脑与“男性特征”是高度重合的，因此，男性被认为更能胜任政治首脑职务，一旦女性成为首脑，她们必须符合“男性特征”，才能得到赞同与拥护。所以女首脑也更强调自己强硬的一面，以表明自己是合格的政治领袖，如大洋洲女首脑和阿罗约夫人。但是，如果女政治家表现得过于自信或有攻击性，就会招致强硬、缺乏女性魅力的批评，而如果运用较为柔性的方式，人们又会认为她们优柔寡断、不够强硬，女首脑成为民众矛盾需求下的牺牲品，“她们如果符合性别角色，就没办法满足对领袖角色的要求，如果符合领袖的角色，又不能满足性别角色的要求”[31]。
不论是政治替代者还是党内攀登者，女性能登上一向由男子把持的权力顶峰，是政治民主化的成果，也是妇女运动的结果。女首脑现象在不同程度上冲击了父权制权力结构和性别秩序，使民众逐渐习惯将女性执掌最高权力视为正常现象，使男政治家习惯与女政治家共事并接受她们的领导，鼓舞更多女性参与政治，改变一向由男性主导的政治规则和政治文化，这一切是构建性别平等社会的必然过程。
注释：
[1]Francine D’Amico，“Women National Leaders”，in Francine D’Amico and Peter R.Beckman eds.，Women in World Politics：An Introduction，Westport，CT：Bergin & Garvey，1995，p.22.转引自李英桃：《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国际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43—144页。
[2]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Linda K.Richter，Exploring Theories of Female Leadership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Pacific Affairs，1990—1991，Vol.63，No.4.Mark R.Thompson，Female Leadership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s in Asia，Pacific Affairs，2002—2003，Vol.75，No.4.Andrea Fleschenberg，Asia’s Women Politicians at the Top：Roaring Tigresses or Tame Kittens？In Kazuki Iwanaga，ed.Women ’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in Asia：Obstacles and Challenges，Copenhagen：NIAS Press，2008.Andrea Fleschenberg，What difference does‘difference’make？———the Political leadership style of Asia’s female top politicians，in Dagmar Hellmann-Rajanayagam and
Andrea Fleschenberg，eds.Goddesses，Heroes，Sacrifices：Female Political Power in Asia，Zuerich；Wien：Lit，2008. 孙小迎：《亚洲水文化承载着的两位女总统》，《东南亚纵横》2002年第3期；
曾莫休：《亚洲第一位女总统：阿基诺夫人的崛起》，《东南亚研究》1988年第1期；
陈文：《东南亚南亚为何频出女首脑？》，《东南亚纵横》2001年第12期；
麦棠源、费列娜：《梅加瓦蒂：沉默的雌狮》，《21世纪》2001年第7期；
陈岳、吴秀慧：《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夫人》，《现代国际关系》1987年第2期；
庄礼伟：《亚洲“政治超女”现象》，《南方人物周刊》2007年2月1日；
陈岳、吴秀慧：《阿基诺夫人》，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8年；
邢继盛：《阿罗约夫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范若兰、陈妍：《东南亚民主化浪潮中的女领袖现象探析》，《东南亚研究》2012年第1期；
范若兰、陈妍：《掌权之后：东南亚女总统与民主转型的性别分析》，《妇女研究论丛》2012年第1期。
[3]Rae Hicholl，Women’s Leadership in the South Pacific，in Karen O’Connor，ed.Gender and Women’s Leadership：A Reference Handbook，London：SAGE Publications，Inc.，2010.该文只研究了海伦·克拉克。
[4]笔者认为目前世界仍属父权制社会，但各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和性别平等程度有差异，可分为三种父权制类型：一种是式微的父权制，性别平等程度极高或较高，北欧、西欧、北美和大洋洲两国属于这一类型；二是松动的父权制，传统性别规范受到极大冲击，性别平等程度取得显著进步，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属于这一类型；三是牢固的父权制，传统性别规范仍然根深蒂固，性别平等程度低，性别差距巨大，少数中东、非洲国家属于这一类型，如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富汗、苏丹等。
[5]阿罗约夫人已经是副总统，但在人民力量反对总统埃斯特拉达的民主运动中，她先是辞去副总统职位，以示与埃斯特拉达划清界线，然后再出任总统。
[6]二战以前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女性参政受家庭影响较大，早期女议员是通过父亲或丈夫的“光环影响”。新西兰第一个选入议会的女议员Elizabeth McCombs 是接替她去世丈夫的席位。澳大利亚1921—1939年被选入州议会的10个女议员中，有5个是政治家遗孀或女儿，另外几个是兄弟在议会。最初被选入澳大利亚下院的两位妇女也是政治家遗孀。Sandra Grey and Marian Sawer，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in Yvonne Galligan and Manon Tremblay，eds.，Sharing Power：Women，Parliament Democracy，Burlington，VT：Ashgate，2005，p.177.
[7]Caroline Overington，Julia Gillard""""s ascension fulfils feminist dream，The Australian，June 24，2010，http： ∥www.theaustralian.com.au/news/opinion/julia-gillards-ascension-fulfils-feminist-dream/story-e6frg73f1225883653814
[8]Richard Shears，Welsh-born Julia Gillard takes over from Kevin Rudd to become Australia""""s first woman Prime Minister，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1289006/Julia-Gillard-takes-Kevin-Rudd-Australias-female-PM.
html，2012年4月8日下载。
[9]V.Myers，Head and Shoulders，Auckland，New Zealand：Penguin Books，1986，p.173.
[10]Julia Gillard，Australia""""s First Woman Prime Minister and Potential Feminist Leader，http：∥www.genderacrossborders.com/2010/06/27/julia-gillard-australias-first-woman-prime-minister-and-potential-feminist-leader/
[11]Luzviminda Tancangco，Women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Philippines，Philippine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1990，Vol.34，No.4，p.342.
[12]p.15.
[13]Ed.by Kazuki Iwanaga，Women and Politics in Thailand：Continuity and Change，Copenhagen：NIAS Press，2008，李月霞：《泰国首位女首相英拉要完成“不可能的任务”》，早报网，2011年8月7日，http：∥www.zaobao.com/yx/yx110807_009. shtml
[14]Lewis Simons，Worth Dying For，New York：Willian Morrow，1987，p.224.
[15]Sonja van Wichelen，Religion，Politics and Gender in Indonesia：Disputing the Muslim Body，London：Routledge，2010，p.35.
[16]范若兰、陈妍：《东南亚民主化浪潮中的女领袖现象探析》，《东南亚研究》2012年第1期。
[17]《360 名女候选人争夺 560 议席》，早报网，2009年3月17日，http：//www.zaobao.com/yx/yx090317_503.shtml
[18]《颖拉政府获封绰号“塔信先锋队”》，[泰]《星暹日报》2011年12月28日，http：//bbs.thaicn.com/thread-53299-1-4.html
[19]对科阿基诺、梅加瓦蒂和阿罗约夫人的评价参见范若兰、陈妍：《掌权之后： 东南亚女总统与民主转型的性别分析》，《妇女研究论丛》2012 年第1期。
[20]《我有女性优势，而民众更重能力》，《广州日报》2013年2月1日。
[21]Julia Gillard，Australia""""s First Woman Prime Minister and Potential Feminist Leader，http：∥www.genderacrossborders.com/2010/06/27/julia-gillard-australias-first-woman-prime-minister-and-potential-feminist-leader/
[22]Seth Mydans，Family Vaults Women to Leadership in Asia，Asia Pacific，February 7，2010.http：∥www.nytimes.com/2010/02/08/world/asia/08iht-asiawomen.html
[23]《新西兰女总理克拉克：传奇人生》，http：∥www.ausnz.net/people/article_detail.asp？articleID=155
[24]《涉收取中国公司巨额回扣阿罗约夫妇被控贪污》，早报网，2012年3月14日，http：∥www.zaobao.com/yx /yx120314_001.shtml
[25]《四男一女率五大组合肉搏》，《上海青年报》2004年7月6日，http：∥news.sina.com.cn/w/2004-07-06/08373001128s.shtml
[26]Andrea Fleschenberg，Asia’s Women Politicians at the Top：Roaring Tigresses or Tame Kittens？In Kazuki Iwanaga，ed.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in Asia：Obstacles and Challenges，Copenhagen： NIAS Press，2008，p.45.
[27]Catherine Marshall，Gillard""""s win a loss for feminists，June 25，2010，http：∥www.eurekastreet.com.au/article.aspx？aeid = 22105
[28]马晶：《新西兰女总理赢得大选曾为核裁军与美国翻脸》，http：∥www.defence.org.cn/article—1—54071.html
[29]Jennifer Peck，When Julia talks，does her gender speak louder？The Conversation，2011，5，19. http：∥theconversation.edu. au/when-julia-talks-does-her-gender-speak-louder-1342
[30]所谓“双重困扰”(double binging)，这一概念最初由心理学家帕特森(Gregory Bateson)及其同事提出的，是指女性由于受制于人们矛盾评价，往往处于不公平的弱势地位，并成为双重标准的受害者，受到双重困扰。为了在公共政治领域取得成功，需要进取心以及决断力等所谓“男性特质”，但具有这些特质的女性会被批评没有“女人味”；而另一方面，如果她展现了顺从与感性等“女性特质”，人们又认为她没有能力，在公共事务领域永远不会成功。换句话说，女政治家陷入一种悖论之中，无论其如何表现都会受到来自不同人的批评困于性别陷阱之中。见Gregory Bateson et al.“Toward a Theory ofSchizophrenia”，Behavioral Science，No.4，1956，pp.251—264。
[31]Pamela Paxton，Melanie M.Hughes，Women as President，Prime Ministers，and Government Ministers，in Karen O""""Connor ed.，Gender and Women""""s Leadership，California：SAGE Publications，2010，p.3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