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经济增长仍然令人失望。几乎所有欧盟成员国2014年产出预计都会有所提高，但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欧元区平均增长率很难超过1%。此外，尽管英国经济表现出强大的动力，其 GDP直到最近才超过危机前水平。用人均量衡量，英国仍比七年前要穷。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新的政策目标浮现出来：投资。欧盟现任轮值主席、意大利总理伦齐强调投资的重要性，欧盟委员会当选主席容克称之为“首要任务”。他的目标是，未来三年每年新增1,000亿欧元（相当于GDP的0.75%）用于公共和私人投资。
毫无疑问，投资是一个在政治上颇为讨好的主题。投资可以统一凯恩斯主义和供给面支持者；公共支出派和私人企业派可以因此站在同一条阵线上。历史性的低利率毫无疑问为新投资政策的融资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机会。
但这并不是说政府应该把大量的钱投给公共基础设施工程，或通过在转向有利的市场条件下进一步增强激励来刺激私人投资。如今，私人收入节节下降，公共资源非常稀缺，债务负担仍然沉重，刺激投资的计划应该谨慎审核。
即使是带有明确目的的计划也有可能适得其反：几年前，欧洲带着良好的意愿尝试刺激可再生能源投资，结果导致了宏观经济出现太阳能泡沫。尽管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很有必要，但不能让当前效率相对较低的可再生能源阻挠成本效益更好的技术的发展。
因此，在采取任何刺激投资的措施前，确定欧洲增长停滞不前是否是因为资本形成水平特别低下是十分重要的。数据表明确实如此：2007—2013年，欧盟投资规模下降了18%，而美国只下降了6%。在南欧，投资出现了崩盘；甚至在德国，投资在今年才有可能回到危机前水平。
但这不是故事的全部，因为过高的危机前房地产投资水平意味着急剧的向下调整是不可避免的。匆忙上马建设的公寓没人来买，机场没有乘客。更一般的情况是，投资总是跟随经济增长波动：公司在产品有需求时才会增加新产能。衰退几乎总是意味着投资的更大程度的下降。
出于这些原因，确定低投资是低增长的原因还是结构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德国经济研究所DIW在考虑了推动和拖累因素后认为，投资缺口是实实在在的；对欧元区来说，这一缺口大约为GDP的2%，或2,000亿欧元。这是个很大的数字，意味着应该为此采取政策动作。
这就引起了另一个问题：是什么阻碍了投资，可以做些什么打消这些阻碍？部分答案与监管有关。比如，对高效能源生产和保护的投资因为未来气候政策路径充满不确定性而大受制约。建立一个欧洲协议以稳定碳价格有助于刺激私人项目。在国家层面，设计稳定合理的机制改善国内取暖效率也有所助益。更一般地说，监管的明确性和可预测性对私人投资至关重要。
答案部分也在于金融。在欧洲，危机前的房地产投资繁荣受到从北欧往南欧的欠审慎信用流的推动。随着银行开始缩减其债务过多的资产负债表并且不再愿意冒险，随之而来的是信用配给。此外，资金从受困外围回流北欧。结果，（比如）西班牙小企业的信用既不便宜，也不充裕。
这需要立刻采取行动。许多人建议包装现有贷款组合并转移给非银行投资者，这应该予以鼓励。除了短期修正，主要的当务之急必须是鼓励整个欧洲储蓄流的重新流动，但这一回应该通过股本形式而非银行存款和贷款形式。在这一点上，欧洲需要完善的监管和税收框架。官方机构也可以以合适方式参与其中。奇怪的是，欧盟的金融部门——欧洲投资银行只获得了贷款和担保的权力而没有股本投资权力。必须找到它的替代品。
最后，还有一些领域国家政府可以直接采取行动。其中之一是基础设施，只要当前对投资项目的兴趣不被拿来作为欧洲重燃对无用之物的偏好的借口。
这样就足够了吗？很难说。欧盟面临着一个脆弱的平衡，一边是提振投资的需要，另一边是保持谨慎（特别是公共资金）的需要。容克需要表现出坚定的决心和可靠的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