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是一家极其有用的组织，它能在短时间内为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提供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援助。它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是在外界眼中它无聊到令人难以置信。
遗憾的是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言，它现在需要提升公众形象来说服美国国会批准某些重要的改革。乌克兰危机本来或许有所帮助，但现在看来已经不太可能——这也许是件好事，因为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或许是对乌克兰贷款超过它真正需要的额度。
在国际经济领域，外界眼中的无聊在无需接受大量外部审核即可自主做出重大决策的意义上其实是一种授权。从1918年到1939年国际经济合作非常罕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由引人注目的国际会议统一审核所有的拟定议案。194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后，其中很多决定失去了曾经的趣味性成了家常便饭，但却大大降低了执行的难度。
除非有什么刺激性的个人新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很少登上美国或其他大国媒体的头版。很多人上次读到国际货币基金的报道或许还是2011年5月时任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被迫离职，当时有人指责他在纽约一家酒店对一名员工进行性侵犯。
自那以后，他的继任者克里斯蒂娜·拉加德逐渐恢复了基金组织的声誉——让对其计划和活动的新闻报道回到了枯燥、不带感情色彩的商务版面。（2000年代我在基金组织工作期间，著名媒体三版对我们活动的报导通常被认为好过大肆宣传。）
当然，在希腊等这几年曾经接受过援助的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够激发起极大的热情。但美国国会却鲜有关注的声音出现。
在党派氛围浓郁的华盛顿，这无疑是项有利条件。试想一下所有对困难国家援助都需要经过国会批准，更不要说从美国预算中出钱。如果真是这样不可能做成一件好事——但责任当然不会由美国承担。
设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前提是代表全世界所有国家合作。但现实却是它与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共同代表并行使美国的权力。
如果对此抱有疑问可以查阅不久前一封由布雷顿森林委员会精心起草的信件，这封信以众多知名前共和党及民主党内阁部长的名义写给国会领导人。开头一段写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向是在全球推动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工具。”
美国虽然并不决定基金组织能做些什么，但它的影响力却非常之大。鉴于基金组织起源于二战后的欧洲重建，欧洲国家在执行董事会及所有权份额（进而在重要决策的投票权重）方面也握有相当的发言权。
近十年来的主要目标是在某种程度上减少基金组织与欧洲的联系，而让其更多代表全球的新兴市场。这些国家在全球经济和金融领域的重要性增长迅速，但在基金组织却没有太多的发言权。
已经批准施行一揽子改革方案。改革协议像国际谈判的大多数产物一样并不完美；但这无疑是一种进步。（在技术细节方面，我推荐我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同事埃德温·M·杜鲁门近期发表的一篇论文。）
上述改革措施生效前必须在美国国会以立法形式达成一致。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奥巴马总统政府在2013年和2014年初并没有尽力推动这项议案——鼓励基金组织进一步改革的计划也因此陷入到胶着状态。
奥巴马政府提出同步批准基金组织改革与迫在眉睫的对乌克兰一揽子拨款方案。这作为立法策略或许有其道理，但作为经济策略却并不吸引人。事实上，政府力求让基金组织更加有趣，特别是鼓励众议院的共和党人支持改革议案。
最新迹象表明共和党人对此没有兴趣。但更大的问题是乌克兰并不真正需要基金组织的大规模贷款。乌克兰需要大规模削减腐败及（通过投票）让想要控制寡头影响力的民众真正具有合法性——二十年来寡头集团的无能和巧取豪夺一直阻碍着经济发展。
我们应当支持基金组织的合理改革。欧洲人不需要那么多话语权，应当强化中低收入国家的地位和话语权。
奥巴马政府需要更直接有力地向国会说明情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可避免的无趣性让这项任务变得更加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