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体而言，三中全会不负众望。对于当前中国政策所面临的信任危机，它做出了充分的回应。如今，解读和实施三中全会的新挑战逐渐显现出来。随着改革领导小组的创立及其人员的到位，实施过程的初步轮廓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这些举措都展示出中国领导人对于经济改革目标一如既往的有力承诺。不过，依然存在着明显的改革策略风险和实施风险。
自2012年11月担任最高职位后，习近平和李克强就一直承诺要复苏经济改革。这些越来越有力的承诺（最终）指向了2013年11月9-12日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按照惯例，任何一届党代会的三中全会都在该届党代会最初召开的一年后举行，以便于新的班子有一年时间来起草一份完整的经济纲领。部分地由于这个原因，过去的三中全会都为经济改革提供了重要的解决方案，尤其是1978年，1984年，以及1992年的三中全会。这反过来又提高了人们对去年三中全会的期望，特别是考虑到中共越来越多地宣传和主张其惯例和先例的情况下。基于所有的这些原因，三中全会意味着是习-李领导班子传递压力（deliverthe pressure）的平台。总的来看，他们确实释放了压力。三中全会决定是一个内容丰富、覆盖面广、影响深刻的文件。它改变了政治环境，变更了对不可能的认知，并且在之前的胡-温执政与现在的习近平执政中划清了界限。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将描述三中全会的主要成就，讨论改革实施的最初几步以及其所面临的挑战。2014年的中国，将以我们了解的方式，来呈现其与2012年的中国的不同面貌。
一、三中全会前夕：低信任环境下的政策
三中全会面临着历史性的挑战：在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中做出实质性举措；恢复人们对改革承诺的信任；为进一步的改革蓄势。要想理解三中全会及其决定的重要性，（我们）只能将它放在一个低信任环境的政策制定的背景下（来看）。自2003年以来，市场导向的改革停滞不前，而对改革理想尽忠的宣言却依旧持续，最高领导人要进一步推动改革的倡议也一再重复。但事实上，过去的十年中什么都没有发生。在大众看来，这个失败最常见的解释是认为，政府政策已经完全被利益集团掌握了。对改革的怀疑——基于顽固的利益集团的反抗——广为流传。奇怪的是，中国所出现的越来越多的怀疑和信任的缺失，竟是发生在中国经济表现最为引人瞩目的时候。那时中国的经济崛起最终已经在国外成为共识。
在中国恢复人们对市场导向改革的部分信任和动力的漫长过程中，三中全会是一座里程碑。它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因为它意味着改革意图的信号终于开始转变为实质性的改革政策。三中全会是成功的吗？简单地说，是的。虽然它仅仅是一系列事件中的一步，它却是重要的一步。并且，它不负众望，或许比预期的达成得还要更多。
二、应对信任危机
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三中全会可以说通过其最终的“决定”来正视并且解决了信任问题。制定出来的三中全会决定从五个方面，来展示了领导层对重新启动改革过程的可信承诺。
范围 决定采取了一种“震撼与威慑”（shock and awe）的政策，旨在通过纯粹的任务广度来引人注目。改革措施由大约60个条款组成，然而每一条款实际上包括了数个具体的政策。因此，这里面一共有300多项政策。很显然，经济是改革的焦点，而且那些广义上属于政治、文化或社会的政策，其在具体内容上也主要是经济性质。但是，重要的措施是在经济领域核心之外采取的，包括放松生育控制政策，以及组建国家安全领导小组。中国领导人显示出他们是野心勃勃的，并且他们能让所有的相关支持者对他们刮目相看，同时迅速突出焦点。
可观察性 决定虽然不是很具体，但是却没有类似于党内文件的空洞和含糊。事实上，即使没有一项政策是被细致描述的，但是提出来的许多政策是十分具体而可观察的（它们当然需要充实且操作化）。这里有很多的例子，但其中最明显的是一项声明，即国有企业将在2020年之前移交30%的利润给国家，并将更大的一部分用作社会服务。这样一个精确的声明与文件其他部分的基调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样是有意义的，因为包括这样一条声明是为了显示具体的需要交付的东西，是容易从外部进行监督的。这样的做法符合一个原则，即如果你想要使得一个宣言可信的话，你应该提供具体可见的标准。
不回避难点 决定没有表示出回避难点的迹象。国有企业被具体处理，尽管还没有诉诸可怕的词语“P”（私有化），文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而详细的措施，为国有企业改革开一个口子。类似的，决定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渐进的提议来直接应对土地所有权问题。虽然，（解决土地问题）总的成果与国企改革成果比起来没有那么成功，但是至少这个问题被置于靠前靠中的位置，且获得了其应有的关注。
个人化 习近平亲自宣称，三中全会成果是其领导力的一种体现。因此，他的个人信誉，以及切实的权力，如今都与该决定的进一步实施联系在了一起。习对于其个人角色的强调是很不寻常的。三中全会一结束，就发表了一份有关文件起草过程的报道。这份报道给了习一个支配性的角色，34次提到他的姓名，并且强调说，这是21世纪以来第一次总书记亲自担任了起草小组的组长。习自己对三中全会的解释也特别突出了他个人的角色，虽然他至少还承认一点，即刘延东（译者：应为刘云山）和张高丽是起草组的副组长。习在三中全会上大量的讲话摘录被公布出来。这一潮流仍在继续：在2月末，《瞭望》——官方每周发表的，并在所有官方媒体上翻印的杂志——发表了一篇习对于经济政策的贡献和习的相关谈话的长篇报道。
权威性的实施 决定宣布，在中共中央成立一个新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意味着一个位居政府部门之上的，由习近平担任组长的强大小组，将负责设计、协调和实施改革过程。这进一步强化了习和改革过程的个人联系，同时也为确保改革得以切实执行而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决定强调，领导小组将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58.1）
三、不仅仅是一幅蓝图：一个愿景宣言，加一个任务清单
虽然三中全会决定是改革复苏中的重要一步，但它并不是一个“改革蓝图”或一个到2020年的改革计划。从某些方面来看，这有点令人失望，毕竟2012年11月的党代会已经明确地要求为经济改革寻找“顶层设计”。大纲中的主要组成部分衔接并不好；也没有表明具体的制度变迁；也没有明确的改革重点。该文件的大部分是问题导向的，是对需要处理的事情的描述。这些问题被划分为似是而非的类型，虽然其中各项政策之间的关系是清楚的，但是领导层仍然可能有选择性地不处理、处理部分类型，或处理所有的类型。尽管如此，这里有一个愿景。虽然这愿景有点抽象，有点遥远，不甚明晰，但仍然是一个愿景。
（一）愿景宣言
决定强调且反复回到一个要求，即需要重新定义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3.1）。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3.3），逆转当前政府的现状“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3.2）。这一“愿景”道出了整个决定的本质。
为了给抽象的原则提供具体的对策，决定反复建议采用“负面清单”。在“负面清单”中，没有在清单上的所有事情都可以做，而国内的私营企业或外资企业只有在明确指定的活动或领域才会被视为禁止。当前的中国制度是，没有明确授权的话，没有人能够擅自行动。广泛采用负面清单制度，这将意味着对这种制度的一个逆转。在国际协议中，负面清单也是当前主要的方式。比如在双边投资条约中，除了特定的例外情况，国家一般同意给予其他国家的公司国民待遇。决定提倡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国内的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的领域（9.1）。它也“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9.2）。决定同意设立上海自贸区，而上海自贸区已进行负面清单的试验（24.3）。这个原则进一步扩大（其适用范围）——这或许有点夸张，因为决定主张，地方政府及其工作部门要明确他们的权力和工作范围，推进政府管理依法公开，不在其声明权责范围外活动（35.4）。
在决定对有限政府的模棱两可的愿景中，对“国家治理体系”（2.1）这个概念有着宽泛的、但仍然不明确的暂时支持。“治理”这一概念在决定中出现了24次，这不仅仅适用于政府和企业，也适用于社会组织和非营利组织。一些比较乐观的中国分析者认为，对于治理的强调是该决定最积极的一方面。他们认为，这为社会组织相对打开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形成一个干预不那么多的政府。
（二）任务清单
决定所列出的任务清单是相当广泛，而且是十分艰巨的。这个清单由相当多的不同政策措施组成，而这在有限的空间中是不可能充分归纳的。不过，我们可以列出一些关键的政策建议类型（cluster），我们可以称之为“行动领域”。
国有企业 决定中最重要的政策类型之一就是与国企（SOEs）及其所有制问题相关方面。虽然决定并没有对国有制体制发起正面进攻，但实际上也讲得很清楚，即中国政府仍然是一个巨大的资产所有者。不过，决定要求重启国有领域停滞的改革，并转向一种混合所有制。其中，政府将像一个资产所有者一样经营企业，而不是一个直接执行者。
·完成拖延已久的对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改造，就是说，要运用现代的公司治理管理合资企业（7）。这一转变在1994年的公司法中有过规定，但20年后仍然没有完成。
·发展混合所有制制度，包括允许（特别的）私有资本在现存的国企中决定性参股（6;8.3）。
·国有资产应该由“资产管理”转向“资本运营”，也就是说，一种放手式理财方式（arm’s-length wealth management）（6.5）。这意味着一种主权基金主导的资产组合管理方式：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6.5,6.7）。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到30%（6.8）。
·国有企业的垄断特权应该尽可能地减少（7.3-7.5；10.2）。
缩小城乡差距，整合中国二元形态的社会和经济 在这一领域，决定没有做出多少明确的突破，但是提出了大量相对温和的、渐进的措施，来减少农村人口的壁垒，扩大他们的权利。
·对土地管理制度的渐进改革将允许全面发展已经转变为非农用地的农村土地（11.1），这样，就能创造出地方政府土地垄断的有限竞争；并且将提高农民被征用土地获得的收入，同时健全土体征用程序（11.3；11.2）。法律和监管措施将保障农民宅基地用益物权，并为农村土地承包建立更好的市场（21.2）。
·应该稳步推进城市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进来（23.8）。
财政制度 有关财政制度的部分并没有对其做出全方面的重组，但也确实为将来的改革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原则。中央政府应该承担一部分额外的地方支出责任，以更好地平衡央地关系（19.1），修改一般性政府转移支付机制，提供更大的简洁性、透明性、可预见性（17.5-17.7）。
银行和金融 有关金融系统的部分是果断而广泛的，但是包含的内容却缺少新意。中国应该发展资本市场和企业直接融资（12.3），特别是要允许符合规定的公司在证券交易所上市（而不是被任意的额度和审批程序限制）（12.3）。利率和汇率应该市场化（12.7）；资本项要逐步开放（12.8）；金融创新应该被支持（12.6）。这些都是该三中全会决定主要部分的大胆举措。只不过，几乎所有这些措施都曾在各种各样的政府宣言中出现过，因此它们没有明显的突破。由此，这些可能十分重要的措施都被压缩在了一个单一的，有点简短的，条款中。
虽然这里呈现的是决定中勾画的经济政策措施的删节版，但是也展现出它们可能有多么的广泛和彻底。显而易见的是，并不是任务清单中的每件事都将被完成。
四、实施：三个风险
众所周知，改革的实施是“最困难的部分”。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实施挑战性的真实存在，并不应该使我们低估中国制度中另一点的重要性，即对目标的再次宣示。鉴于政治结构的等级森严，整合意见与达成共识在长时间的政策变动过程中是很关键的一步。一旦该过程达成一个“最高指示”（apex document），将议题原则上规范化，这个等级体制便立马行动，并将这一议题作为具体的政策制定基础来进行宣传。以一种其他政治制度不太可能的方式，中国对目标的宣誓便是实施过程的第一步。我们已经看到，政治系统已经开始围绕着三中全会决定而运作起来。
尽管如此，正是因为该决定是一个愿景声明和任务清单，所有它才没有位于“实施就绪”。正如上面提到的，决定没有明确优先次序，组织创新，或不同政策措施之间的关系。因此，在愿景和列出的具体措施之间，我们可以认为存在着一个战略缺口。政治制度需要通过制定更加实际和稳健的政策来弥补该缺口。当前，政治制度已经被启动，我们希望它能够提供对应的提案。要想彻底了解当前的实施过程，我们需要对它可能失败的三种不同方式进行分析，同时，其中每一种方式都能解释正在进行的改革过程。这三种风险是，改革深陷泥潭；改革策略失败；或改革被意外事件取代。
五、改革会深陷泥潭吗？
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大部分主要的经济改革都完全停滞了。野心勃勃的项目曾被宣布过——包括2003年三中全会中宣布的项目——但最终它们没有带来什么。显而易见的是，改革停滞的风险在今天也是巨大的。决定设置的日程是广泛的，而里面几乎没有优先次序。有可能习近平尝试得太多，但却不能实现其雄心壮志议程中的一小部分。
如果改革的主要困难被视为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的话，那么改革停滞的风险将尤为严峻。利益集团无处不在地用他们详细的内部知识来反对改革。他们反对具体的改革条款，在简单明了的政策面前竖起路障。一个改革领袖要同时做很多事情，就不得不与顽固的利益集团在每一个微小的让步上斗争。如此，改革领袖简直不能以足够的速度前行。在最近的岁月中，这是改革失败的主要形式。
尽管如此，过去的经历不大可能是当下经历的准确预言。紧随三中全会之后采取的步骤，便是旨在组织政治活动来克服苦难。最重要的一步是创立了领导小组（LSG）来指导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当然，领导小组是以习近平为首。这一事实直到12月3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才正式公布。官方还没有公布领导小组的成员，但其成员出现在了2014年1月22日电视新闻播出的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摄影机反复转向会议室，其中明显地显示出有43位参会者围成两个同心圆。内圈的23位参与者有着“国家领导人”的等级，包括组长习近平，三位副组长都是政治局常委委员：李克强总理，刘云山（宣传“沙皇”）以及张高丽（副总理）。在外面的一圈中出现了20位额外的成员。这些人大多——也许全部——都拥有部长级别。人员的分配与三中全会决定的野心一样广泛：党和政府有较大比重；军队和宣传部门也有一席之地；法律事务、纪检（discipline）和教育部门也有席位。
由于改革范围极其广阔，因此主要的领导小组已经成立了6个专项小组来作为辅助，这并不奇怪。但是这6个专项小组完全不平等：第一个小组负责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而其他的专项小组则承担着更常规的改革任务：民主法治；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党的建设制度；纪律检查体制。大体而言，三中全会决定大约60-70%的内容落在第一个小组身上。遗憾的是，专项小组的成员并没有被公布出来。
与领导小组的成员同样重要的是其人事，尤其是为其提供人事服务的主体。领导小组原本并不处于职位候选人名单（nomenklatura）的政治体系中，因此它们没有自己的职员，而必须依赖于现存的党和政府机构来提供人事服务。这些机构为领导小组做了大部分的工作，而它们的成员的技能就对领导小组工作的最终结果有着决定性影响。直到2月末，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安置在中央政策研究室这件事才得到确认。共产党机关在领导小组人员构成中大体上是很突出的，特别是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位置是与这一点相一致的。但是，这也增加了一个可能，即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将会有一个不同的办公室，并且将更专注于经济事务，在将来的经济改革中发挥更重大的作用。如果这个专项小组的办公室被正式安置于发改委，并且由刘鹤来担任组长的话，这也并不奇怪。不过，目前这是纯粹的猜测而已。组织安排在2月末才刚刚出现，这一事实意味着单单使行政机构到位已经花费了三个月时间。这些改革领导专项小组现在要开始规划过程，这预计将从2014年一直持续到2015年的大半时间。顶层设计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与此同时，领导小组的结构已经扩展到了整个中国政治体制。几乎每个省份都建立了一个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一般都由省委第一书记担任组长，由省长担任副组长。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领导小组也由省委政策研究室配备职员，且由省委秘书长担任职员领导。领导小组也在省级以下的市级和地级设立起来。在中央，包括农业部、国资委，以及证监会在内的部门也正在组建领导小组。
对地方而言，建立自己的机构来全面衔接中央的机构是一种套路。不过，如今这件事情发生在了明显更高一级的动员水准上，且有着更大的政策不确定性。被提名为改革领导小组组长的省委书记们得到了一个明显的信息：你的政绩将主要不再以你对该省份的日常监督和经济发展来考量，而是你创造新的改革试验和转变经商之道的能力来决定。你的“成功指标”已经改变了。这意味着地方领导必须实现一个困难的结合，及不久之前的命令——促进GDP增长，增加收入，发展城市中心——与新公布的命令，包括改革、平衡、改善环境，以及干净舒适的生活。将这诸多的命令结合在一起，可以对意识形态做出某些改变。比如，湖北的三线城市襄阳，就发起了新的改革和发展目标，宣称它将：
找到追求发展和改革创新的黄金平衡点……把握不仅仅追求GDP增长和不忘记GDP增长之间的辩证关系。
地方和官僚机构的领导在竞相发展改革新举措，来显示他们与新的领袖习近平想法一致，且完全服从于新政府。
因此，改革设计与实施的阶段在习近平创造的特殊政治背景下逐渐展开。所有层次的政客和管理者都面临着诸多的新压力和不确定性。本已面临着反腐败运动的压力——这有风险且减少了特权——他们又必须向大众展示改革的创造力和敏锐力，接受面对面的批评，并坚持群众路线。与此同时，习近平在强调领导力的重要性，这当然是从他自己开始，但他也明确表示，低级的官员也应该展现出领导力。活动、竞争和热火朝天的执行在不断加强，这样一个环境正在被创造出来。总的来看，这并不必然是一件好事，但是鉴于中国现存的体制，这可以被视作不可或缺的一步，以及从实质上减少改革停滞风险的一步。
六、改革策略会失败吗？
在改革实施过程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压力。强大的改革领导小组正在动员政客们执行改革，但是我们应该回头再看看三中全会决定所表达的改革“愿景”。愿景中最清楚的一点是，政府要退出资源的直接分配，把它留给市场来做。换言之，目前的阶段是一种通过动员来做更少的事情。进一步来讲，这一模式是一种通过动员共产党的途径来确保政府做得越来越少。这是经济改革的一种特别方式，但它可能不起作用。
确切的来讲，这里面确实有一定的逻辑。这一改革运动的理念的本质在于，减少市场扭曲将能清除顽固的利益集团。减少政府行政审批将减少扭曲，并且延缓和去除腐败的机会。改善土地和财政制度将改变激励机制，这将从根本上迫使地方政府改变与市场的博弈。能源价格和公共设施价格改革将降低租金，促使国有企业参与更公平的市场竞争。随着受保护的市场领域越来越少，政府和有权势的个人将拥有越来越少的机会来牟取暴利，来扭曲政策实施。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从任务清单上核对一系列的项目将能推动经济朝向一个愿景，即政府从市场退出，而经济更加有效率。这些行动是从反方面来构想的，因为这些都是去除扭曲市场的行为和激励。
然而，全方位的改革可能需要更多的正面干预。要建立新的制度来确保公平竞争，尤其是监管制度。没有这些制度，改革计划可能不会成功。很小的扭曲也是由人为操作和干涉造成的。享有自由裁量权的政府可以等到当前反对行政审批过度的运动结束后，待时而动，寻找新的机会。没有一个稳固的制度创新项目——这需要时间——改革可能从根本上会失败，不能改变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要为一个面向全体的公平制度创造稳定的激励，仅采取政党领导式的运动并不是十分有效的方法。毕竟，有效的公平制度需要确保不被政党干涉和政府操控所影响。
迄今为止所演化出来的改革策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来进行地方实验，以及强力的激励来尝试大胆的新观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为改革提出“顶层设计”的这一相对缓慢的过程倒是开辟出了大量的空间，使得地方实验能够实施。要说这一阶段是否会持续下去，或者会带来什么，现在还为时过早。也许中央的经济（和生态文明）改革领导小组会一马当先找到突破，制定改革蓝图。不过就目前而言，当前过热的政治环境可能使得地方政府设想出一些创新的，但却不健全的措施。这些措施不久后会引起不稳定，并可能不得不放松管制。
七、改革会被事件取代吗？
更一般地来讲，中国改革所面临的最大风险与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最大风险一样，那就是金融动荡。事实上在任何经济体中，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危机之间是高度相关的。金融问题更可能紧随金融自由化之后爆发。这是由于，要为特定的半改革（semi-reformed）经济体下的特定措施制定适合的监管制度和规则，这是非常困难的。同时，追踪新兴的融资渠道的信息也是非常困难的。此外，仓促地利用新机会可能会出现超出现存监管机构控制之外的情况。如今，这些风险都摆在了中国面前。
中国可能是特别脆弱的。早在2008年末全球金融危机开始之前，中国的信贷增长就异常迅猛。五年多后，信贷增长就远远超过了名义GDP增长：2013年，总社会信贷增长了GDP的30%，然而名义GDP却仅仅增长了10%。这造成了巨大的债务负担，据称尤其严重的是那些在刺激计划、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中获益的地方政府。根据国家审计署的最新数据，截至2013年6月30日，地方政府有10.9万亿元债务，相当于GDP的19%，或有负债高达GDP的31%。这些都是很大的数字。虽然它们不是不可能有效管理，但是他们对中国的金融和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而言仍然是巨大的挑战。
信贷总体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传统银行借贷之外的借贷扩张，包括债券，委托贷款，信托产品，以及银行承兑。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产品都是改革议程的产物，因为自由化允许资金流入新的渠道，而金融体系的多元化则是改革过程的终极目标。然而，这种自由化和多元化也对监管机构有新的要求，且必须被小心处理。到目前为止，政府还不允许任何信托产品失败，即使他们支付很高的利率且有着很大的风险。随着自由化的继续前行，风险必须被定价为利率，而这就意味着要承认违约，并分配损失。这个过程是有益的，但是，这个过程也必须被监管者、改革者和政策制定者们细心处理。
2年之后有可能的是，改革过程会被来自金融领域不可预料的事件而扰乱和挑战。负责金融体系的、身经百战的技术官僚们要如何应对？政治领袖们要如何应对？当金融技术官僚经历经济动荡时，习近平会愿意支持他们，使得他们能解决好投资者的不满吗？或许，改革过程最大的风险就是被这种难以预料类型的事件所取代，这可能使得最高领袖停止对改革的支持。
八、结论
从经济改革的角度来看，三中全会后从中国传来了很多好消息。一份引人瞩目的改革方案已经展示出来。中国领导人已经与胡-温时代明显的市场改革停滞相决裂。虽然很多人担心中国改革会胎死腹中，或者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会故意拖延，从而导致改革停滞。但是，本文的观点认为，这些担心都被过于夸大了。这些担心或许就像将军们打最后一仗：这些正是都是与之前执政相关的老问题。
不过，这里也有很多的新问题。宽泛地来讲，中国正在使用共产党来实现官员自上而下的动员，从而确保中国克服改革停滞的困境。但这样会产生新的风险：那些考虑不周的项目可能被伪装成可持续性的改革，从而在许多地方得到展开；某些市场的迅速自由化，尤其是金融市场，可能导致金融动荡；改革可能引起社会动荡，从而影响最高领袖对改革过程的决心。
中国当下的改革缺乏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即需要发展和逐步强化一套治理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的监管制度。这一过程中，只有最开始的几步是能被自上而下的动员来完成的；改革者们在此之后必须立刻后退，允许新的制度去证明它们的价值，建立它们的公信力，并逐步变得有权威。
同样的道理，中国的改革过程需要中间步骤。在某种程度上，这一中间步骤就是简单地把居于关键地位的重中之重建立起来：那些应对眼前挑战的重点，那些旨在建立关键制度的重点，以及那些能帮助避免出现上述三种妨碍改革危险的重点。这样一个优先次序的排列，应该包括成立一个权威性的机构，有能力重组现存所有权的体系。这一组织的必要性可以从两个“方向”明显看出：自上而下来看，中国需要一个权威机构来开启国有体制转型，即从“资产管理”到“资本（或财富）经营”。过去，现存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SASAC）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要在新时代中更加有效，它必须被分成三个国有主权财富基金，以变得更加活跃。从另一方面——即从下往上来看，政策制定者需要一个整装待发的部门，从而在面临金融动荡是迅速有效地实施干预。像是国家财富专项小组（national wealth task force）这样的组织，将给金融和所有权重组提供更优先的地位，将精力集中在一个关键性领域，这一关键性领域将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改革总体成功或失败。国家财富专项小组也能集中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力，使他们聚焦于金融体系很脆弱的关键领域，从而确保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能够有足够的政策工具和时间来处理迅速发生的事件。由此，一个被分成两部分的国家财富专项小组，可以减少改革停滞的风险，以及改革被突发事件取代的风险。
三中全会打下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印记，这可能预示了中国一次新的起飞。同时，三中全会只是复兴和执行市场导向改革漫漫长路中的一步。三中全会从一些方面深化了改革，这应该被视为正面的。不过，需要做的仍然还很多。
注：
1、原文选自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发表时间为2014年3月14日。作者Barry Naughton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中国经济问题的国际著名专家。
2、《思想库报告》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SIFL）出品的一份公益性电子刊物，以国际智库之思想，关照中国改革之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