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训会：任老师，最近在中国，精英移民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整个社会正在滋长一种移民心态，特别是近年来这种心态在民营企业家乃至普通中产中愈来愈明显了，不知道您怎么看？
任剑涛：最近几年中国的移民运动，直接跟中国社会变迁处在瓶颈阶段具有密切关系。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处于“空转”状态，进退不得，整个社会精英的安全感明显下降，结果就是“三高移民”的出现，高官、巨富、高知纷纷迈出国门，加入移民队伍。用社会学的话来说，这一波移民完全是精英移民。在现代激烈的国家竞争中，任何一个国家都在想方设法地把自己的精英稳定在本土，因为这对本土的发展是最有利的：高官能够发挥其社会政治管理的丰富经验，巨富能为国家治理提供优质的税收资源，高知则是一个国家智力水平的象征，是一个国家是否能够维持所需的创新仰赖的对象。
一时的反腐，必要性无可置疑，但制度上没有跟进，让官员群体陷入恐慌，以至于非移民不可。国家的治理就缺少了富有经验的官僚支持，治理水平就会明显下降。高官家属的移民，引发了令人触目惊心的裸官现象，一家两制，必定一心二用。官员的国家忠诚出了问题，整个社会公众的国家忠诚更会涣散。
巨富的移民，则多半是因为最近几年的国进民退，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遭遇困难，官方想引入民营企业的资本，但又没有一个恰当的方法，导致民营企业家群体忧心资产安全，结果巨富移民人数大增。结果就是社会学上所说的、产出财富的“优质”居民大量遗失，而甚少财富贡献能力的“劣质”居民愤愤指责生活质量下降。国家因之缺少必要的财税来源，陷入管理资源的窘迫短缺。
至于学者，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很难在现有的学术官僚体制里专心学术，寻求很好的专业机遇。新生代学者遭遇学霸制度，也就是院士制度，只能望而却步，大举移民，就在情理之中。在发达国家，出现不少三十多岁取得重大的发现、成为一流科学家的华人学者，这在中国简直难以想象。社会科学学者则因为意识形态的禁忌过多，加上种种政治限制，在国外的发挥空间会更大。国家智力资源的严重流失，就此注定。
三高移民的结果就是，社会政治管理的智慧随着高官的移民而丧了，社会财富的创造随着巨富的移民而丧失，高级专业人才智慧随着高级知识分子的移民而丧失。国家应当对三高移民高度警觉，遗憾的是还没有明显迹象提示人们，最近七八年的三高移民趋势正在改变。
中国应当在社会政策上为自己的精英居民提供保障
袁训会：那您认为，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政府能不能采取一些应对措施呢？
任剑涛：最后，涉及到移民运动的社会政策回应问题。中国之所以发生三高移民，是因为移民国家可以满足他们的几个基本追求：现代国家的常态生活，安全是第一重要的。现代国家的建立，按照政治学家霍布斯的说法就是其成员为了实现自保和互保的目的。如果一个国家连这个条件都提供不了，那人们还待在这儿干什么呢?第二，生存保证之后，发展成为首要主题。一个国家没有提供给精英以发展空间，相反让精英群体觉得处处受到掣肘，浑身感觉很不舒畅，他怎么可能不弃国而去?第三，按照人的需求层次论，人的安全、发展得到基本保障以后，有尊严地生活，被社会所承认，以至于实现自我价值，就成为生活重心。加入一个国家完全不把个人当回事情，对国家稍有批评即遭到严惩，他一定会背井离乡，去寻求让自己感到舒适的生活。
如果这三个东西完全匮缺，让人感到既不安全又没有发展机会，精英移民趋势自然难以扭转。我1998年到美国做访问学者，非常悲观地发现，在这所举世闻名的大学的一个小小的三角地，有一家中餐厅，在里面端盘子的竟然都是中国的正高级工程师。这真让人不禁悲从中来。正高级工程师，这是发展中的中国多么急需的技术中坚人物啊?但他们居然愿意在美国做一个Waiter或Waitress就糟糕，显然是国家让他们太失望了，才不得不放弃自己所学，去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这个现象，值得我们国内当权者深思。
对知识分子来说，最重要的期待，其实也是跟官员、企业家一样，都是自我实现。美国为什么对全世界都具有吸引力?无论是崛起的中国，还是发达的西欧，都像一个强大的磁场一样，吸引移民前往。对那些落后国家来讲，对美国的天堂想象就更是让人觉得实属正常。美国成为移民首选，关键就在于美国这个国家给人以安全、尊严、发展、荣誉和自我实现的空间。美国也有很多缺陷，枪杀案频发、恐怖袭击不少，我们当然可以批评、指责，但是它的吸引力也是中国必须要认真研究的，你有三高移民，为什么人家就没有三高移民?经此一问，内心一惊。
对于中国来说，近代以来的留学运动，尤其是国家权力方面推动留学，主要是想通过精英出国、西天取经，有力推动中国的发展。结果留学生反过来向国内公众示范，还是移民好，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感喟的逆转?!当下中国需要把这个逆转纠正就过来。纠正的关键点在中国开辟让人发展的广阔空间。晚清以来，中国陷入长期的政局动荡。当下，国家稳定建构在大局上算是解决了，但由于没有解决好权力的周期、和平和有序的更迭，社会政治动荡的深层危机并未彻底解决，社会的安定感因此严重不足。加上从晚清以来，中国流行种种运动性治国举措，社会公众的观感明显不好，精英集团除掌权者志得意满以外，普遍没有安全感。孔子所说的“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便成为人们重新选择的现实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