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推的诱惑难以抵挡。这一趋势会对市场、决策者、家庭和企业施加强大的影响。但有辨别力的观察者明白线性思维的局限性，因为他们知道，线会弯曲，有时甚至会断开。今天评估决定全球经济的两大因素——美国政策策略的风险以及中国的经济状况时就是如此。
量化宽松，即QE（美联储每月购买长期资产的计划），是以高尚的姿态开始的——不仅正逢其时，并且被巧妙地描述为美联储为了应对严重危机下的猛药。虽然不好说假如没有量化宽松局势会如何恶化，但很难否认，2008年末到2009年初的流动性注入在拯救世界、抗击远比“大衰退”更严重的危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由于推出了定向资金便利和首轮量化宽松，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在2009年3月飙升至2.3万亿美元，而在2008年夏危机爆发前，这一数字只有9000亿美元。因危机而深度冻结的市场开始解冻。
美联储的错误在于外推——即认为休克疗法不但可以救命，还能带来持续康复。从2009年末至今，后续两轮量化宽松使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又扩大了2.1万亿美元，而刺激实体经济的效果却寥寥。
从2008年末到2014年5月，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总共扩张了3.4万亿美元，远高于同期名义GDP2.6万亿美元的增幅。这决非宽松支持者所谓的“任务完成”。量化宽松每投入一美元，只带来了76美分的名义GDP增长。
与美国基本依靠中央银行缓解危机、提振经济不同，中国实施了4万亿元人民币的财政刺激计划，以提振危机深化时期出现收缩之势的经济。美国所采取的7870亿美元财政刺激对实体经济的提振效果十分有限，而中国的财政刺激立刻让“万事俱备”的基础设施工程大量上马，固定投资占GDP的比重因此从2008年的44%增加到2009年的47%。
诚然，中国也放松了货币政策。但其力度与美联储不可同日而语，既没有将利率降至近零水平，也没有推出量化宽松，而只是对政策利率（2008年下半年降了五次）和准备金要求（降了四次）做了常规下调。
最重要的是，中国政府没有沉迷于外推法。中国官员将2008年－2009年的措施视为一次性措施，也比美国政府早得多地大胆面对深度危机时采取的政策的副作用。而美国官员却矢口否认其政策的副作用。
与美联储一直否认量化宽松对（美国国内外）资产市场和实体经济的消极影响不同，中国当局对危机期间及其后产生的新风险有着清醒认识。他们应对了其中许多风险，特别是过度杠杆、影子银行和房地产市场带来的风险。
中国已经放弃成功指引经济发展30余年的增长模式。中国认识到，需要从专注于出口和投资驱动型生产（通过制造业）的模式，转变为私人消费驱动型生产（通过服务）。这一变化将使中国更有可能跨越可怕的“中等收入陷阱”。大部分发展中经济体陷入这一陷阱，恰恰是因为它们的决策者错误地认为，自身早期经济腾飞时的增长模式足以推动它们迈入发达国家行列。
中美之间的互赖性将它们绑在一起，难以分割。问题在于两套不同的政策战略——美国停滞和中国再平衡——所带来的后果。
其结果可能是“不对称再平衡”。中国将从储蓄过剩转变为储蓄吸收——将其资产用于支持社会保障网，从而遏制担忧驱动的预防性家庭储蓄。相反，美国似乎意在维持现有模式——认为过去行之有效的低储蓄、过度消费模式未来将继续平稳运行。
随着中国将其过剩储蓄用于支持本国公民，用来支持储蓄不足的美国人的资金将减少。而这可能导致美元贬值、利率升高、通胀抬头，或三者兼而有之。如此一来，美国的经济阻力将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