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历史上，安危、存亡、治乱的质变往往只在一夜间。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瞩，但与此同时，带来的隐患与积累的风险日益凸显，到了严重威胁国家安全的境地。当前，应聚焦化解矛盾、降低风险、消除危机、促进发展，这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要求，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应确立“总体安全观”，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
国家总体安全态势日趋严峻
多年来，我们未能一贯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安全的辩证关系，在外部安全与内部安全、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等总体国家安全上的政策体系不够完整，长期未能构建起一个完整的国家安全体系以及有效的应对机制，导致在国际博弈中，往往能开好局，未必最终能下好棋，在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重大安全领域的风险与日俱增，红线被踩踏，底线被突破。一系列的量变最终会引起质变，部分质变会引发整体危机，因此中国的国家安全总体形势非但不容乐观，而且相当严峻。
随着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既广且深的发展，世界经济强权由传统的对战略资源的直接（股权）控制，调整为对战略资源定价权的控制。近些年来，西方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伦敦与纽约两大金融中心之间、美欧日三大资本集团之间对定价权的争夺几近白热化。多年来，中国奉行“两头在外”的经济政策，积极利用国际资源，但是中国对相关战略资源既缺少直接控制权，更没有相关定价权，“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劣势一直难以改变。近些年来，西方大国与垄断资本利用定价权优势，不断抬高能源资源价格，给“中国制造”增添了与日俱增的成本压力，“中国制造”的竞争优势在迅速消失。
鼓吹“越开放越安全”论调有一个重要的论据是，对外开放使中国与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国家相互依赖，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成为重要的利益共同体。然而，中国与西方所谓的“相互依赖”，实质是严重的不对称依赖，即中国对西方的依赖要远远高于西方对中国的依赖。中国对西方不仅有品牌、技术、管理的依赖，还有资源、市场、资金的依赖，更有人才、思想、秩序的依赖。这种不对称依赖，授予西方不断敲打中国的特权，如贸易反倾销、“汇率操纵国”等。理论与实际都表明，高度不对称依赖，实质就是依附。这种实质性依附不仅严重局限着中国的治权，更可能损害中国的主权，使中国在关键时刻不能理直气壮地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丧失战略机遇。
现行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秩序不仅存在于现实世界，还存在于网络虚拟世界。信息化、全球化使互联网所代表的虚拟世界对现实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具体，对国家安全的影响越来越大。然而，中国涉网的关键资源、关键技术主要掌握在美国手中，主要网络企业由外资（主要是美资）控制，业内奉行的是美国宣扬的自由主义价值理念——点击自由，恪守着美国的意识形态——视社会主义中国为天敌。因此，强大的网络舆论多年来基本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种“负能量”，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西方“普世价值”等凡可损害中国一切美好、积极、健康的东西，在互联网都会呈现出蔚为大观之势。近年来，配合美国战略东移，互联网中反共反华力量更加猖獗，所谓“同城饭醉”等公民社会运动、各类邪教分离势力、暴力恐怖组织等异常活跃，而且往往采取“网上串联，网下聚集”虚实结合的方式，开始对现政权展开进攻，令人忧虑的是，这一乱象丛生的异己力量迄今尚未完全得到有效应对。正所谓“网络安全，心头大患！”
博弈中，有好局，未必能下好棋；也常有“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更何况，在国际垄断资本、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占据明显优势的时代，中国面临的国际与地区形势日趋险恶。在这种情势下，我们应当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能再出现战略误判，更不可以得意而忘形，否则很有可能跌倒在“崛起”的最后几级阶梯上，抑或输在最后一公里的赛道上。
国际安全：不确定性明显增加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大危机明确显示：凯恩斯主义走到了尽头——财政刺激政策形成公共债务“悬河”，新自由主义走到了尽头——利率、流动性等陷阱使各类常规货币政策趋于无效。由于自由主义思想作祟，西方多年来一直抵制政府主导投资的产业政策，视其为经济领域的异端邪说。因此，以美国为首、西方主导的世界进入了一个“无主义”也就是没有发展方向的危险境地。
次贷危机直接践踏着资本主义的灵魂——契约精神，毁坏了资本主义的基础——诚信体系。无所不在的金融创新（实质就是造假）使衍生品发行商（投资银行）与投资者之间失去基本信任；政府救助“太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使纳税人与政府之间失去了基本信任；危机爆发后，美欧大国努力转移风险与转嫁危机，使国家之间失去了基本信任……“无信任”令经济保护、贸易摩擦日趋严重，商品服务无法正常交易，市场无法正常运转，国家之间也难以有效合作。
次贷危机、债务危机以及紧随其后的银行危机、货币危机等系列金融危机，紧随美欧危机之后的新兴市场危机，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乃至国家危机，正加速国际力量失衡、格局变迁、秩序调整，世界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已然步入金融动荡、经济低迷、社会对立、政治僵化时代。资本主义失去了重心与中心，西方主导的帝国主义时代走向终结。G7心力交瘁，G20力量涣散，新兴大国有力无处使，世界正进入由“旧的有序”向“新的有序”过渡的“无秩序”阶段。
西方的衰落与东方的崛起，发达国家的衰落与新兴市场的崛起，美国的衰落与中国的崛起，既广且深地改变着国际格局，冲击着国际秩序。改变现状与维持现状抑或革新与守旧的力量之间的误判、对峙、冲突或将难以避免。在“无主义”、“无信任”、“无秩序”情势下，国际巨轮业已驶入一个陌生水域，可怕的是无动力、无舵手，亦无航海图。国际金融动荡常态化，世界经济低迷长期化，发达国家的社会矛盾与阶级对立尖锐化，西方民主政治普遍僵化与弱化，各种乱象将长期持续。
美国的持续衰落与中国的快速崛起，以及中国越发彰显独立自主而不愿做西方附庸的个性，引起美国不断增强的战略焦虑。为维护霸权，美国正设法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手段，包括全面复活日本——“放狗咬人”，鼓励与支持日本成为“正常国家”，成为“政治大国”，包括允许日本拥有核武，解禁集体自卫权，在东海利用与操纵钓鱼岛事件，与中国抗衡，甚或兵戎相见。在南海，在中国周边地区，鼓励与支持一切与中国抗衡的力量，放大一切与中国不和谐的声音，以牵制中国。中国的国际与地区环境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加。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国际金融大危机的余波仍在涤荡，出现明显的“长尾效应”，动荡与低迷态势在可预见的将来难有根本好转。多年来，一直高举自由贸易、自由经济大旗的美国，一马当先筑起了“美国制造优先”的贸易壁垒，经济保护主义在全世界抬头，导致中国对外经贸摩擦不断增多。
长期以来，自由主义者把GDP提高视同经济增长，把经济增长等同发展，即发展=经济增长=GDP提高，而把发展当成压倒一切的战略设计。自由主义者认为，只要经济搞上去了，一切问题即可迎刃而解。这种思维，理论上是短视的，实践中或将是致命的。1840年前，中国经济总量长期位居世界第一，但是，终究遭遇鸦片战争失败、割地赔款、丧失主权，并由此开启一步步向殖民地沦落的命运。鸦片战争后，率先觉醒的中国改革派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积极推动洋务运动，推动中国对外开放，经济建设搞得有声有色，经济总量规模远远超过日本，但是，终究难免遭遇甲午战败的奇耻大辱。何哉？战略谋划严重不足使中国陷入战略安全困境。
所谓战略安全，概指国家发展道路、重大制度设计与发展指导理论科学合理，国家战略资源可以被有效组织与使用，国家核心利益不受威胁，重大发展机遇没有错失，没有出现战略误判，避免落入战略竞争对手设置的战略陷阱。
中国古人很讲究也很会运用战略谋划。不战而屈人之兵，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但是，在“一切向钱看，挣钱是一切”的发展思路下，中国人越来越不会搞战略了。当今，中国学界，搞国际关系的，搞国际战略的，不可不谓人多势众。但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乌克兰捣鬼，俄罗斯当机立断收复克里米亚，竟然没有一个中国战略学者能够做出哪怕是近似的预测判断，真让国人大跌眼镜。由此显示中国战略谋划严重不足，战略安全困境日趋突出。
多年来，中国战略学界一直落入这样的怪圈：问题潜伏时，专家们口若悬河，不得要领；问题爆发后，政治家们狼奔豕突，疲于应对。中国不仅对对手的诸多阴谋束手无策，甚至对系列“阳谋”也往往无所作为。例如：中国的国有企业是跨国垄断资本在华攻城略地的主要障碍，多年来美国处心积虑、动用一切代理力量努力搞垮中国的国有企业，中国迄今没有一个有效应对策略。再如：多年来，美国不断向中国输送代理人，不断影响乃至操纵中国经济与金融政策，持续劫掠中国财富，这应是中国人勤劳而不富裕的重要原因，但是中国迄今仍无有效应对策略。对内和谐，对美和平，对台和解，一味地刻意回避矛盾，最终会被无数的且不断激化的矛盾缠死或击倒。过去，抓革命，促生产；今天，抓改革，促发展。陷入了极其幼稚的“越开放越安全”的逻辑错误。
战略判断失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知己知彼。对“乌克兰事变”判断失误，就是对美国力量、俄罗斯力量以及美俄博弈能力的判断失误。多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自由派尤其是亲美自由派来说，拥有无比的光环，他们一直过高估计美国的实力。与此同时，还过低估计非西方国家包括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实力，低估的不仅有经济、政治、军事等硬实力，还有软实力、国家意志与决心。国家发展道路缺乏自信、理论缺乏自信、制度缺乏自信应当是战略判断失误的根本原因。
主权安全：保持主权与治权统一，严防成为西方附庸
主权是一个国家对其管辖区域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排他性的政治权力，是独立自主处理自己的内外事务、管理自己国家的最高权力，是对内自主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以及对外自主交往权之总和。主权是国家区别于其他经济社会集团的特殊属性，是国家的固有权利。国家主权的目的是保护国家的完整性，保护全体国民的利益。主权独立是国家安全的基础。
中国的主权安全遭受的威胁首先来自国内甚至体制内的自由派或国际接轨派，这是产生“外国代理人”或“买办”的主要社会基础。多年来，自由派或国际接轨派鼓吹历史虚无主义，丧失民族自信、文化自信与政治自信，在美欧面前亦步亦趋，努力使中国成为西方的附庸。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互联网发展、新一轮全球化兴盛，使作为国际法基石的国家主权原则受到巨大冲击。为适应西方霸权主义抑或新殖民主义的需要，国际政治学界出现了诸如主权可分论、主权弱化论、主权让渡论、人权高于主权论等诸多“奇谈怪论”，甚至认为主权是一个“坏字眼”，是一个过时的概念，应该予以抛弃。这些歪理邪说，一如当初的“大东亚共荣论”与“曲线救国论”，被中国买办所认同并积极宣传。如此，无边界经济——华盛顿共识、无国界政治——普世价值、无所不在的科学主义——转基因作物等在中国大行其道，“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被逐渐抛弃。
理论上讲，中国发展道路选择似乎可以多种多样。但是，实际情形远比理论假设复杂，在帝国主义体系与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大前提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下，中国的发展道路归根结底只能有两条：一条是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另一条就是成为西方附庸的发展道路，没有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多年来，中国自由派或国际接轨派千方百计、殚心竭虑地使中国与西方相互依存——实质就是成为西方的附庸。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中国利益的苦果。”①2014年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干部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那样做的结果，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庸。”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政治学意义上，更多的是治权问题。国际治理经验与教训表明，只有拥有独立的主权，并实现主权与治权的统一，方才有条件实现完善的治理，即所谓善治，如独立战争后的北美殖民地。倘若没有独立的主权，或主权与治权分离或分裂，很难实现善治，如二战前的西方殖民地以及现今的诸多奉行自由主义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有一个现象是：相关国家或特定行政区域治理得越好，附庸化、殖民化会越深，如回归前的香港以及现今的一些殖民地避税港。诸多拉美国家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远离善治，是因为在自由主义的浸淫下，相关拉美国家主权（尤其是经济主权）被严重削弱，如此，不管多么努力于治权建设，都无济于事。
因此，“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任何时候都必须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自己发展的根本基点，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持中国的事情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部事务。”②今天，我们以百倍的信心与千倍的热情来谋划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关键就是要保持独立与完整的主权，保持主权与治权的高度统一。
政治安全是指国家主权、政权、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免受各种威胁和危害的状态。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是否处于安全状态，通常可以从国家主权独立、政权稳定、主流意识形态彰显、政治制度恰适、执政党地位巩固、政治秩序良好等方面来衡量。③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在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在国际上维护民族尊严和国民人权，也已成为政治安全的重要内容。
中国政治安全的最大威胁首先来自对威胁因素的错误认知。影响政治安全的因素可以按矛盾性质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近几十年来，我们从“阶级斗争为纲”的一个极端，走到“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另一个极端，无视阶级矛盾的客观存在，进而无视敌我矛盾在一定时期有可能上升为国家主要矛盾。在这样的鸵鸟思维指导下，学界政界普遍认为，影响中国当前政治安全的要素，被理所当然而且一贯地认为是人民内部矛盾，即人民群众之间的利益矛盾，以及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由此顺理成章地无视或忽视帝国主义、国际垄断资本与国内买办势力相勾结，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独立与完整、侵害中国的核心利益之事实。近年来，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人民内部矛盾，不断将敌我矛盾掺杂进人民内部矛盾，不断激发、诱导一些群体性事件，使之向着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政府、反国家的方向发展，把“颜色革命”置于群体性事件之中。很显然，当今中国的政治安全的主要指向应当是政权安全。
意识形态安全是政治安全的核心。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国家政治的灵魂，其对于培养国民政治认同感、维系社会控制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④在参与国际分工或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西方意识形态、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的渗透日趋活跃，侵蚀日趋严重。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对一个传统社会的稳定来说，构成其主要威胁的并非来自外国军队的侵略，而是来自外国观念的侵入，印刷品比军队和坦克推进得更快、更深入。⑤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对“中国崛起”曾轻蔑地表示，一个只能输出电视机而不能输出电视节目——思想的国家，谈何崛起？近年来，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西方“普世价值”等思潮在国内泛滥成灾，在“南方系”为代表的自由化媒体中，到处充斥着自由主义者鼓吹的多党制、私有制、小政府、大市场等论调。谎言重复一千遍会被人信以为真理，这种“真理”刷新了无数年轻幼稚的大脑。急速发展的互联网有着无限放大的功能，而且重复、放大传播的成本近乎为零。那些荷尔蒙分泌过剩、自认为遭遇不公的人群，乐于尝试把“真理”变成实际行动，而且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如此，对中国的政权安全构成严峻挑战。
政权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的关键应当是如何确保正确的政治方向，即“政治正确”。长期以来，党和政府的工作一直存在“一手硬，一手软”的尴尬状况。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的一手始终很硬；四项基本原则的一手则有些软。在一些自由主义者眼中，四项基本原则只留下“坚持党的领导”一项就可以了。如此，在经济取得突飞猛进的同时，思想政治工作被不断削弱，公有制与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与分配原则被不断削弱，进而共产党执政的基础被不断侵蚀。其实，在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那里，四项基本原则是“成套设备”，缺一不可。深入细致研究不难发现，四项基本原则界定了中国的国体与政体，规定了改革开放的边界与底线，确保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保持在“中国特色”以及“非附庸化”的轨道上。“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回过头来看，我们对邓小平同志这番话就有更深的理解了。所以，我们讲，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⑦
社会安全：去组织化持续不断，认同危机日趋严重
社会安全一般被理解为反映社会治安、交通安全、生活安全和生产安全状况的综合指标。就国家安全视角来看，社会安全应当理解为对共同体的认同度以及认同危机。社会安全程度总体上取决于一国社会发展程度。经济发展尤其是工业化发展程度、社会公平程度、政治体制、历史文化原因等都有可能对社会安全程度产生影响。
在市场经济不发达、政府治理不完善的情势下，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相当有序，甚至还有“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一说。在“县下自治”中产生了诸多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如在血缘基础上形成的“宗法制度”，在地缘、血缘、姻缘基础上形成的信用制度。这些根植于基层的社会实践与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理论与政策的重要源头。在古代中国，社会与国家一直被视为“家国一体”，国家（皇帝）一般通过对社会（家族）管理制度的政治化，直接将社会治理措施上升为国家治理方略，即实现用“理家”的方法来“治国”，“三纲八目”正是这一治理经验的经典总结。诚如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所言：“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⑧
今天，在市场经济大潮涤荡下，传统社会治理理念与治理方式被逐一抛弃。多年来，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不断膨胀，以“经济人”替代“社会人”，以“利益共同体”替代“命运共同体”。相关社会治理少有问津，因为相关经济学家与政治家或寄托于政府，或寄托于市场来解决问题，其视线始终在“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之间做钟摆，其思维总是在“政府”和“市场”之间纠缠，但是终究无助于解决日趋棘手的诸多矛盾与问题。这是因为市场和政府都以社会为基础，“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都是生长在社会机体之上，社会是基础，是核心。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有了人类就有了社会。作为命运共同体，社会是一切经济活动（如市场）、政治活动（如政府）的根基。社会不以市场、政府的存在而存在，相反决定着市场与政府的存在，但是，市场调节失灵与政府治理失败都会威胁社会这一共同体的安危。而且，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主导国际秩序的今日世界，市场（资本的钱力）往往绑架政府的权力，合伙欺负社会，欺压百姓，撕裂共同体。今日中国，自由主义者高呼，把权力（政府）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但是，“钱力”（资本）却没有了边界和底线，为所欲为。越来越多的人士担心，政府的权力正在被关进资本设置的笼子里。
市场既是“财富的魔法师”，也是“撒旦的磨坊”，创造与毁灭并存。“确凿无疑的是，若不是（社会）保护主义的反向运动阻滞了（市场）这个自我毁灭的机制的运行，人类社会可能早就烟消云散了。”⑨如果忽视了社会，把市场、政府、社会三者关系简化为市场、政府两者矛盾，那么就无法真正明了市场和政府两者的关系。然而，多年来，中国的实际情形是，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的经济改革持续而严重地忽视社会。正因如此，农村经济改革中，个人与家庭凸显，村社与集体萎缩，农民生产与生活自我负责，越发无组织——即去组织化，生产听任自然调节，生活听任市场调节。几十年间，农民工单身进城谋生活，一会儿由“看不见的手”推来，一会儿则由“看得见的手”搡去，出现日趋严重的流民化，一不小心就会成为这个社会“多余”的人。
城市经济改革的一个重点就是国有与集体企业市场化，破除了公有企业办社会与事业机构办社会，综合性社会越来越简化为生活性社区，经济职能超越其他一切职能，物业公司替代社区组织，用资本逻辑重新梳理社会，新阶级便由此诞生。一如牛马不可同食混饲，富人与穷人不可混居，穷人只能画地为牢，富人则可以另辟蹊径，往往用戒备森严的高档小区来标识自己“新阶级”形象。更为重要的是，以富人为代表的新阶级可以调节市场、治理政府，接受更多更好的社会服务，而穷人集中的弱势群体只能接受市场调节、政府治理，更多地服务社会。
农村如此，城市亦然，农民如此，市民亦然，凡市场之手触及之所，莫不如此。由于不断去组织化，导致基层社会组织涣散、党组织涣散，宗教、邪恶势力便乘虚而入。由于听任市场调节，一端是财富积累，一端是贫困积累，如此两极分化日趋严重，阶级对立日趋明显，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群体性事件日益增多，“和谐社会”的粉饰成本不断提高。
社会是关于认同、关于共同体自我观念和个体确定自己为其中一员的概念。“社会领域，最基本的概念即认同。”⑩对共同体的认同，也意味着对共同体政权合法性的认同，这种强烈的认同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整体的国家观念，并内在地形成了一个国家政治安全的民意基础。如果没有大众的社会认同，作为共同体的国家也难以长治久安。今日中国，在“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推来搡去之下，社会人蜕变为经济人，人的自我、传统、政治认同感日趋缺失，社会不断被去组织化、去阶级化、碎片化，呈现出一盘散沙的面貌。
经济安全：去工业化在加速，金融危机迫在眉睫
一个时期以来，中国面临的最大经济威胁，应当是不断丧失的货币主权——人民币发行权以及定价权。人民币发行与定价表面上是由中国人民银行说了算，实质上，入境的美元占款占人民币基础发行的80%左右（即人民币被动发行与自主发行4:1），中国将人民币与美元挂钩，加上美国的“汇率操纵国”大棒，决定了汇率价格实际由美联储决定。人民币貌似是独立的主权货币，但实际上是一类美元化货币，即一种美元券。在这种情势下，倘若人民币国际化走得越远，力度越大，那么在“美元陷阱”中就会陷得越深。今日中国经济与社会的“系列之困”，包括令实体经济难以存活的高利率，其重要源头就是丧失了货币主权。货币主权丧失，直接威胁到中国工业化的进程，进而威胁国家现代化（四个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货币主权丧失，最终将中国置于金融与经济危机的边缘。
当今，在太平洋两岸，中国客观上“去工业化”与美国主观上“再工业化”构成世界经济最独特的风景。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痛定思痛，推出“再工业化”国家战略，抢占国际分工高端的商机。通过“量化宽松”超常规货币政策，释放出充裕而廉价资金，以收购世界高新企业，振兴美国制造业。金融危机前，美国掌控世界24%的高新企业，如今的份额已上升到70%，从而为美国赢得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契机。与此同时，中国自由主义者凭借当前中国的产能过剩，以及相关主要经济指标（如工业产值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来判断中国工业化已经完成，在产业升级、结构调整无望的情势下，积极推动城镇化、信息化与金融化，即以“去工业化”来促进国民经济（实质是GDP）的增长。
国家主义者认为，工业化带来的收入潮水可以浮起港湾内所有的船。今日西方的发达关键在于经历了成功的工业化；拉美、东南亚之所以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因为这些国家受到自由主义海妖的“华盛顿共识”歌声的诱惑，不断扩大开放。过度开放导致民族主导产业丧失，进而被跨国垄断资本控制，国家工业化进程中断。如今，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甚嚣尘上，“华盛顿共识”在中国财经界很有市场，市场化私有化改革以及自由化国际化开放，令中国主导产业不断为跨国垄断资本掌控，在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长期无望的情势下，自由主义学者开出了大搞自贸区、发展服务业、促进虚拟经济发展的药方，去工业化的声势越来越大，中国正面临工业化中断的危险与威胁。
西方国家的经验与拉美等国的教训表明，在保持主权独立前提下，唯有经历成功的工业化方可彻底改变一个国家的经济与社会面貌，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今天以及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国的核心问题是集中有限资源，促进产业升级，实现经济转型，最终锻造成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去工业化，并诱导中国走“新四化”（私有化、市场化、资本化与国际化）道路，是西方敌对势力、国内买办势力孜孜以求的目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表明，推进中国工业化的核心力量是国有企业，削弱与干掉中国的国有企业，将使中国脱离工业化轨道。而一旦中国脱离工业化轨道，极有可能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走向附庸化，即“西化与分化陷阱”。全球化下今天的中国，没有国企就没有工业化，没有工业化就没有现代化。
多年来，跨国垄断资本通过不公正的国际分工、不等价的贸易交换，经由知识产权盘剥、中资境外上市等途径，近乎榨干了“中国制造”。在今天的中国，跨国垄断资本利用30%的资产掌控约50%的股权，谋取接近80%的利润。在中国努力摆脱依附、实现自主发展的当下，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正磨刀霍霍，极尽各种金融手段洗劫中国。
多年来，美国为维持全球霸权，开支无度，而收入日绌，财政危机持续。诸多经济专家认为，美国现今所得税率已经高达38%，不可能再高，如此，美国已无力在国内汲取新的财政资源。当局为缓解国内矛盾，同时，民主党要巩固自己的政治基础，必须为医保社保等系列巨额开支筹措资金。因此，美国必然故伎重演，利用金融手段，即在“量化宽松”稀释他国财富后，再采取措施制造“美元强势”，将国际资金回流到美国，从而劫取那些“人傻钱多”国家的财富。
中国日趋严重的经济问题为美国制造危机提供了可能。据相关财政专家研究，拉美、东南亚、北非等国的教训显示，家庭广义税赋一旦达到家庭总收入的70%，社会稳定的基础即不复存在，社会动荡进而政治动荡就难以避免。如今，中国的家庭广义税赋11在60%～70%之间，十分接近危险边缘。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3年中国基尼系数已达到0.473，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这为中国社会已经处于动荡边缘提供了另一个重要指标。
美国为刺激经济而实施宽松货币政策以来，中美之间的利差越来越大，引发巨额美元套利资金涌入中国，中国的金融买办（华尔街在华金融代理人）把美国“量化宽松”释放出的资金的60%引进中国，并建立起“资金池”，国内借款人要人民币资金没有，而美元资金要多少有多少，如此必然导致中国货币与资本市场陷入严重混乱。近些年来，中国资金拆借市场实际利率超过20%（美元实际利率1%～3%），但是中国制造业的平均利润一般只有10%～15%。银行与金融资本像吸血鬼一般吸取了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的大量利润。在这种情形下，只有高利润企业（多是外资企业）或暴利行业（如房地产业）才能存活，资金被持续大量吸附、沉淀到涉外经济与虚拟经济，国民经济由此外热内冷、虚热实冷，中资制造业早已羸弱不堪、岌岌可危。
美国有需要也有能力在中国制造一场危机。策略上，这样可以劫掠中国财富，以应对本国的财政危机；战略上，或可遏制中国崛起势头，令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西化分化陷阱”。有专家认为，美国在中国制造危机的时机，很可能选在美元转强的时间点，应当在奥巴马任期结束之前，以及国会两党达成的解决财政赤字宽限期（2年）之内。美元一旦持续（可能强劲）升值，会引发大批在华资金（“热钱”）通过各种渠道抽逃——资本项目管制早已漏洞百出，引发中国房地产等虚拟经济市场泡沫破灭，包括人民币汇率在内的各种资产价格急剧萎缩。一旦出现金融动荡，势必有大批中资企业倒闭，中国经济危机或在劫难逃。
正是在“越开放越安全”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中国的国家安全总体形势实际上正不断趋于恶化。“当前，中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而我们的安全工作体制机制还不能适应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需要搭建一个强有力的平台统筹国家安全工作。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已是当务之急。”12
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中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13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在以下五个方面狠下功夫：
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内因则是事物变化的根据。中国传统智慧启迪我们，“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之”。维护国家安全，内外兼顾，以内为主。但是，在全球化条件下，中国广泛深入参与国际分工与国际事务，是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作为一个“有所作为，敢于担当”的大国，中国不会秉持独善其身、各扫门前雪、甚或以邻为壑的世界观与安全观。全球化下，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大国，中国应当深化对国家主权与政府治权的理解，强化主权，丰富治权，内敛主权，外扩治权。中国不可以用新老殖民主义手段渗透控制他国主权，而应通过不断强化治权，在合作与共赢中实现我们的合理利益与管理目标。“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14只有“平安中国”与“和谐世界”密切而有机结合起来，中国的国际安全才会有可靠的依托。
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人”有自然属性、生物属性、社会属性，有精英也有大众，有好人也有坏人。“民”则在基本人性基础上更有政治性、阶级性、先进性。中国历代贤君明主，都奉行“以民为本”的治国方略。宪法规定，新中国国体为人民民主专政，不仅继承传统的“民为邦本”之思想，更有最先进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以人为本，努力确保国土安全。在中国的大地上，每一个居民，都应有充分的生存权与适当的发展权，其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应得到保障，这是由基本人权决定的，也是国家安全的基本要求。以民为本，努力确保国民安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主权国家内，全心全意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确保人民作为国家的真正主人，这是人民主权决定的，也是中国国家安全的本质要求。
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全球化盛行，大国（尤其是拥有核武的大国）之间兵戎相见的历史如今渐行渐远，政治对抗、军事对峙似乎越来越成为国家间博弈的极端情形。但是，在国际秩序依旧是帝国主义主导这一本质特征没有根本改变的前提下，政治对抗、军事对峙等传统安全形态不仅不会消失，而且在一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缘可能会更加激烈，美国战略东移下的东海紧张局势时刻警醒着国人。与此同时，经济、社会、文化、科技、信息、生态等非传统安全因素日益凸显，或与传统安全形态交织，或在一定时间独立成为国家安全的主导形态，国内暴恐事件也日益增多。帝国主义通过各种代理力量越来越多地倾向利用金融、信息等手段，制造或加剧危机，兵不血刃地达到掠夺他国财富、使之成为附庸的征服目的。因此，构建一个集各类安全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全天候有效应对各类危机事件，成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必然选择。
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安全与发展是一对矛盾，彼此制约而又相辅相成：促发展，就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从而会带来相应风险；增安全，需要投入资源提高门槛，当然会影响发展速度与质量。然而，只有经济社会发展了，才更有实力保障国家安全；国家安全维护有力，可以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谓“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一心一意谋发展”而忽视安全，或者为了“绝对的安全”而无视发展，都是削足适履，得不偿失。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在发展与安全之间保持适度平衡。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发展仍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就决定作说明时强调，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只有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改革发展才能不断推进。总之，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发展与安全是现代化国家建设的一体两面，“总体安全观”与“科学发展观”是辩证统一的。
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一起前行。长期以来，国际社会零和博弈（即竞争性安全观）占据主导地位。一些大国强国为增加自身安全，往往以邻为壑，忽视、排斥他国的生存权与发展权，由此往往令一些小国弱国陷入安全困境。多年来，美国一直被认定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不仅国际商品要在美国市场实现“惊险一跃”，而且国际资本也以美国作为最后的“避风港”。但是，以“9·11”为代表的暴恐事件，以次贷危机为代表的治理失败事件，如今在美国频繁发生，国际反恐越反越恐，国内治理越治越乱。那些唯美国马首是瞻或以美国为发展模板的国家，似乎都患上“美利坚综合症”。其他一些大国强国也陷入类似的安全困境。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的相互依赖不断加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趋势有增无减。全球化增进了获利机会，同时放大了风险，给大小强弱不等的国家都带来了程度不同的新安全困境。鉴于竞争性安全观的最终结局总是趋于“零和”，西方大国对国际事务的“管理”越来越力不从心，更新安全观念，抛弃利益共同体，打造命运共同体，增进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理念，才能营造出共同安全的新生态。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71～372页。
2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8年12月18日），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2008年12月19日。
3虞崇胜、舒刚：《近年来关于政治安全问题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科学网，2012年8月13日。
4刘祎：《意识形态安全：政治安全的灵魂》，《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3期。
5［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141页。
6《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3页。
7、12《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新华网，2013年11月15日。
8王夫之：《读通鉴论》，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页。
9［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6页。
10［英］巴瑞·布赞、奥利·维夫、迪·怀尔德：《新安全论》，朱宁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8页。
11广义税赋=名义税赋＋类税性支出；类税性支出=某商品（或消费）实际支出－某商品（或消费）合理支出。例如：就社会平均水平而言，房屋性支出应占家庭总收入之30%，而中国实际房屋性支出占家庭收入占比超过50%，那么类税性支出就超过了家庭总收入的20%。地方政府和地产商利用超级地租，创立了他们的新型收入来源。
13《习近平主持国安委首次会议：阐述国家安全观》，新华网，2014年4月16日，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14-04/16/c_126396289.htm.。
14《习近平：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新华网，2014年5月15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5/15/c_1110712406.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