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一年之后，中尾武彦（Takehiko Nakao）再次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独家专访。这一次，他的身份不再是日本财务省财务官，而是亚洲开发银行（下称“亚行”）行长。
在采访中，中尾武彦穿插了一些等式和不等式。他的表述凸现了一位具有“经济学家内核”的“国际公务员”的独特视角。“亚行=金融+知识+杠杆效应”——这是中尾武彦给出的第一个等式。他解释说：金融是亚行立身之本，知识来自于亚行在多国的工作经验，杠杆效应则是利用有限的资金同各方投资者一道扩大融资规模。他还提出，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是亚行的关注点。
中尾武彦还分析了亚洲和中国的发展前景，他认为，亚洲的基本面并未因美国退出量化宽松（QE）政策的影响而恶化，亚洲国家仍具无限潜力。退出QE的原因主要是美国经济走强，这对亚洲经济体将产生积极影响。市场波动是常态，若政府能够实施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适度的金融监管、必要的改革，市场波动就不会造成太大影响。
“中国‘三中全会’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让人印象深刻。”在仔细研读了决定全文后，他阐述了自己的“读后感”：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弱化政府角色；相反，政府应更加强大以维持市场的良好运行，这涉及实施监管、维护社会公正、加大教育投入等。
亚行=金融+知识+杠杆效应
第一财经日报：你担任亚行行长已近一年。去年的工作重心是什么？今年有何工作计划？
中尾武彦：我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出席在印度举办的亚行第46届理事会年会。亚洲活跃的商业环境、各国领导的“雄心壮志”，特别是中国领导人致力于推进市场化改革议程让我印象深刻。上任后，我出访多国以增进对话。亚行深受众多发展中国家的信任，这是我们的宝贵资产。因此，亚行的工作重心就是继续支持中等收入国家，包括中国、印度这两个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助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应对气候变化、开展扶贫等，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日报：和中国、印度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的规模相比，亚行能够提供的资金相当有限，如何提高亚行的重要性？
中尾武彦：亚行术业有专攻，诸如气候变化等最具外部效应的关键领域，我们会优先行动。中国要更多关注气候变化、环保等问题。1月初，我在北京同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常委张高丽先生见了面，还同国家发改委和中国环境保护部签署了关于应对气候变化以及环境保护的两份谅解备忘录。有观点称，中国已经比较富裕，不再需要国际组织的支持，应该将关注点转向更为贫困的国家。但我认为继续向中国提供支持很重要，因为中国仍存在许多发展问题，如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此外，中国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巨大。以上这些问题最具有外部效应，因此我们会在这些方面优先提供支持。
日报：在这个意义上，是否应该扩大亚行的职责范围，承担更多使命，从而在亚洲和世界发挥更大作用？
中尾武彦：是的。不过目前仍存在诸多挑战。亚行应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除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外，亚行重视加强对其成员国的支持。我们常提出这个等式，即“亚行=金融+知识+杠杆效应”。知识来自于亚行在多国的工作经验，因此我们知道如何为成员国提供帮助并进行有效沟通；杠杆效应则是指利用有限的资金同各方投资者一起扩大融资规模，例如和世界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一道。以上都是我们希望扩展的领域。此外，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各国发展的立足之本，这也是亚行的首要关注点。因此，在访问中国和越南等国时，我总是最先为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提出建议。不过，这方面可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长项。
日报：在亚洲，亚行与IMF角色是否矛盾？
中尾武彦：我曾为IMF工作，并对IMF表示赞赏。不过亚行与IMF的角色并不矛盾。亚行能够为亚洲各国提出务实的建议，因为我们享有地理优势，且这些国家也信任亚行，因此我们提出的宏观经济政策建议可能更具说服力。
日报：美国国会总在拖延IMF份额改革，但没有一个新兴市场公开提出不满。亚行是否有机会发挥作用？
中尾武彦：立足当前、致力于改善全球治理，这是60年前创立IMF的初衷，但很不幸美国国会未能通过改革方案，我们会继续努力使其理解改革的重要性。鉴于美国国会是由民众选举而产生，聚焦本国利益也在情理之中。但由于美国是IMF中的主要股东国，且美元占据主导地位，我认为美国应该更多关注全球事务，理解份额改革的重要性，而不仅仅是聚焦本国利益。
日报：新兴市场目前正在考虑通过其他渠道，例如建立金砖银行来增强自身保障，你对此有何见解？
中尾武彦：如果亚行无法扩大贷款能力，且IMF也无法落实份额改革，我认为可以让金砖开发银行发挥作用，但这不一定是上策，因为我们已经建立了众多全球和区域性金融机构，如IMF、世界银行、亚行等，涉及人员和专业知识众多，因此我还是建议让现有的全球性、区域性机构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在国际金融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毋庸置疑，但美国国会的决定往往无法符合预期，目前很难确定要如何弥补这一缺口。
日报：与IMF、世界银行相比，亚行有自己的分工，不同机构之间是否存在更大的合作空间？
中尾武彦：亚行侧重的是基础设施融资。亚行与IMF、世界银行也长期保持对话，机构间的合作早已展开。
中国应加入TPP
日报：美联储已宣布开始退出QE，尽管外界对此有不同预测，但市场对其溢出效应已有所预期。如何看待退出对新兴市场的影响？
中尾武彦：去年5月伯南克释放信号，暗示美国即将退出QE，新兴市场随即出现波动，尤其是印度和印尼。退出QE的原因主要是美国经济走强，这对亚洲经济体将产生积极影响。此外，资本流动也会随之加速，但投资决策通常是基于长远，因此这些资本选择亚洲是相信该地区仍隐含无限潜力。市场波动是常态，若政府能够实施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适度的金融监管、必要的改革，我认为市场波动不会造成太大影响。
日报：你是否认为新兴市场，尤其是亚洲的基本面已转好？
中尾武彦：担忧尚存，即削减QE可能导致市场资金供给减少，追逐高利率的资金可能回流到美国，但我认为这种担忧大可不必。因为投资的初衷是能够为其带来收益，而资本流动也缘于投资者的商业嗅觉。亚洲市场的基本面并没有恶化，尽管美联储退出QE将导致热钱流出，但我不认为会对亚洲产生太大影响。
日报：亚洲的贸易联系非常紧密，但金融联系有限，亚行是否有责任推进亚洲金融一体化进程？
中尾武彦：推进区域一体化是亚行的使命，其中包括亚洲地区的金融合作，而我们正致力于发展亚洲债券市场。目前，亚洲各国拥有大量储蓄，且保有大量美元资产。如果将这些存款用于投资本地区生产，将对金融市场产生稳定作用，也可将存款导入更具生产效率的投资项目。这也是我们的工作重点。
日报：现在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计划加入TPP（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议），去年你也鼓励中国更加积极地加入TPP。你如何看待此类区域性多边框架？
中尾武彦：总体来说，如TPP之类的贸易协定间都可能存在竞争，也不乏地缘政治的考量。我不是贸易方面专家，所以不能谈论框架的细节。
日报：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看，你如何看待区域性多边框架？
中尾武彦：过去的观点认为全球性框架更具优势，因为它不会引起贸易转移。而在区域性多边框架下，缔约国可获得关税减免，这便会使其和非缔约国间发生贸易转移，这将打乱资源配置。当时存在一种争论，即贸易转移和贸易创造孰轻孰重。但就目前来看，尽管区域性协定具有针对性，但仍将促进整体经济发展，因为此类协定有助于推进市场化、放松管制及统一标准制定等。对于多数贸易协定，我都持乐观态度，因为各国都会因此而努力减少壁垒、统一标准、维持开放的贸易投资制度、推动贸易便利化、实施合理的边境控制，这些都是非常积极的做法。
我认为中国可以加入此类区域性协定，但贸易框架的谈判也很重要。同时，贸易框架下难免存在输赢两方，比如当廉价外国农产品涌入一国国内，将会造成本国农民的损失，因此补贴就至关重要。但就总体来看，在各国友好合作的基础上，通过贸易投资自由化，我们可以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形成国际分工。
美元仍将处于主导地位
日报：人民币是否能在亚洲债券市场中发挥更大作用？亚行是否有发行人民币计价债券的计划？
中尾武彦：亚行于2005年10月在中国国内银行间市场上发行了首期人民币债券（即“熊猫债券”），发行金额为10亿元人民币，发行期为10年；随后于2009年再次发行金额为10亿元人民币的“熊猫债券”。2010年，亚行又在中国香港发行了首批以人民币计值的国际债券，发行量12亿元人民币。同时，我们也支持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国政府在“三中全会”上也明确指出，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虽然美元将继续处于主导地位，但我们可以扩大人民币、日元或韩元的使用范围。
日报：全球六大央行（美联储、欧洲央行、加拿大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和瑞士央行）去年10月决定，将双边短期货币互换协议永久化，有市场观点认为此举意在将人民币边缘化，你怎么看？
中尾武彦：我不认为此举意在将人民币边缘化。由于过去危机爆发时，美元流动性短缺凸显，因此六国央行此举旨在解决美元流动性问题。目前美元仍占主导地位，我认为要改变现状很难。以英语为例，当英语成为了国际通用语言，就很难再推广其他语言，美元也是如此。虽然改变美元的主导地位可能将有利于国际金融，但不易落实。美国的宏观政策时有波动，但其财政、货币政策总体向好，且金融部门强劲、金融监管成熟，因此我认为美元的主导地位不会改变。我们需要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以对美元的角色进行补充，但美元仍将占据主导地位。
日报：那你认为美元的主导地位是否将得到进一步巩固？
中尾武彦：目前尚不能断言，但我反对“美国经济、美元地位在走下坡路”的看法。不论美元是否将进一步走强，美元仍将处于主导地位。美元的地位正如英语一般，虽然亚洲人过去会使用日语或汉语等，但目前各国交流由英语主导，因为它更为便利。
日报：你对于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现状有何看法？
中尾武彦：总体来说，这些国家较二三十年前拥有更多机会。目前，各国实施稳健的经济政策和适度的金融监管，并致力于市场化改革。中国便是一例，其领导人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了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性，正如中国“三中全会”精神所述，市场应扮演决定性角色，这已是各国共识。但我认为，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并不意味着弱化政府的角色，政府应该更加强大以维持市场的良好运行，这涉及实施监管、维护社会公正、加大教育投入等。此外，政府需要保证市场资源公平分配，否则市场将无法对财富和收入进行合理再分配。因此，政府需要在给予市场自由的同时提供适当的支持和引导。
日报：上海目前正在推进自贸区，如何看待其对中国和亚洲的意义？
中尾武彦：我要强调改革的重要性，这在“三中全会”决定中也有清晰阐述。自贸区是改革的工具之一，旨在先行先试，之后在全国铺开。过去，中国也曾利用经济特区优势吸引外商直接投资。20世纪80到90年代，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当时，中国有效利用了特区优势，对外企出台了税收优惠政策。本次“三中全会”决定有诸多亮点，令我印象深刻，如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金融系统市场化、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等。此外，“三中全会”还提到了放宽户籍制度，这有利于有序推进城镇化。同时，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分工也至关重要。我非常仔细地研读了决定，维持金融市场秩序、促进可持续增长、加强环保、保证社会公平、建立法制社会等都令我印象深刻。
日报：你曾任日本财务省财务官，目前担任亚行行长一职，哪个工作更具挑战性？
中尾武彦：当时我在日本负责国际事务，忙于处理日元升值问题，当时美元对日元升至75，之后日元急速贬值，当时日本还同一些国家存在摩擦，因此工作非常繁重。但亚行的工作要求很高，我必须同成员国高层开展对话，并需要其他国家为亚洲发展提供支持。我认为二者皆具挑战性，不过亚行工作的可预测性相对更强。
日报：现在你最棘手的问题是什么？
中尾武彦：亚行需要平衡成员国间的诸多分歧，比如如何缩减开支、如何更好地为各国发展提供支持，这些都涉及到人才、预算管理。此外，我们还需考虑环境和社会问题，如人口迁移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