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公共政策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国际研讨会会议纪要
编者按：
6月25－26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与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联合承办的“智库、公共政策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思想、行动和创新”国际研讨会在上海召开。包括布鲁金斯学会、卡耐基基金会等国际顶尖智库在内，来自美国、意大利、英国、澳大利亚、俄罗斯、法国、西班牙、韩国、德国等十多个国家的智库专家与会，并与中国学者进行了交流研讨。我们刊发上述会议的部分研讨纪要，希望能为中国智库建设浪潮带来一些理性思考与借鉴。
【一问】
智库对当前中国为什么很重要？
王战（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 我和我们的社科院同仁深切地感到，在这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当中，我们社科院研究机构有很多地方可以发挥作用，前不久在一次习近平主席召开的座谈会上，我有幸作了17分钟的发言，这个时间已经超时了，当时给我的时间是10分钟，我讲的内容涉及到了我们社科院做的四个课题当中的一些建议，我归纳起来对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五条建议，很荣幸这五条建议都被中央领导所采纳了。
这说明在推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智库建设为国家提供科学决策与民主决策的选择方案。
于今（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执行院长）：面对全球化，中国需要创新改革，需要充分扬弃优秀文化传统资源，但是创新变革与传统从来就是敌人，变革的道路异常艰辛，所以我们既要传统又要有改革，这是中国特色。国家治理是全面系统工程，国家治理向社会回归，国家观念向社会观念转变，公民社会逐渐完善，公民参与意识增强，形成平面化、网络化社会体系，利益主体之间相互平等，相互依赖，这样的国家治理格局对于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和决策正确度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指明了根本方向，提出了总体要求，大变革时代已经发出了呼唤智库彰显能量的最强声音。
此外，半官方、非官方智库机构是中国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体现，智库已经融入了国家开放平台，成为中国政策决策的一部分。在30年前不可能，当时只允许官方研究机构给政府建言献策。任何国家的制度都与本国政治密切相关，中国智库发展离不开国情，中国智库发展必须要有中国特色，务必处理好现实和历史关系，不能割舍历史。
聂永有（上海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当前我国智库建设将迎来一次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按照西方学者对于智库的界定，独立性和非营利性是两个重要的特征，我们发现如果严守这两个特点，中国智库可持续发展一定会受到很大制约，我们认为发展中国特色智库不能也没有必要完全照搬西方智库发展模式。以公共利益为主导，为政府和公共机构提供决策咨询服务的智库视野，是我们目前关注的焦点。以社会经济组织为主要服务对象，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兼顾的智库产业也应该引起特别关注。
智库产业是一种新型的产业形态，我们认为智库产业要能够持续地发展，需要具备四个方面的条件和基础：充分市场需求是前提，具有多层次、多元性特点，包括政府和企业需求；竞争性市场环境是保障，必须有完善规则、公平机制；高质量专业化专业产品是智库发展核心；产业资本持续支持。智库产业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智库主体自身形成无形资产，另外一种是推动无形资本转换，可以用于直接生产治理产品的配套设施，就是有形资本，这两种资本相互支持才能形成具有造血功能的循环机制。
李国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我们判断中国智库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主要的标志有两个，一个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去年4月15日，对于智库做出重要批示，再就是党的三中全会提出了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执行制度，是智库建设的根本保障。第二个，面对非常繁杂的国内外的形势，决策更加需要智库。
【二问】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新在哪里？
王荣华（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原院长）：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新的含义可以从四个方面理解。
第一个含义，决策咨询研究的重要责任就是要通过语言系统的转换，将理论研究成果转换为能够影响政策制定者，做出有助于提升大部分社会成员福祉的公共政策，由此提升理论引用的应用价值。
第二个含义，指的是智库研究以科学研究、科学决策为目的，体现知识和政策结合，如果方向和目标不包括科学，科学执政是空中楼阁，导致政府公信力丧失，甚至导致社会失衡。
第三个含义，智库研究应该体现决策咨询研究的问题导向与前瞻性，决策咨询研究的成果可以落地，转换为可执行可操作的政策，而且在制度政策设计上有一定合理性，要求专家重视实地调研，切忌脱离实际的主观臆断，把智库变成了纸库。
第四个含义，智库研究成为专家学者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表明权利与知识相互结合的可能性、重要性。选择智库发展特点，符合推动科学民主决策内在规律的智库运作机制，对智库内在品质和外在影响，进而提升权利和知识的结合有重要意义。
李国强：对于中国智库的特色新型理解，要从中国基本的国家治理的定位来认识，尤其是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里面的内涵决定了中国智库发展的方向，智库与国家、与政府相统一，智库为公共政策提供服务。这是我们理解中国智库最核心的特色的地方。
【三问】
中国智库建设遇到了什么问题？
潘世伟（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我们在实践中也感到我们国家的智库存在着不少困难。比如，智库怎样找到最理想的组合结构？智库作为国家的软实力重要组成部分，怎样才能得到制度性的保障？我们对决策层的影响如何保持可持续的状态？我们的研究如何更好地贴近中国的实际，贴近上海的实际，同时又具有世界的眼光，体现世界发展潮流的方向？再比如，中国智库建设的总体规划、综合研判及战略分析能力的提升……在所有这些方面，我们还仍然不适应中国迅速发展的需要，还不适应整个世界变化的需要。要破解智库建设中的理论问题，要总结智库的实践经验。
魏建国（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商务部原副部长）：目前中国虽然有1000多个大大小小的智库，但是水平和质量上堪称为世界级的是凤毛麟角。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约翰先生说好的智库必须要有三个特点，首先是独立性，不仅仅是财务独立，思想也要独立，这一点对中国智库很重要。发表的东西质量如何，决定智库的整个水平。他提出的三点确实是中国智库当前所缺乏的。
中国智库主要有三点不足。第一，战略性不足，提出的建议大部分是应对、被动的，有些事情拿出的时间、拿出的方式以及拿出的效果都不尽如人意。第二，操作性不强。第三，提出的方式不好，纵观全球智库，尤其是欧洲和美国智库的观点都是在智库早餐会、座谈会，包括研讨会发布，这些都是他们的提出方式，甚至是在一些国际的大场合。
严安林（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助理）：中国智库发展建设与国家安全治理需求之间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
第一，中国智库建设的滞后性和国家安全所面临问题的紧迫性并不对称，客观地说中国智库存在相对滞后特征，表现在规模小、研究散、影响弱，总体上智库性研究机构的数量不多，无论研究人员、研究成果提供的产品，尤其是社会影响和政策影响都不大，包括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都存在滞后的现象。中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紧迫形势并不允许智库建设还是按部就班进行。
第二，中国智库研究的反应性与解读性研究和国家安全治理的战略性和研究性不对称，国家安全意识比较薄弱，即使提出对策建议，也是学术化或者缺乏可操作性。
第三，中国智库研究的单一性和封闭性与国家安全对策的复杂性不对称，与国家现实要求相差太远。
王荣华：应该清醒地看到，同顶尖智库相比我们处于起步，国内智库在创新能力、全球视野方面与国际一流智库存在巨大差距，对社会产生积极引导的智库为数不多。
目前处于活跃状态的中国智库主要是四大类，党政军、社会科学院、高校和民间智库，在公共决策当中政策咨询服务向体制内智库倾斜，社科院、高校专业智库和民间智库没有充分进入公共决策的过程。一方面，智库的研究与公共政策制定难以有效地对接。另一方面，出现依附关系，表现为智库研究重在阐述性，缺乏创新性。
另外，智库发展专业化分工不足。目前智库在贡献新思想，提供有创造性的政策方案方面能力有限，针对性有效性、专业性不强。一些政策建议浮于表面，缺乏可操作性。智库人才队伍建设也严重滞后，一些研究人员把主要精力用于疏通各种社会关系，而忽略了精心钻研，极大伤害了智库专家声誉，决策者、社会有时候感叹真心想听意见，还真难听到有分量的意见。
【四问】
真正的智库应该怎么建？
王战：首先，积极发挥智库的功能和作用，大力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在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政府、大学研究机构与智库等均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一个富有创新性、实效性与前瞻性的智库，通过弥补政策之间的鸿沟，在促进国家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作用，一是为智库提供新思想和新启迪，从事思想生产和提出新主张是智库新的功能，智库通过长期研究和分析，提出某种政策思想主张，并且反复倡导，使这些主张获得公众支持和决策者的青睐，为政府所接受和使用。智库参与政府决策的多少，提供的政策建议被政府采购的情况等，是判断一个智库是否成功参与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标志。
其次，智库通过引导舆论、引导公众，促进完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智库的专家学者大多数是研究经济社会问题的精英人物，他们的思想观点和研究成果对社会思潮发展形成趋势具有重要的影响。特别是智库与媒体关系，智库也需要媒体作为其研究成果的传播载体和沟通平台，智库通过媒体形成了其影响决策的社会氛围，从而为促进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三，智库通过为政府储存和输送人才，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水平和素养。人才是决定智库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因素，智库也可以称作人才库。旋转门现象在国外比较普遍，在中国也在出现，比如说我们社科院为政府输送了很多官员，同时原先政府决策部门的官员退出政坛以后，找到在智库发挥作用的机会，像这样在政府和研究机构的人才流动越来越多。
第四，加强和推进智库自身建设，提升智库参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智库建设和发展仍然有巨大和空间潜力，应当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加大智库自身建设，努力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第一条还是邓小平讲的进一步解放思想，只有这样才能增强智库的创新能力，创新并不是一个可以孤立存在的东西，是需要有思想解放作为必要前提和基本条件的，思想解放是因创新是果，离开了自由的思想、独立的思维，就不可能有创新，发挥创新功能的前提要倡导思想的解放，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要重视学科创新与智库建设之间的关系，在像社科院的单位经常面临这样的问题，你的研究有的是学理性很强的，甚至有的学问可能在世界上在中国只有一个人做，这样的人我们要鼓励，但是我们也更鼓励为社会的发展从事很多的咨询研究，智库建设要努力把握国家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特点，提升智库服务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我们可以和大家分享一点上海的经验，1970年代后期的上海和今天的上海简直是两个世界，如果说在各个地方政府中，上海什么事情做得最好？我认为是决策咨询，上海35年里做决策咨询的机构和政府始终保持了一种非常良好的关系。
王辉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中国集中力量好办事，政府高度集中，同时权力很集中，办事的效率一竿子插到底效率非常高，这个时候有好的政策没有问题，如果政策没有得到充分论证和智库的建议，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中国智库国际化的实践可以考虑，研究可以向国际议题拓展。还有就是智库经费的独立性，我们需要鼓励中国的企业家改变他们对智库的慈善的观念，逐步转向对智库的捐赠，而不仅仅是对硬件的捐助。要加强国际合作，智库是很好的民间外交、公共外交，在国家与国家之间互相不信任或者关系紧张的情况下，智库之间的交往非常重要。
中国发展国际化智库，第一个要解决智库生存的基本问题，包括平等问题。中国现在到了鼓励民间智库发展的时代了，像在改革开放初期鼓励民营资本发展一样，中国民间智库未来有最大的发展和增长点。要建立固定的沟通机制，未来给民间智库提供更多的建言献策的渠道，智库可能是更大反映民间草根和来自不同社会的公民社会的更好声音，支撑中国政府做更好的决策。另外要有完善的智库的法律政策来营造有利的环境，还有明确民办非政府研究政策的法人定位。我相信未来的中国民营智库一定会获得长足的发展，中国的民营国际化智库也会由此而诞生。
齐晔（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我并不代表布鲁金斯的观点。我的理解非常简单，智库的角色就是进一步提高公共价值的提供，通过给这些决策者提供信息和咨询。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好地给这些决策者提供重要的反馈和信息，更好地把公众和决策者之间的价值契合点找到。到目前为止，政府几乎是所有大智库的主要客户，这一点我们也需要审视。其次，我们需要意识到，通过提供公共价值，我们保证国家以及政府不会受到特殊利益群体的影响和绑架。我们在很多的民主国家，包括在中国有时候遇到这种情况。
智库全球化发展的挑战，怎样体现我们的公共价值？有的是共同分享的认同的价值，这之间可能有一些交叉重叠的地方，也是很多国家共同分享的价值，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分歧和冲突，怎样进行分析？你的这些客户就是政策制定者，所以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挑战。如果你的客户并不信任你的立场，他肯定不会相信你的分析，就会有问题。智库全球化的发展面临经费来源问题的威胁，不能仅仅依靠一些比如说政府的资助，或者是本地机构的资助，我们必须要开发新的经费资源来源，在座很多人我相信都面临着这样的挑战，所以我把这些问题提出来与大家分享，而不是告诉大家一些答案。
魏建国：下一步中国怎么才能利用最好时机加强我们的智库建设？
第一，我比较赞成多元化，决策要多，我们不要让政府永远在一线上面，比如调价以及还有一些市政，让智库谈，最后由政府定，决策的多元化会让政府使得市场在资源的配置上发挥更好的作用。
第二，智库下一步建设分成6个字。
出招。这一点俄罗斯的智库比我们强，俄罗斯智库在好多重大问题上非常有远见，步步为营，很有战略目标。
解惑。智库对外谈我们的观点，谈中国的文明，谈中国的建设，要解惑。比如对西南的发展，我们战略方针是打开西南大通道，但有的智库提出把云南作为向东南亚发展的桥头堡。让你原来很明白的事情变成不明白，甚至是产生敌对的情绪。
指路。就是说，智库要拿出办法来。银行金融怎么做？比如前海，在这里需要哪些东西？这个指路是小政策，但是对人民币来说是大政策。再比如说，人民币的国际化要加强，但是人民币的国外产品不多，所以我们对这些问题要有很明确很深刻的看法。
李国强：关键要做好几个事。第一个，公共决策要将智库纳入体系之中，相关环节要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第二，公共政策咨询智库要包含多种功能，包括政策研究、解读、评估等等在内。第三，就是要建立适合于全面审核改革方向科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第四，鼓励和支持民间智库组织健康发展。第五，建立全国智库协会性平台组织，要强调为民间智库搭建平台，提供渠道，让民间智库的智慧融于决策。第六，中国智库需要加强开放性、国际性。
【五问】
如何提高智库独立性？
宋晓梧（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顾问）：提高中国智库的独立性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在资源的配置方式方面，过去是政府一家作为资源配置的主体。现在市场主体发育起来了，社会多元化了，要由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使得市场出现多元化现象，有相同利益的主体有组织起来维权、自律，并进行相互协调的客观要求。这在发达国家工业化自然发育过程中很清楚。我们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是市场经济一般规律要遵循。
政府在进行公共决策要对不同的利益群体协调他们的利益关系，通过不同社会组织和相应的代表社会组织比如说研究机构去共同协商，这也是我们现在提出来协商民主所应该包括的范围之一。关于智库的多样性与独立性。智库是多元化的，多样化的群体要求有自己的代言人，成立不同研究机构，所以多样性和独立性是并存的。不能提出统一要求，反而把智库的独立性抹杀了。要允许多元化存在，是客观社会表现和体现。如果不是，大家看着上面一个指挥棒讲话，这个成问题了。我们的社会协商，我们智库发出的声音就不会是代表不同群体的真正呼声、真正的利益协调，对话机制是政府回音壁对话，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财务独立和思想独立的关系。政府可以购买服务，可以交给社会组织，交给中介机构。政府自己办自己管的研究机构还是需要的。但为了智库的独立性应该更加培育民间的研究机构，政府更多地购买服务使得智库的独立性提高了，哪怕咨询智库是很小的智库，但是没有上下级领导关系，也可以说是一个契约关系，你出钱，我出思想。就是政府自己出钱办、自己出钱管的机构也应该有相对的独立性。在中国2000年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是政教分离的，天子并不代表最高理论权威，这样才存在着监管和天子论是非的客观条件。领导人讲话句句是真理，怎么论是非呢？从执政的长远角度来看，如果有胸怀，给空间，就是自己出钱养、出钱办的机构给相对的独立性，才不会出现千人之诺诺。
要提高智库的独立性需要智库自身的努力。长期以来我们都是围着一个中心指挥棒转，多元化社会阶层已经形成了，但是上层建筑转变有时候慢于经济建设转变，智库的行为还没有完全得到扭转。现在中央领导关注某个问题了，社会舆论关注某个问题了，智库就研究某个问题。浮躁原因之一就是缺少真正定位的独立性。智库是多样性、是分化的，但是每个智库要真正找到自己立根的研究方向，自己从长远真正代表好（某个群体）很不容易。不管代表哪个方面，部门和部门之间，群体和群体之间，当前和长远之间都有矛盾冲突，这些矛盾冲突都应该在宪法和相关法律框架下加以协商和研究。
【六问】
民间智库怎么建？
袁岳（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中国的民间智库要从独立的数据建设开始，我在部机关时候负责处理信息，我们把一层一级的信息加以选择性的改编再报上去，每过一层每改变一层，到最后报的和原来不一样。和很多国家基础数据不一样，我们没有基础工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智库建设目标是从调查数据开始。从零点开始调查，要建立独立数据收集体系，高度实效性数据收集体系，当然这不够。即使行政数据系统有一定价值，多元数据要互相印证。
要勇于发现各个利益集团的立场，同时要争取呈现多元利益集团的立场。很多人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天然地代表老百姓的利益。我们每年有对比，我们选择若干项政策，让典型校园和科研机关知识分子、生意人、商务精英，与普通老百姓对公共政策的立场进行测试，我们发现离普通老百姓立场最近的是生意人。知识分子是特殊的利益集团，知识分子利益集团以为代言普通公众，不见得是这样。公共政策没有绝对超然的公共政策，公共政策一定是利益集团博弈的产物，是说清楚不同利益集团的要求是什么。所谓的独立是我们试图均衡充分地反映不同利益集团的意见，而不是说抽象的代表是反映了所有人意见，或者反映资助人意见。
独立机构忠诚于它的方法论。我第一次访问兰德的时候，在他们3000多名研究人员中间，他们有800多位是数学家，还有三四百位是科学家，还有经济家等，也让我在零点研究咨询集团非常重视科学方法，现代数据技术，包括模型的建设方法论的建设，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主张一个观点，我们是忠实方法论，用这样的方法论和这样的方式产出结果。我们今天讲智库建设的时候，我们更加应该忠实于大家共识的方法论，结果不应该以个人强烈主张的立场或者观点，或者以应有的经验作为判断问题的出发点。
王雄（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在中国，民间机构的安全很重要，安全跟独立之间的关系是权利边界的问题，我们要调查真实情况，在过程中要保护调查者的权利，保护他们的隐私，因为他们向我们提供真实的数据会受到地方官员的骚扰。政策的建议必须是善意的，必须是积极性的，尽可能和政府方面进行多方面沟通。独立性很重要，但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安全，牺牲了哪一项民间智库都难以发展。如果想要让智库真正发挥影响力，必须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同时要学会和各方面的沟通能力，如果不能得到采纳也不要着急，因为很多的改善是需要时间的。
王海明（中国金融论坛秘书长、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高层领导尝试在独立智库建设方面做出努力。我对独立智库的当前发展有些建议。
第一，拓展独立智库和决策层方面的沟通管道。虽然我们还比较畅通，因为研究成果和研究会质量非常高，而且很多成果获得高层批示，获得了很大影响。
第二，把专业作为突破口。政治和社会问题很复杂，独立智库进入这些领域不具备特别优势。很多问题很敏感，不太方便说。我们有100场闭门研讨会，畅所欲言，保证研讨会质量；同时有30余项课题，这些课题很多得到广泛的认可；我们出版周报、月报，包括评论双月刊有20本书；以及建立微信、微博体系，通过各种渠道扩张我们的影响，实际效果非常好。
第三，智库的独立性是以研究质量作为竞争标准的。研究质量是智库立身的根本。
第四，独立智库可以拓展国家间的合作与交流。我们每年跟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NIR等等交流，对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交流产生了很好的作用，为中国国家软实力加分。
【七问】
地方智库怎么建？
叶青（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
地方智库经过30年发展，呈现出新的面貌，进步非常突出；当然，也存在很多问题。一些问题与各个层次的智库存在的问题是一致的，还有很多比较突出的问题。
首先，分布问题。中国地方智库除了上海、北京大型城市以及沿海发达省份之外，很多地方的智库规模比较小，实力比较弱，定位也不够清晰，特色也不够鲜明。
第二，地方智库整体投入是不足的。
第三，智库转型也不够彻底。以地方社科院为例，近几年来也在转型，但是它的脸转过去，身体还没有转过去。所以很多理念性的东西、机制性的东西没有调整到适合智库要求上来。
第四，人才储备不足。特别是作为欠发达省份地方智库在人才获取方面面临很多问题，很难吸引高层次人才介入。
第五，研究方法比较传统，信息不畅通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方法没有得到解决。
第六，成果转换不高，影响力不强。地方智库目前比较注重领导批示，材料报上去领导批示以后往往很高兴，束之高阁，至于以后产生什么影响不是他的问题。
最后，地方智库全局性研究不够，缺乏宏观视野，更缺乏国际性眼光。
地方社科院要肩负起自身的使命，首先要实现自身的转型。
【八问】
高校智库应该怎么建？
沈固朝（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首先谈大学智库角色定位的问题，大学智库一般直接或者间接得到政府财政的支持。智库性质的决定不完全取决于经费来源或者政府的支持，关键在于能否做出客观分析和判断，掌握全面而准确的信息，转换为决策所需要的知识。在这个方面来说，智库的建议和信息究竟是服务于决策还是服务于决策者？服务于定政策阶段，还是服务于评策全过程？提供咨询能否有一定机制保障？能否监督？
大学智库在运作模式上可以多参照国外比较成功的方法，比如独立的人才观念权，独立设置课题的权利，多一些同行评议，少一些政府部门的审核。因为决策高风险导致了政策的高难度，因而需要有扎实的理论研究、细致的妥协和对问题的准确预判。大学智库有三方面的优势，一个是人力资源和学术资源的优势，第二是各个学科之间的交流可以推动多学科的研究，第三是可以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结合起来。
注意三足鼎立，统筹安排好基础研究和长效跟踪课题的研究。不偏废学术理论和基础研究的同时，重点对于应用型对策研究。鼓励应急性对策研究和横向课题研究。
加强智库之间的多学科系统，因为跨学科的配置研究人员是国外大学智库特点之一，在这方面机制研究上面很多著名的智库都是采用学科知识与研究课题相结合的举证的方式，纵向主管把所有研究人员按照知识学科技术分类，横向按照课题研究的要求组织，既符合智库有效管理，又符合智库需要多学科专家共同协作的特点。
谷曙光（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处副处长）：各个省市、各个高校都在制定本学校怎样推进智库的建设的规划，我有一个忧虑，我也想对目前方兴未艾、蓬勃建设的智库泼冷水，中国搞建设往往一窝蜂，喜欢搞重复建设，并不是所有高校研究机构都要搞智库建设，我们要特别警惕重复性的、低水平的建设。以我们人民大学来说，也还是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学术研究和智库成果之间怎么对接？包括学术、教学和资政之间冲突如何缓解？我们曾经在5月份对全校教师做了关于智库调查的问卷，教师看法非常不一样。中国大学智库建设与其他类型的智库建设相比，应该有鲜明特色，应该做到三个结合，一个是教学与科研紧密结合，第二个是智库建设与人才培养紧密结合，第三个是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紧密结合。
【九问】
全球智库发展趋势如何？
任晓（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主任）：智库发展有两大趋势。
第一大趋势是国际化，通常表现为财力雄厚的智库在空间的延伸扩展，他们有能力和意愿把自己的触角伸向距离遥远的地区，而通信技术的进步大大便利了发展，这种国际化的趋势仍然是反映了西方智库的强势地位，同时他们还能够借其他国家的力量来为其所用。
第二大趋势是网络化，是不同智库之间形成了更多的联系合作，跟全球治理有关系，全球治理要加强又需要不同国家的智库走到一起来，这种网络化更多反映了各国智库之间相对更加平等的地位，这种趋势反映了新兴大国力量的上升，他们所主张的思想也会随着过程进一步发展。中国崛起的过程也一定是中国智库崛起的过程，这个势头正在展现，我相信会进一步发展，最大的挑战是在非常浮躁的急功近利社会氛围下面，真正把中国的智库办好。
王战：要加强对外话语体系的建设，我们要为中国的智库发展拓展国际空间。一些国际知名智库为了确立自身对国际问题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大多采取开放政策，坚持国际化经营，国际化研究、国际化交流的理念，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需要政府、社会、民间共同发挥作用，特别是要借助智库成员广泛的人脉关系，以及敏锐而独特的对国际问题与形势的驾驭能力，开展高层次的人际传播与交流。智库既是政策研究机构，又是对外宣传机构之间业务交流和政策协调的平台，更是对外传播价值观念和政策主张的交流使者。要加强智库理论研究，探索现代智库发展的规律。紧跟国际智库发展趋势，以智库研究引领智库建设，在智库建设中形成智库的理论成果和人才，反过来推动智库的实践发展。所以我们智库中心不研究其他问题，是专门研究智库本身的应该怎么发展的。我们希望建立与国内外重要智库联系，打造智库研究平台，努力成为智库的智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