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在遭到抨击，说他作为总统表现太软弱，领导着一个撤退中的厌战（甚至厌世）的美国。抨击者有强硬自由派（或多或少左倾或走中间路线），也有右翼积极干预主义者。
不管左右，奥巴马的批评者认为美国有向世界施加意愿的独一无二的使命。唯一的区别在于左翼用民主和人权论证自己的观点，而右翼不需要任何论证，因为毕竟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无论如何，美国应该强力领导世界的前提建立在这样的观点上：没有仁慈的超级霸权充当世界警察，世界就会陷入混乱，就会有邪恶势力主宰世界。这一观点在保守派外交政策思想家罗伯特·卡甘（Robert Kagan）的最新文章中表露无遗。
卡甘的论点是，没有强大的美国的领导，就不可能依靠其他国家的负责任的行为。与其他鹰派一样，他警告说，不仅独裁一有机会就会作恶（这个警告相当靠谱），民主盟国也需要稳固的霸权力量使其各就各位。
比如，在东亚，必须由美国的强大盟友将中国“包围”。但如果美国的主要东亚盟友日本“过于强大，不再依赖美国保障其安全，”那么它也将不再值得信任。
卡甘认为美国急匆匆地从东亚撤出可能带来危险后果，这是对的。但这一观点颇有帝国斜阳之感。二十世纪欧洲帝国主义列强都会抗拒殖民地独立的遥远前景——但不是当下，不是在准备好之前，不是在西方宗主国教育它们如何负责任地自顾之前。教育如何自顾需要多久则因国而异。
这是帝国主义的一个悖论。只要被殖民者身处帝国统治之下，他们就不可能真正准备好，因为自主的威权——不论是否负责——已经从他们中间抽走了。
帝国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带来秩序与稳定；但帝国主义者——就像很多今天的美国人——开始变得厌倦，他们的殖民地则越来越躁动。帝国秩序变得十分脆弱，而卡甘也正确地指出，旧秩序最终会被打破，随之而来的往往是蓄意破坏。
1947年的印度就是如此，当时，英国人走了，巴基斯坦分裂出去了，大约一百万印度教和穆斯林死于互相杀戮。但这真的意味着英属印度应该继续存在吗？若是，又应该继续存在多久？认为延长帝国统治同样会导致种族冲突的观点同样有理。毕竟，这些冲突大部分是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的后果。
从某种程度上讲，今天的美式和平亦然，这是一种不以正式帝国面貌出现的帝国主义世界秩序。与大部分昔日帝国相比，美式和平相对温和，尽管人们经常忘记“自由世界”领袖是如何经常颠覆民选领导人、扶持独裁者的，智利、韩国、萨尔瓦多、阿根廷、印度尼西亚、危地马拉等国都有过这种经历。
被大肆吹嘘的由美国负责维持的“自由秩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产物。德国和日本必须被抑制，共产主义强国必须被遏制，昔日欧洲国家必须学会在统一的泛国家制度下共存。所有这些都因为美国的金元和军力而成为可能。结果，西方和西欧的自由世界沦为美国的附庸。
不可能永远如此。事实上，这一安排已经开始松动。但随之而来的旧的帝国悖论。其他国家依赖美国越久，就越没有能力自力更生处理事务，包括安全事务。而美国就像是专制家长，尽管告诫盟友不要滥竽充数，但也往往不愿放弃日益不守规矩的依赖者。
2009年，当日本新政府上台并试图改善与中国的悬系并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从而打破战后模式时，奥巴马政府设法破坏了他们的努力。美国这个隐形帝国不会支持这样的反抗。
在最近的西点军校外交政策演讲中，奥巴马几乎对亚洲只字未提。但若问哪个地区从奥巴马主义——承诺在地区问题上更多采取政治方法而非军事方法——中获益最多，那就是亚洲。
但是，奥巴马的直觉是正确的。至少他认识到美国靠武力推行全球秩序的实力界线。作为总统，他的成功不在于他所做的好事（尽管他做了不少好事），而在于他所避免的蠢事，比如去打不必要的战争。
这并没有解决帝国末期难题：如何减少对霸权的依赖又不导致更多的暴政与暴力。但这一痛苦又危险的过程最终总会发生，用奥巴马的招牌式谨慎来应对总比用他的批评者的强硬声音来应对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