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大战略的确定开启了改变世界的宏伟序曲。一个大的战略确定之后，只有文化先行，才能使战略实施得到保障。文化先行的任务应当包括:向世界广泛宣传（告知）自己的战略指导思想、战略行动目标、战略行动手段等与战略实施密切相关的内容，以获得相关国家乃至世界，上及国家最高领导，下至普通百姓的认知、认同和接受，以期获得他们的参与和支持。这个任务，是由我们学者来承担的。能将所有人凝聚在一起的一定是文化的认同，我们且不说是价值观的认同，但一定是文化的认同。“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习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提出的“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这五通之中，“民心相通”是保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和保证。如果没有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支持，任何战略都只能是纸上谈兵。而“民心相通”的任务首先是由人文教育工作者来承担的，对丝路沿线国家的文化（国情）研究是重要的战略保障。
据此，本文认为，新的理论建构是首当其冲的重要任务。
一、明晰“大文化”
（一）丝绸之路是一个大大的“文化圈”
丝路之大，毋容置疑:丝绸之路经济带穿越亚欧18个国家，涵盖40个国家，覆盖人口约30亿，是一个世界各种文化发展、融合和交汇的中心，不仅在世界经济政治版图中具有重要意义，在文化上更是独具特色。丝路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化向西开放之路，中国古代印刷术就是沿着丝路逐渐西传的技术之一。不仅如此，宗教文化的传播，以及融合、交汇、共生也是丝路的功劳:佛教、拜火教、摩尼教和景教也正是随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并沿着丝绸之路的分支，传播到韩国、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的。
通过丝路，把中欧两大文明连接起来，让亚欧大陆上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信仰的人们携起手来，共同走向更加美好的生活。文化交流不仅应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而且还应该具有更具深度、更为根本、更基础性的地位，应成为“一带一路”的战略核心部分，这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共识。“一带一路”不仅仅是经济带，更是文化带。在这个文化带当中，中亚国家、俄罗斯，以及南亚和东南亚国家是优先方向。通过“一带一路”的建设，使这些国家的人民树一立起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是“一带一路”的重要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带一路”战略其实就是中华文化思想的一种当代体现。其中，包容应该是中华文化的符号，有容乃大，这个“大”甚至可以化解差异。近年来，习主席数次访问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与俄罗斯和自俄罗斯发展新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其中的涵义非常重要。实际上就是身体力行地把丝绸之路经济带上几个最为重要的国家，以哈萨克斯坦为起点，穿越俄罗斯，一直到位于东欧平原、素有“交通枢纽国”之称的自俄罗斯，都串联在一起。作为丝绸之路的第一站，中亚国家首当其冲。
“一带一路”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大大的“利益共同体”或者叫“命运共同体”，以达到“增进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让各国人民相逢相知、互信互敬，共享和谐、安宁、富裕的生活”的目的。
从本体论的层面看，意味着这个世界就是多种多样的事物共同存在的世界:各种对象共存于天地之中，彼此互相作用，而不是互相排斥。万物可以在彼此相容的形态下共同存在。在社会领域中，又意味着不同的个体、不同的群体、不同的阶层、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可以彼此并存。而这种并存的前提，则是每一个个体、阶层、集团、民族、国家都具有自身发展的基本空间。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只有为每一个个体、阶层、集团提供生存、发展的空间，社会中的不同对象才可能和谐共存。对于国际社会更是如此，不同民族，不同发达程度的国家同样也应该有各自发展的基本空间，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世界范围内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和平相处。
用这样的理论框架来建构丝绸之路发展战略，中亚五国应该成为我们首先关注的国家，建成以这几个国家为主的命运共同体是首要的任务。在这个共同体中，以哈萨克斯坦为中心的中亚地区是区域研究的核心，而强化对哈萨克斯坦的国别研究应该成为重中之重。因为哈占据着中亚地区地缘政治和经济的中心位置，长期以来一直是大国博弈的关键地带。
（二）“丝路大文化”的时代背景—全球化
1.第一个标志是文化多元成为发展趋势。几乎每一种民族文化都无一例外地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使本民族的文化日益“扩大”和丰富，使单一民族的文化或者不复存在，或者成为世界文化中诸多元素中的一种，与世界接轨几乎成为所有民族国家的共识。全球治理正在成为世界的需要，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从大处着眼来把握自己过去的历史，重新设计和规划自己的未来。
“全球化已经成为解释我们所处时代的最重要的因素”，谁置身度外谁就会被淘汰，谁不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谁就会被边缘化。因为我们生活在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空前紧密，利益共生不断深化，每一个国家都处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的相互联系当中，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各方都会受到影响。同时，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具有全局性、综合性和长远性，没有哪一国能够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一国可以包打天下。需要各国同舟共济，携手共进。这是中国面对的国际关系的现实，也是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时代背景。这种“新型国际关系”的特点是“合作共赢”，全球化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够安全、和谐，这也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创新。
2.第二个标志是“大数据”时代已经渗透进我们的生活。“大数据”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全球最大的咨询公司麦肯锡公司（Mckinsey and Company）提出来的:“数据，已经渗透到当今每一个行业和业务职能领域，成为重要的生产因素。人们对于海量数据的挖掘和运用，预示着新一波生产率的增长和消费者盈余浪潮的到来。”简言之，大数据时代有四个鲜明的特征:
第一，数据量大（Volume），起始计量单位至少是P （1000个T）,E（100万个T）或者Z（10亿个T）;第二，型类繁多（Variety ），数据类型非常多样化，包括网络日志、视频、图片、地理位置信息等等，几乎无所不有;第三，价值密度低（Value ），随着互联网的普遍应用，信息感知无所不在，信息海量，但价值密度降低;第四，速度快，时效高（Velocity ），处理速度快，时效性要求高，只要合理利用数据并对其进行正确、准确的分析，将会带来很高的价值回报。这四个特征，学术界将其归纳为4个“V" Volume Variety Value Velocity，并且已经日愈深入地渗透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对国际关系以及我们的学术研究和研究方法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在为丝绸之路大战略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使各种信息良蔫混杂挑战丛生，充满了风险。
3.第三个标志是，西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状况已经发生变化，中国文化的地位日益提升，如果说，在几年前就连“国学”也差不多被放到西方的框架和方法中去研究了的话（北京大学教授钱乘旦语），那么这样的状况正在发生变化。“蕴藏于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观念文化的纷繁具象之中”的中华元素，越来越多地被世界所发掘和认知，乃至接受并喜欢。中国模式正在成为被研究的对象和被学习的样板。所谓“中国模式”和“中国特色”正在受到追捧，“中国声音”正在受到关注。
4.第四个标志是，苏联解体造成的社会主义文化崩溃，其导致的不良后果没有消退，“解体”还在延续;“新冷战”开启的土壤已经形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俄罗斯之间的博弈以一种新的方式，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展开，使新的国际秩序的重建遥遥无期;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正在重新崛起。
5.第五个标志是，建设“一带一路”已经成为中国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问中亚四国，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的演讲中提出了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的大合作”的大格局战略思想。2014年10月，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22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拉开了战略大幕02015年6月29日，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代表在北京出席《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标志着成立亚投行及其日后运营有了各方共同遵守的“基本大法”，迈出最关键的一步。
6.第六个标志是，2014年3月份爆发的乌克兰危机引发的“大地震”远远超出国际政治、经济和国家间以及区域的范畴，使这个斯拉夫文化圈内的同盟兄弟自相残杀，民族被撕裂，人民遭涂炭，难民有家难归，造成的恶果波及全世界。同样，中东欧和中亚国家民族意识的复苏，以及独立后20多年来的发展道路也非常值得关注。
如果说，在苏联解体之后国家独立之初，中东欧和中亚国家几乎都缺乏作为独立国家所应该具备的民族自我意识、国家观念和自己的文化价值体系的话，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发生改变。为消除俄罗斯文化的传统影响，多数中亚国家以复兴民族文化为契机，大力弘扬和发展主体民族的传统文化，通过对部族文化的再传统过程，以增强民众对自己国家的认同感。但与中东欧国家不同的是，中亚国家的民族文化自觉并未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而是相反，加强互信和文化融合正在成为主流。在这一方面，哈萨克斯坦率先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大文化”的实质—软实力竞争
俄罗斯和中亚东欧国家独立2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转变与其社会政治文化的变化过程往往并不同步，后者变化的过程要缓慢得多，尤其是在政治制度没能产生良好的效果的情况下，政治文化传统便会显现出对体制的反作用力，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用约瑟夫·奈的话来讲，就是“社会各领域的制度、理念和过程的吸引力”之间的斗争，即所谓“软实力”的竞争。
除此之外，文化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还表现为国民的精神状态、意志品格和内在凝聚力，而这一切主要来自于人们对社会核心价值的认同。历史经验表明，任何一个国家要把全社会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都必须有一套与经济基础、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核心价值体系，即适应本民族文化发展的核心价值观，否则就必定一事无成。因此了解和认识一个国家，从社会文化做起，才能够做到事半功倍。
综上，所谓“大文化”，就是全方位的视角、发展的视角，就是中国的视角、世界的视角，就是把对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研究放在全球化的大环境、全球治理的大背景中进行研究，即:以中亚地区和俄罗斯为首的斯拉夫文化圈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国际秩序重建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其与世界文明文化的互动。
二、理论框架建构
包括中亚五国和中东欧部分国家在内的后苏联空间，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俄罗斯（苏联）文化的影响之下，也许可以称之为俄苏大文化势力范围，一个大大的斯拉夫文化圈。作为斯拉夫文化的主体国家，俄罗斯文化对该区域的影响是多层次、全方位的。如果按照俄罗斯的斯拉夫文化起源以及受俄罗斯文化（包括苏联时期）影响程度来划分的话，可以把俄罗斯文化分成三个圈，或者叫三个文化影响板块:核心圈、中心圈和亚中心圈。
处在核心地区的是俄罗斯、自俄罗斯和乌克兰三个国家，此为核心圈。长期以来，俄、自、乌这三个国家一直发挥着斯拉夫文化主导国家的作用，在恢复斯拉夫文化影响力方面十分积极活跃，相互竞争，互不相让。其中，俄罗斯与自俄罗斯在文化上共同点较多，选择的道路比较相近，乌克兰以正宗斯拉夫文化自居，与俄罗斯公开决裂，脱离的趋势日益明显。但在国家定位、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等一系列问题上则是困难重重，陷入迷途。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使这种趋势的进程加快。
处于中心圈的是位于核心三国周边的独联体国家，即原苏联社会主义联盟的其他十二个加盟共和国，现在的独立国家。根据地缘文化的影响轻重，主要指分布在俄罗斯西部的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西南部的摩尔达瓦、格鲁吉亚、亚美利亚、阿塞拜疆四个国家;以及南部的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这些国家，根据与俄苏文化的亲疏关系，可以称之为中心圈，尽管对于其中的不少国家而言，这种文化影响完全是被动或被迫接受的。
处于外围亚中心圈的国家主要指位于中东欧地区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以及分裂后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塞黑、马其顿）、阿尔巴尼亚等。这些国家的共同点就是，都曾经受到原苏联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深刻影响，是被动或者被迫地接受俄苏文化的影响的。但与此同时，也与之进行了十分频繁、内容非常丰富的互动和博弈，从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模式，到文学、语言和艺术，几乎无处不在。
俄罗斯与上述所有国家的关系，都十分曲折复杂，为斯拉夫文化的研究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空间，而其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大战略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应当加以研究。同样，在亚太地区，以中华文化为核心，也形成了一个大大的文化圈。除了众所周知的传统的中华文化对东亚、东南亚和东北亚国家的影响之外，如果以近年来与中国关系发展为标准，笔者认为，中国与中亚五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也许同样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处于中心层次的是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这两个国家由于地缘和文化渊源深远，与中国的关系日益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战略协作伙伴国家;处于第二层次，即亚中心层次的是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处在第三层次。
如果说，2001年美国“9"11”事件爆发之后，中亚曾经有过“第二次机会”的话，那是美国试图把中亚五个国家纳入西方式的民主化和市场经济改革的轨道，如今十几年过去，实践证明，大多数中亚国家的改革并没有成功。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和实施，也许是为中亚大多数国家提供的“第三次发展机会”。 不过，与俄罗斯和美国相比，尽管中亚国家与中国曾经有过丝绸之路的联系，文化影响力却远远不及，是个后来者。面临着诸多严峻的挑战和各种各样的博弈，能否做到后来居上，完全取决于双方共同的努力。
令人欣慰的是，大多数中亚国家已经意识到历史提供的发展机遇。哈萨克斯坦率先一步，早已把发展的目光投向国际舞台。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早在1999年《历史长河》一书中就提出:在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中亚国家有机会成为一个强大自主的地区，因为在最近500年内我们的地区第一次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区域……为了发展过境贸易和出口石油天然气，中亚各民族所需要且获益的应该是类似古时候的统一对外经济政策、统一的海关税务监管以及统一的安全体系。为了不让中亚成为一个贫穷落后的原料附庸，我们还有时间，大约是2000-2020年，这一期间将是世界大国对中亚的军事政治影响较缓和的时期。为了牢牢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哈萨克斯坦于2014年11月也发布了“光明之路”新经济计划，即通过一系列投资促进哈萨克斯坦经济结构转型，实现经济增长。作为中亚的区域性大国，哈萨克斯坦在世界以及在中亚地区的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日益增加。哈萨克斯坦领导人已经充分认识到，“哈萨克斯坦作为亚洲国家，拥有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身处欧亚交通大动脉十字路口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得她能够在该地区一体化进程中占有当之无愧的重要位置，并最终在共同利益的驱动下，实现自己的经济目标。”并且已经制定出“有效运用对外因素、为解决经济重建问题利用国际劳动分工优势，保障经济稳定发展”的对外政策基本目标，后来又进一步提出了“百步计划’，，为对接丝绸之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位于丝路文化腹地的乌兹别克斯坦同样也认识到机遇的到来。作为丝绸之路文化圈内最重要的国家之一，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有不少共同点，其中之一就是各自找到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模式。由于乌兹别克斯坦实施渐变式经济改革，实现了政治稳定，经济发展迅速，创造了亚洲发展的新模式一一“乌兹别克斯坦模式”。早在19%年，当许多独联体国家经济转型并处于经济衰退的时候，乌兹别克斯坦国内生产总值却增长了1.7 % 。2001年乌兹别克斯坦的GDP增长速度在独联体国家中更是领先，经济发展率先恢复到苏联解体之前的水平，并一直保持着骄人的宏观社会经济发展指数。自2007年以来，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都在8%以上，最高达9.5%，令人惊叹。即使近年来，在国际市场普遍低迷、俄罗斯经济衰退、欧洲市场疲软乏力等诸多不利情况下，乌经济仍然在逆境中保持着令人瞩目的高速度，2008年和2009年分别达到9%和8.1%，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2014年乌兹别克斯坦GDP仍然保持着8.1%的增长速度，在中亚国家名列前茅，2015年的目标保持8%的高速度，令世界瞩目。中乌之间的经济合作早已突破传统的模式。
不过，虽然哈乌两个中亚地区的重要国家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愿望对接中国的丝绸之路大战略，但他们的认识和诉求是不尽相同的。同样，与其他中亚国家的互动与合作，尽管近年来在上海合作组织和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会议的框架下也不断取得了新的进展，但“中亚”不是一个整体，每个国家都有各具特色的历史、文化、宗教等，正视和研究每个国家的差异，努力寻找中国与每个国家重合的不同共鸣区，共同探讨和谋求价值的相同点，才能在保持个性的基础上，建立起合作共赢的发展模式。
为此，强化对中亚区域的研究，应该成为中国学者的重要任务。因为中亚地区的现实已经证明，对于正处在伟大变革时代和转型时期的中国和中亚国家，目前的发展和互动状况远远不能满足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需要，建立更多、内容更加广泛的合作平台，加强互动关系，深化相互之间的文化认同成为迫不及待的重要任务，尤其是人文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而人文交流的目的是促进国家繁荣，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在于对文化认同的建构。从理论上解释，认同的建构有两个主体:一是个体，二是国家。国家建构就必须通过文化、教育、社会、制度以及政府的有效作为来实现。作为人文工作者，我们应当有所创新、有所作为。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导国家，中国的中亚学（或者叫“丝绸之路文化学”）的构建应当提上议事日程。因为沿线国家有着多样化的文明和文化，各自有其特色和优势，在共建“一带一路”上存在着广泛的互补性。长期以来，中国对外开放更多强调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在吸纳境外人才资源上还存在明显不足，除了派出留学生学成归来参加经济社会建设外，直接吸纳其他国家人力资源方面还与一些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只有加大学科建设的力度，从而弥补这一方面的不足。培养大批精通中亚国家的语言，了解中亚各国的社会文化、宗教习俗，以及政治、经济发展状况的人才，是“一带一路”战略取得成果的人才保障。
中亚地区的国别研究应该从学习语言做起，如果连对象国家的语言都无法掌握，民心相通将成为一句空话。
三、拓展研究视角
以“三环理论”为基本框架，以俄罗斯和中国为主体，从几个层面进行探讨和梳理。也就是从大文化的视角，综合地、整体地研究斯拉夫文化圈和中亚和中东欧国家。尤其是从文化的角度，其中中东欧国家自成一体，虽然在过去几十年间深受苏联社会主义文化的影响，但如今这些国家都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
（一）政策转型
苏联解体后，原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采取了亲西方的政策，把摆脱苏联影响、回归欧洲、重建本民族文化作为头等任务。政治上排斥苏联体制，文化上取消俄语和俄罗斯文化，有些国家甚至采取了驱赶说俄语居民的过激政策，与俄关系普遍出现危机，反对俄罗斯、否定二战历史的事件频频发生，尤其是在中东欧地区。俄罗斯文化的影响力降至谷底。苏联解体已经过去二十多年，这种状况仍未改变。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国家的文化取向和价值观发生了哪些变化？是如何构建本民族的文化体系的？在文学作品以及其他艺术形式中是如何表现出来的？与俄罗斯之间的矛盾冲突将会对“一带一路”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二）发展模式转变
中东欧国家普遍效法西方的发展模式，然而十几年过去效果并不明显，西方模式在中东欧地区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随着新一代国家领导人相继就位，有不少国家已经开始反思历史，主动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曾经出现过俄罗斯文化重回后苏联空间的趋势，其中的原因是什么？随着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和进一步深化，这种情况再次发生变化，以波兰为首的部分中东欧国家的反俄情绪更强烈，甚至形成了强烈的对抗，其中的根源是什么？卡内基基金会专家的研究表明，尽管苏联解体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但大多数国家仍然没有从苏联的阴影下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国家的文化取向和价值观发生了哪些变化？是如何构建本民族的文化体系的？在这些国家的文学作品和其他形式的文化成果中是如何反映的？民族文化的复兴能够实现吗？在对待外来文化的政策和态度上有哪些特点和内容？对与中国的互动会产生影响吗？
（三）中国文化与中亚文化的互动与融合
如上所述，中亚五国长期以来处在俄罗斯文化的势力范围以内，从政治、经济，到文化和制度，无所不在根深蒂固，与近年来中国文化的影响形成交叉，不容忽视。但不同于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中亚五国在文化属性上虽然不是斯拉夫文化国家，但由于长期处在俄苏文化的影响之下，短期内难以摆脱这种影响。由于拥有对整个世界具有关键作用的“心脏地带”地缘优势，这些国家的发展前景对世界的影响至关重要，对于中国更是如此。因此，对于处在东西方文明、文化的长期熏陶和冲撞之下的中亚国家，能不能建立起自己的民族文化？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日益强化对中亚地区的渗透，以俄罗斯为主的斯拉夫文化根深蒂固的背景下，中国文化，尤其是“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能够为中亚地区的人民认知、认同并接受吗？面对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强大的邻居，中亚将作出什么样的选择？ 如此种种，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应该成为我们深入调查和研究的课题。同样，对中亚地区的文明文化，以及对中亚国家发展模式选择的关注，也正在成为国际问题研究中的热点。
（四）俄罗斯的文化战略值得关注
从2000年起，自普京接任第三个总统任期以来，俄罗斯制定了一系列旨在复兴俄罗斯民族文化的政策，形成了一个日臻完善的文化战略。在以国家立法为保障，从语言文化入手，充分利用经济发展、国力不断增强的契机，重新为俄罗斯国家定位的同时，在对外关系，尤其是在对原中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方面，以共同的斯拉夫文化为纽带，以能源、经贸为武器，辅以强大的文化攻势，拉近了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关系，改善了地缘政治、文化环境，为俄罗斯民族的复兴创造了较好的条件。虽然乌克兰危机使这一战略的实施遭到重创，其中的一些经验和教训还是非常值得借鉴和汲取的。
2015年5月8日，中国与俄罗斯共同签署并发表了《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根据《联合声明》，双方努力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相对接，确保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多。毫无疑问，中俄两国之间的关系已经提升至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新阶段，2014年5月20日，普京总统在上海与习主席共同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声明》。俄罗斯认为中方提出的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非常重要，高度评价中方愿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考虑俄方利益。双方将寻找丝绸之路经济带项目和将建立的欧亚经济联盟之间可行的契合点备。然而，民心相通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在如何对接，可行的契合点有哪些，对接的主体和客体由谁来担当等一系列问题上，中俄两国的学者专家还有许多课题亟待研究。
四、构建“学术伙伴”关系
“学术伙伴”关系源自于“战略伙伴”关系。所谓“战略伙伴”最早是一个经济术语，根据“百度”所下的定义，战略即是“对战争全局的筹划与指导，是依据国际、国内形势和敌对双方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地理等因素确定的。” 根据资料，最早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出现在日本。20世纪70-80年代日本企业的崛起引起了美国学者的关注，他们通过研究发现，日本企业与其供应商在产品研发上的紧密合作关系，或者说特殊的合同关系，是日本企业超越美国企业的关键因素。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企业层面，都根据自身利益及其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努力寻求与其他国家或企业结成某种战略伙伴关系，谋求在更多方面的合作和发展。这种关系是一种基于高度信任，伙伴成员间共享竞争优势和利益的长期性、战略性的协同发展关系，能对外界产生独立和重大的影响。并为合作各方带来深远的意义。当然，笔者在此所指的并非是上述战争抑或企业竞争的原义，只是借用其中的内涵，即通过双边或者多边的学术合作，以增强合作各方的国际竞争力。
学术研究原本就是没有国界的。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21世纪的学术优势已不是个体的单独行为，而只能通过伙伴之间的联合做出贡献，才能取得更好的成果，才能为更多的国家所认同和接受。学术伙伴关系正是顺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打破合作的地域界限、行业界限，不再区分国内与国外的一种大胆尝试和创新。建立学术伙伴关系的目的，是推动学术资源共享，启发思想互动，实现合作共赢抑或多赢。建立学术伙伴关系，最重要的价值标准是，各伙伴方具有自己的优势资源，并能够作出贡献，即伙伴间将各自特有的资源带入合作关系，与其他伙伴的资源组合起来，便会产生一种协同效应，使组合起来的资源比组合之前更难以仿效。从而获得更多的认同，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最后达到造福于人类的目的。
学科建设的过程就是互动的过程，一个相互学习和相互借鉴的过程，不是一厢情愿的输出或者单向的输入。具体而言，构建“学术伙伴”关系，首先就是建立一个机制，通过法规和订立合作协议的方法，把共同研究和探讨人类和国家发展所遇到的各种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形式固定下来;其次是建立共同的数据资料库，做到学术资源共享;再次，是通过政府间、学术机构间以及对口学校之间的学术互动，实现学术价值的提升。其中，第三个层次，即高等院校最为重要，因为高等院校承担着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人才的重任。教育兴则国家强。国家间的合作方式可以通过联合开展课题研究、联合培养高层次青年才俊、互派教师、互派学生等互动的方式来实现。
在教育和学术层面，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笔者认为，为国家的繁荣和发展培养高水平的人才，为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强国服务，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职责。中国和中亚五国都是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首先应当从软实力的建设开始做起，而建立中国和中亚以及中东欧国家之间的学术伙伴关系，是提升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因为，如果从经济的角度看，面对复杂的全球经济环境和各经济体内部的经济形势，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不可持续，创新才是推动经济增长，实现国家繁荣和发展的重要途径，从教育和科学技术，以及学术研究的层面看，在知识大爆炸和科学技术大发展（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下，软实力的构建、高端人才的培养，特别是一些较为高端、涉及众多领域的科技研发和学术研究课题，仅由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单位（学校）单独承担已经无法做到和做好，国家间的紧密合作和技术支持、联合攻关已经成为现代化民族国家求生存、谋发展的根本之道，人文社科领域同样如此。
因此，“大文化”的实质就是软实力竞争，而学术竞争力和教育竞争力则是软实力最重要的指标。俄罗斯和中亚东欧不少国家独立20多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转变与其社会政治文化的变化过程往往并不同步，后者变化的过程要缓慢得多，尤其是在政治制度没能产生良好效果的情况下，政治文化传统便会显现出对体制的反作用力，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用美国学者约瑟夫·奈的话来讲，就是“社会各领域的制度、理念和过程的吸引力”之间的斗争，即所谓“软实力”的竞争。软实力的强弱，在教育水平上首先能够体现出来。软实力经常通过经济或文化的方法影响国际关系，高等教育更是被作为文化输出和传播的重要途径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重视，在这一方面，美国人的意识已经遥遥领先，值得借鉴。
资料显示，长期以来，在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网站公布的最新世界大学排名和上海交通大学公布的世界学术大学排名中，美国院校都占据榜首，在当代世界几乎还没有竞争对手。美国通过在世界各地经营多家分校，设立自己的高等教育标准、科学出版标准等方式实现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以发挥政治控制、经济赢利、外交渗透、文化与教育输出的重要作用。不仅巩固了美国与世界各国的战略关系，还维护了美国作为世界霸主的战略地位。美国的高等教育中不但拥有较高海外学生入学率，还在课堂中传输美国基础知识、理论和方法，特别是在科学和技术领域，美国也希望吸引全球顶级的博士后到美国学习物理和工程知识。在吸引大量国际留学生的同时，外国学生在美国支付的学费和生活花销也为美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根据国际教育学院最新报告，2014年赴美留学生数量再次出现快速增长趋势，美国成为全球最吸引海外留学生的国家。这些指标都显示了其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强大影响力。凭借强大的文化吸引力和科学研究潜力，美国的教育事业为国家的强盛提供了高端人才保障。
提高教育竞争力，培养大量以良好的外语为基础的区域国别研究人才，是实施“一带一路”文化大战略的重要保证，美国的经验应当借鉴。
五、结语
第一，丝绸之路沿线区域和国别研究是一个综合性的大学科，涵盖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宗教等，内容非常丰富，研究方法是跨学科的，理论框架的构建应该是创新的。在这个连接整个欧亚大陆的宏伟计划中，深化区域国别研究是战略成功的重要保障。
第二，对中国而言，建立中国的中亚、中东欧区域国别研究（学科）的时机已经成熟，俄罗斯国别研究，中亚和中东欧区域研究亟待进一步强化。十几年前学术界就提出过建立中亚学的构想，后来陆续有一些学者对与中亚学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但迄今为止，中国的中亚区域国别研究还停留在较浅的层面，掌握中亚国家语言、了解中亚国家国J清的人才十分稀缺，无法满足“一带一路”大战略的需要。对中东欧区域和国别的研究同样如此。
如果说，要成为一门学科必须要有明确的研究对象、研究范畴、研究方法和相应的理论体系，对于社会科学来说这是最基本的前提条件。那么，构建中国、中亚和中东欧区域国别研究的时机已经成熟，这些条件也已经具备。
第三，俄罗斯东欧中亚区域国别研究（学）兼负着双重历史使命，即理论探索和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家大战略服务。我们对中亚国家语言、文化、历史、宗教、民族等方面的研究，其目的已不仅仅是为了了解这些领域、进行理论探索和为教学服务，更重要的使命是全面、深入地了解中亚和中东欧国家以及各民族的性格特点、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决策方式，进而更好地理解这些国家的战略选择、内外政策及其对世界的看法，从而确定我们与之相处的战略、策略与方式，更好地为地区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发展服务。
第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没有过时，应当成为“一带一路”研究的理论基础，国际共生理论则可以成为文化研究或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视角。
所谓“国际共生论”是一种关于现代化国家如何存在的理论。国际共生是现代国家的基本存在方式，没有国际共生，也就没有现代国家的存在。因为工业化、信息化、全球化的浩荡潮流，早已将人类社会构成了地球村—全球庞大的社会共生系统。所有国家都存在其中，概莫能外。因此，国际共生论既是社会分析工具，也是发展理念，更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改造理论勿。中国和中亚、中东欧大多数国家经过20-30多年的努力，已经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其中有不少共同的特性和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和提炼。
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着眼的是以合作促发展的大格局，发展的是大文化，要求我们的是大视野，借助的是大数据，构建的是大社会。丝绸之路经济带总人口30亿，市场规模和潜力独一无二，是一个全球最大的国际共生体。从更广阔的人类发展文明的大背景看，丝绸之路几乎连接了世界所有的文明形态，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法律、安全等领域，值得研究和应当研究的问题十分广泛，为“一带一路”大战略的实现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实践空间。
第五，人文教育工作者应当承担重任。如果说，科技是强国之路，文化就是立国之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学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国际问题研究人才培养基地，建设和发展中国的俄罗斯学，承载着的则是中国国际政治学的需要与期待，和深化国别研究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贡献力量的历史重任。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是所有国家的任务，伙伴型学术关系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大量投入和付出。这是一个伟大的使命，我们生活在伟大变革的时代，每一个教书育人者都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第六，从了解和学习做起。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构建“丝绸之路大文化”视角下中亚、中东欧区域国别研究应当从基础知识做起，从博采众家之长起步。中亚诸国作为丝绸之路的腹地，中东欧国家作为“一带一路”之终点，文化资源非常丰富，十分值得挖掘和研究。因为“一带一路”能否取得成功，最根本上取决于能否发现、培养和产生一大批目光敏锐、思想开放和脚踏实地的拓荒者。在这个过程中，大学、科研机构和文化团体承担着更大的责任。“民心相通”就是其中之一。展望未来，在“一带一路”构想具体实施过程中，必须下大力气做好“一带一路”大学联盟、智库网络、人才基地等基础能力开发工作，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为“一带一路”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