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洲安全
“今天的亚洲，区域经济合作方兴未艾，安全合作正在迎难而上，各种合作机制更加活跃，地区安全合作进程正处在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形势在发展，时代在进步。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时代。我们认为，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2014年5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发表主旨讲话时提出
“国际社会应该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理念，使我们的地球村成为共谋发展的大舞台，而不是相互角力的竞技场，更不能为一己之私把一个地区乃至世界搞乱。”——2013年4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时提出
5月21日，在中国上海举行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及有关亚信会议下一步运作的四项建议。这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面对新的历史条件，从中国自身定位和发展需要出发所作出的一项至关重要的政策宣示，体现出中国作为大国的担当。在亚洲新安全观基础上建设覆盖本地区的安全与合作框架机制无疑是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对外政策，尤其是周边国家政策的主调和努力方向之一。
当前亚洲发展与安全形势
对21世纪的亚洲国家而言，发展与安全是具有多个维度的两大任务目标，既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在更多情况下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稳定是安全的必要条件，而安全则是发展的必要前提。
亚洲当前面临的安全形势可谓错综复杂。从东北亚的朝核问题到中东的伊朗核问题和巴以冲突，从阿富汗的安全局势到中亚、西亚、南亚地区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跨国贩毒、跨国有组织犯罪，等等，都是十分棘手、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难解之题。亚洲国家各自所面临的安全威胁既有共通之处，也有特殊性。此外，受自身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亚洲国家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能力也存在巨大差异。而在应对安全挑战方面，除上海合作组织和东盟之外，亚洲缺乏全面对话的平台。与此同时，区域外大国等通过双边安全机制，频繁插手本地区事务，试图利用亚洲目前高度分散的局面来主导地区安全。这在一定程度上无疑使原本十分复杂的安全领域变得更加难以控制。
当然，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亚洲安全与经济发展一样是一个开放体系。但亚洲安全事务首先关涉到本地区国家的切身利益，首先应该由本地区国家积极合作、掌握主动权。只有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地与世界其他地区国家共同应对全人类面临的安全威胁，对全球安全作出自己的贡献。
就亚洲国家的政治发展而言，一些亚洲国家采用西方民主制度，但更多国家一直在独立自主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模式。从历史发展的长远角度看，找到适合自身历史传统和文化特点的政治发展道路，也许是亚洲国家保障经济社会发展、有效应对安全挑战的重要前提。在这方面，许多亚洲国家一直面临来自西方的巨大压力和种种批评。而西方的批评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对亚洲国家自身发展利益的关切是浮浅甚至虚伪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亚洲国家需要加强交流，互学互鉴，增强自信心。
习近平主席在亚信峰会上代表中国提出，中国的发展要惠及亚洲国家。此前中国已经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倡议。在安全领域，中国主张建立常态化交流合作机制，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探讨建立亚洲执法安全合作论坛、亚洲安全应急中心，开展执法安全合作（譬如可借鉴湄公河流域执法合作经验），应对突发安全事件（如马航 MH370航班失联事件等）。此外，中方还倡议召开亚洲文明对话大会。这一系列主张和倡议，是中国作为亚信2014年-2016年轮值主席国对亚洲安全事务的应有贡献。
亚洲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安全乃至政治发展方面差别巨大，诉求和关切则高度一致。亚洲需要自己的对话机制和平台。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世界大国，中国在此时倡导新的亚洲安全观，主张逐步建立新的常态化交流合作机制，可谓正逢其时。
中国提出上述主张的基础，无疑是中国国家利益格局的变化，随着中国国力上升，利益范围的扩大。中国无意挑战现有秩序，但也不再会对涉及自身利益的问题瞻前顾后、三缄其口。
中国的主张可谓是经济发展与安全并重。这是因为中国深刻认识到，经济发展与安全可以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建设一路一带，加强互联互通，投资亚洲基础设施等建议，无疑是来自中国自身发展经验。安全领域合作的“虚”（譬如安全合作论坛）与“实”（譬如执法安全合作、亚洲安全应急中心）与平台建设，则是未来建设常设机制和机构的探索和试验。而文明对话更是促进亚洲国家人民、宗教之间相互了解的重要平台。经济、安全与文化三位一体，多管齐下，可以构成亚洲安全机制的基石。
中国的主张和目标是亚洲国家平等参与、共同应对安全领域的重大课题。作为地区大国，中国无意单独为亚洲提供公共产品，因为这既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也不符合中国的能力，更不符合时代的潮流。时代潮流是亚洲事务要由亚洲人自己主导，不是建立排他性的、针对特定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军事政治联盟，而是广泛的对话与合作。亚洲的公共产品只能由亚洲国家通力协作共同提供。
未来亚洲安全合作展望
习近平的亚洲安全观对中国和亚洲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这关系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进而关系到实现亚洲的全面繁荣、合作与发展的前景。
当前，中国处在一个特殊的发展时期，处在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关键期，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协调发展，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而亚洲安全观提出的时机与中国自身的变化趋势相契合，是中国应世界和亚洲大格局的调整与变革而提早布篇谋局。
如何通过不懈努力，将亚洲安全观落实在一系列常设机制和平台，使之成为安全合作的有效工具，无疑是一项艰巨任务和巨大的挑战。
首先是中国自身发展的复杂性。中国既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区域大国，正在从一个发展中国家到区域大国，从区域大国到全球大国迈进。历史上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型国家。1840年以来中国的发展实际上是对西方挑战的回应。中国案例在亚洲具有十分典型的代表意义。而中国文明能否有新发展取决于我们自身的努力。从当前来看，中国主动下调经济增速，更加注重增长的质量，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公正。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鉴于中国经济的体量，中国保持稳定可持续发展无疑为亚洲经济体提供广阔的合作空间。
其次是世界发展的复杂性，这里既有全球力量格局的变化，也有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崛起等因素。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之间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和转换是否平稳，依然是一个未知数。
第三是亚洲国家内部发展水平千差万别，诉求也是千差万别。一些新独立国家万分珍惜自己的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在合作当中对涉及主权的问题十分敏感。这意味着在维护亚洲安全机制的建立过程中，必须认真考虑到这些伙伴的关切，平等协商，求同存异。
第四是目标设定，也就是亚洲安全领域的议程设定。结合近年来中国一系列倡议，以及上海合作组织运行的经验，可以得出结论是，亚洲地区未来全新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必然不是由一个或者几个大国主导，而应以协商一致原则为根本，务必使所有参与者的声音都能够被听到，尤其是小国的诉求与关切必须得到较为恰当的安排。
相信亚洲在安全合作方面有能力建设一个个平等合作、排除特殊优先责任和双重标准的平台。而中国与亚洲国家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完全有可能成为新架构的基础政治原则。相信亚洲智慧应该能够使我们建立起适合本地区特点、行之有效的平台，使亚洲未来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造福亚洲人民和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