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婚姻问题的一个焦点，就是光棍问题。它同时是性别结构和社会结构的“产物”。我们担心的是，它会形成对社会结构的冲击。
光棍的社会风险
19世纪中叶，捻军起于江淮，其后波及数省，长达十余年，对当时的政治、社会、经济秩序均形成了巨大挑战。
时隔150年后，美国杨伯翰大学政治系的哈德逊教授在《光棍：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意义》一书中对此进行了讨论。
哈德逊认为19世纪中叶的中国尤其是江淮之地，出现了严重的性别比失调现象，导致了大量成年男子无法婚配，因而产生大规模光棍群体。据估算，捻军达到顶峰时期，参加的光棍数量约在10万人以上。
“造反”，是弱者陷入绝境后的绝地反击。
在当下，也许不会出现光棍群体挑战既定政治秩序的风险，但在社会层面，则风险重重。
轻者越轨。笔者在农村调查，几乎每到之处，都有光棍与已婚妇女通奸而引发的大量家庭纠纷故事。
重者违法犯罪。偷盗、强奸、性侵幼女、情杀与情伤、贩卖妇女或婚姻拐骗等违法犯罪案件亦层出不穷。
举个2011年的例子，那年4~5月，笔者到冀东北秦皇岛市某地调查，一件此前一年轰动全省的情杀案件就发生在笔者所调查的村子。
一个40多岁的光棍，在唐山务工时与其姨表姐发生婚外情，两人回到村里，继续保持通奸关系一段时期后，女方念其丈夫在唐山务工辛苦不易，不想与这位光棍表弟继续来往。光棍杀心顿起，将这位妇女及其两女一子全部杀害，并对这位妇女及其16岁大女儿的尸体进行了奸污。
在湖南岳阳某地调查时发现，一位光棍与人通奸情况败露后，与情人夫家家族展开血拼厮杀，该光棍后以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同时，因为“买老婆”，该村涉及光棍被骗婚的至少3起以上，一位常年在外混江湖的中年光棍则更是拐走了邻居家的女儿，与其同岁的邻居给他跪下磕头后，才将其女儿放回。
电影《盲山》所讲述的光棍拐卖女大学生的故事，虽然有点“艺术夸张”，但所表达的问题足应引起人们的重视。
云南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启梁在云南省平县的调查表明，以婚姻交易为特点的拐卖妇女的情况普遍存在且比较严重，被卖往之地有鲁、苏、浙、湘、粤等地。
与向外攻击的越轨或违法犯罪相伴而行的是，部分光棍陷入绝望后，采取向内攻击，自杀，以结束自己赤条条的一生，是相对较为常见的手段。
上述这些危害，尽管并未对宏观的政治秩序构成挑战，但其危害社会安全的诸多面相仍不容忽视。
当然，光棍群体本身也是弱者，他们既是当下婚姻市场秩序中的受害者，同时又有可能是施害者，这种结构性的悖论式悲剧表明，弱者对更弱者往往也很残忍。
有多少光棍？
光棍到底有多严重？部分披露的数据也许能提供一些参考。
一些人口学者根据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的性别比推算光棍的数量，悲观者认为有5000万光棍大军。
谨慎且权威的数据，是以蒋正华、徐匡迪和宋健为课题组长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2007年所披露的数字，他们根据出生人口性别比推算，认为到2020年，在理论上，20~45岁段人口中，男性人口会比女性人口多出约3000万。
保守者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嬴通先生根据婚配性别比与出生人口性别比两个概念的考察，估算约有1800万光棍。
笔者统计过所调查的贵州、河南和湖南的3个光棍问题较严重村庄的情况，其光棍占这些村庄总人口约3.94%。以此推算，按8.5亿左右的农村户籍人口统计，农村光棍总数当在3300万以内。根据质性调查感受，普遍情况约为这3个较严重村庄的六成左右的水平，亦即，全国农村光棍的实际数量大约在2000万左右。城市呢？目前还缺乏相关的统计。
即使以农村的2000万来说吧，它仍非小数目。以全国约68万个行政村计，平均每村有近30个光棍，平均每个村民小组有3个左右。
这一数据背后的可能面貌是，当你晚上在任一行政村散步时，都有可能有若干光棍尾随着你。
所以，基于中国这一大国的基本格局，任何看似小的数字，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也都是了不得的大数字。
光棍怎么形成
如此庞大的光棍群体，到底是如何形成的？
要弄清这一点，有必要区分光棍的基本类型。
一般来说，从直接归因的角度看，农村光棍的主要类型包括：
历史塑造型。这种类型的光棍主要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历史原因造成的，例如，在注重政治身份的年代，择偶中的链条底端位置的地富反坏右所谓五类分子，有不少成为光棍。
身心缺陷型。这种类型的光棍主要是因为身体或心理疾病或缺陷而导致的婚配无法成功，从而沦为光棍的，应该说，在任何一个社会空间中，都存在着这种情况的分布。
缘分宿命型。在农村，总有一部分光棍，各方面条件都还可以，按照通常的理解，是不会打光棍的，但却又不明不白打光棍了，用农民自己的话说，这就是命或缘分。
经济贫困型。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无法满足婚姻交换所需要的经济条件而造成婚配难，从而沦为光棍的。
目前来说，主要是这四种类型，其中又要区分正常与病态两种情况。
对于身心缺陷型和缘分宿命型的光棍来说，根据其变动情况，其分布基本符合通常的人口学规律，因此，可以将之看作正常情况。但是，历史塑造型光棍则主要存在于1980年代中期以前，而经济贫困型光棍则主要存在于198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显然，这两种类型是病态的，其背后一定有社会结构性的因素。
历史塑造型光棍已经成为历史，我们的关注重点就是经济贫困型光棍。当下，经济贫困型光棍在所有光棍中的占比超过2/3。剩下的1/3属正常情况的光棍分布，只要是在有人存在的地方，就会有这种类型的光棍，历来如此。
“婚姻排斥”
从微观层面看，经济贫困之所以导致光棍的产生，原因在于择偶者无法承担婚姻交换所需支付的经济成本。
一个历史线索似乎更能说明这一点。
在改革开放以前，婚姻交换的经济成本很低。1960年代末期，笔者的大伯母嫁给大伯父，经济成本仅是一只“旱鸭子”，其他诸如住房、彩礼等各方面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980年代初，笔者父亲结婚，所有开支加在一起大概是300元以内，而当时的劳动力价格大约每天1.3元，这意味着一个劳动力最多只需一年的收入即可娶上媳妇。
1990年代中期往后，婚姻交换所需的经济成本越来越高，但仍有规则可言，如彩礼在3000元左右，其后逐w步上涨到6000元左右，讲究六六顺；到1990年代末期，彩礼开始追求八八发，随之也上升到8800元左右；但好景不长，2000年前后即已跃升“万里挑一”的11000元大关。
此后，彩礼为主体的婚姻交换的经济成本一路狂飙，附着的消费项目也越来越多，如婚纱拍摄，婚礼摄影，城镇买房或乡间建房，汽车，“三金”，“四金”，乃至“新三斤”（即人民币过秤称，一斤100元面额的，一斤50元面额的，一斤5元面额的）。再往后到最近，则是失去了规则，富则富办，穷则穷办，更有甚者，对富者而言，子女婚宴就是一场炫富宴。山西煤老板7000万嫁女，大家都还有印象吧？
在这背后，实质上是一条龙服务的婚姻消费市场的疯狂侵蚀。对此，强者一路高歌猛进，玩几年结，结几年离，结时出钱搞定，离时赔钱了事，老婆七八个，孩子一大堆；弱者则节节败退，穷困潦倒之辈，也只好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了。
婚姻市场可真算“市场化”了。
从宏观层面来说，婚姻市场的彻底市场化，若想不出问题，前提条件是社会结构是均质的，而非不平衡的。只有这样，婚姻匹配中，才会保证每个人从理论上可以找到自己的结婚对象。
然而，当下的情况是，在婚姻市场这一微观市场背后，是更为宏观的社会经济结构的高度分化。
这种高度分化的社会经济结构并非已经转型完成，而是仍处于狂飙突进的过程中。由此产生的另一方面则是，一切规则都已混乱不堪，沙泥俱下。套用涂尔干的话说，社会失范严重到有可能空前，是否绝后，仍是未知。
表现在婚姻交换的经济成本上就是，原来即使消费节节攀高，但基本上会维持在一个相对标准的水平，例如，以8000元为基点的话，多则达1万元，少也不会低于6000元，现在的问题，则可能是少则2万~3万元，多则十几万元，甚至数十万元。
显然，6000到1万之间，即使有分化，但分化间距很小，仍在努力一下可以克服的范围内。而若达到诸如2万至60万元之间甚至差距更大的分化间距的话，因婚姻交换而形成的婚姻竞争势必会十分激烈。毫无疑问，拥有类似于60万元的交换或消费能力的人相较于那些拿出2万元尚且吃力的底层来说，他们拥有天然优势。
因此，婚姻资源就会在高度分化的社会结构中不平等地流动，注意，是不平等流动，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所谓婚姻的梯度迁移。
在高度分化的社会结构中，处于底层的人，如果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从而使自己在分化的结构位置中流动到更高一级位置的话，他们很难在更为微观的婚姻市场中胜出。失败者，即是这个社会结构制造出来的大部分经济贫困型光棍。
可怕的接受不平等
理解这一机制，也许有利于我们理解城市的女光棍，即所谓“剩女”问题。
“剩女”尽管和农村男光棍不一样，并非找不到结婚对象，事实上她们都有一定优势，因此叫“女光棍”或许不合适，但是，她们同样也是婚姻市场秩序中的受害者，在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也是被迫暂时成为光棍。
由于社会经济结构的高度分化，尽管大多数女光棍可能处于中层位置，但是，如果想向上流动，客观来说，上层的所有人群的总和也没有处于中层位置的这些女光棍的数量多，更何况，上层中还有为数不少的女性是女光棍不需要的。于是，在两个位置之间就产生了不对称性，不对称的实质就是一种不平等。上层数量极少的男性，即使通过一些越轨的手法如包养小三小四等，但消化的能力仍然极为有限，一些中层位置的女性仍然不得不剩出来成为女光棍。
一些言论说，城市女光棍与农村男光棍不同，前者是主动的，后者是被动的。但是，深入思考来看，两者其实都是被动的，这只不过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已。两个空间里的不同性别的光棍，都是婚姻市场秩序乃至社会经济结构高度分化后的不平等产物。
主动愿意一直打光棍的，无论是男是女，大概不多。在这背后，是普遍的社会焦虑。婚姻市场，和其他社会领域一样，被蔑视弱者的价值观念和法则所染指。而人们其实已经接受了婚姻市场秩序的不平等规则，也接受了社会经济结构分化后各自所在的位置，并接受了每一个合适的位置只能或只配拥有相应的资源包括婚姻资源的规则体系。
文化上的这种静悄悄的不平等，其实是更可怕的，它已经超越于个体，甚至超越于社会，具有无比强大的宰制力。全社会如果暂时不能改变它，至少也应该马上解构它。
否则，当下的光棍现象，轻则以各种社会风险的面相呈现，重则，也许有可能冲击社会秩序，带来更严重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