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早前表示：“来自激进的伊斯兰教的威胁正在增强，并在全球蔓延。它使社区甚至国家变得不稳定，蚕食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和平共处的机会。然而面对这样的威胁，我们似乎不愿去承认它的存在，更无力去应对它。”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正在对努里·马利基政府加强攻势，发生在伊拉克的悲剧性事件恰恰映证了布莱尔的担忧——“这个世纪的斗争很可能是围绕文化或宗教的差异展开的。”但是，布莱尔的言论又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遍及中东和北非国家（MENA）的政治转型呢？
伊斯兰政权的崛起给中东和北非地区以及西方的政策制定者都带来了很大的难题。自“9·11事件”以来，西方国家针对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出发点就是牵制伊斯兰的激进组织。在实践中，这意味向独裁政体示好，因为只要它们还是世俗的政体，就胜过与它们对应的神权政体。当埃及军方在2013年7月宣布前总统穆尔西下台时，华盛顿首脑们得以稍微放松了一下紧张的神经。美国新保守派评论人Bill Kristol做了如下的总结：“与其让穆斯林兄弟会来统治，他们宁愿让军队来统治——我认为很多当地人民、阿拉伯政府都宁愿如此。我找不到我们不倾向于军队统治的理由。”关于中东和北非地区政治发展的主导性观点之一认为政教合一是时代倒退的象征。伴随国家的兴盛、现代化的发展和民主的进步，宗教统治在政治领域终将幻灭。类似的观点将宗教狂热和一系列社会统治的神权信仰联系在一起。自然而然，阿拉伯世界里引人注目的宗教政党成为了担忧的根源。
这种对于宗教政权的态度并不完全是固执的偏见。宗教身份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意义重大。宗教——包括伊斯兰教——经常有针对社会运行的规范性指示。考虑到宗教信仰是阿拉伯社会的文化核心，在世俗独裁政权倒塌之后伊斯兰政客崛起以回应对政治中更多宗教内容的广泛需求并不是完全难以置信的。如果以上的叙述是事实，那么中东和北非地区自由民主化的前景将会非常暗淡。
伊斯兰教和政策偏好：不相关！
如此悲观的态度是正当的吗？以上标准的陈述没有阐明两大事实，由此引发了类似观点对当下在穆斯林国家发生事件的适用性的质疑。首先，个人宗教虔诚程度不是投票行为和政策偏好的准确预测。其次，在阿拉伯国家选举获胜的政党一般来说都有提供社会服务的良好记录。
在穆斯林国家，个人宗教虔诚程度并不能可靠地预测投票行为。一个人是否信教并不决定他／她会在选举中会为谁投票或者个人对于具体政策的看法。这不禁让人产生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角色的怀疑。不容置疑的是，伊斯兰政客可能怀有伊斯兰教义暗含的公共政策和政府统治的思想，但是这些考量看上去并不是伊斯兰政治运动选举胜利的背后力量。
基于巴勒斯坦地区、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埃及的个人层面数据显示，伊斯兰教对于个人的政治态度只有很少的影响，特别是对于民主的态度，以及对阿拉伯国家对民主的支持几乎没有解释力。在黎巴嫩，宗教虔诚不是政治激进的显著预测指标。在全球人口最稠密的穆斯林国家——印尼——宗教狂热在解释1999和2004年选举的投票行为时并不显著，伊斯兰意识形态也不能解释对于印尼宗教政党的支持。在中亚，宗教背景并不影响对民主或伊斯兰政治的偏好。即使是在中亚，“穆斯林、东正教和无信仰者之间也几乎没有差异……更令人震惊的是，最严格遵从的穆斯林和那些不遵从的人对于民主的倾向性是几乎一致的。”不仅如此，来自Arab Barometer的数据显示，一个人是否认为宗教应该在政治中占有一席之地和一个人对于不同政策的看法没有关系。对于公共政策的观点往往和特定因素有关，这些因素包括社会经济状况（收入水平、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就业状况等），但是自我汇报的对于伊斯兰教是否应该涉足政治的态度在具体的政策问题上几乎没有解释力。
地方公共品供给
为什么伊斯兰主义者的胜利会与社会服务和地方公共品供给联系起来？毕竟，如果传统的解释认为阿拉伯国家的人民呼唤政治中的伊斯兰色彩，伊斯兰主义者没有理由比其他政治团体更积极投身于社会服务和地方公共品的供给。
然而，遍及中东和北非地区，伊斯兰主义者惹人注目地参与了这些服务的供给，包括医疗保健、教育、社会支持以及人文关怀。在阿尔及利亚，伊斯兰团体是最先并且最有效地帮助1989年阿尔及尔地震受灾民众的组织。在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PJD）本身并不积极提供社会服务，但是它的联盟组织——团结与改革运动（MUR）——在地方和市政方面却非常活跃。在突尼斯，占领导地位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党发展出了社会服务供给的网络，并且在地方政府方面占据了位置。此外，它历史上运营了很多市民组织，包括运动俱乐部和免费组织的集体婚礼。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经营了22家医院并且在国家的每个地方行政区都有自己的学校。该组织同时经营了许多为贫穷的寡妇和孤儿开设的关怀中心，发起了为失业者服务的培训项目……在埃及合法注册的5000家左右非政府组织中，约有20%是由兄弟会经营的。”在约旦，兄弟会在安曼运营伊斯兰医院，al-Afaf慈善协会则提供集体婚礼和匹配介绍服务。在也门，Islah政党创建了各色福利、宗教、教育组织服务社会。值得注意的是，Islah社会福利协会宣传健康意识，兴办宗教教育，扫除文盲同时进行救济捐助。最后，在黎巴嫩，“Social Unit”是真主党的八大关键组织之一。它提供社会福利服务和技术帮助，已经建立起了从农业合作到文化中心的各色机构。巴勒斯坦地区的哈马斯也是如此，伊斯兰主义者经营救济项目、资助学校、孤儿院、清真寺、健康保健诊所、流动厨房和运动联盟。
上述两大事实说明，选民对于大量宗教内容的诉求不是阿拉伯国家伊斯兰政治兴起的唯一因素。除了神学以外，宗教同时扮演了社会组织的角色。宗教的组织角色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和地区紧迫的政治问题。
具体来说，宗教政治可以被看作困扰新兴民主的可信选举承诺的良方。选民偏好的是可以在选举结束之后兑现提供公共品的承诺的政治团体，但是这样信守承诺的政党在政体改革之后却很少见。在刚刚萌芽的民主环境中，政治家很少能够做出可信的承诺，而承诺是否可信取决于是否和选民建立起可靠的沟通渠道、以及是否有有效的追踪承诺和成果的方法。
典型的结果就是政治家对他们的赞助人密友许诺再分配政策，而这些人则可以通过抽取一部门他们自己的收益来兑现他们对于客户的承诺。这导致了新兴的民主受制于政治赞助，直接后果就是大型的浪费的再分配项目和政府公共品供给的缺位。
当政治家建立起可靠的公共品供给的信誉时，基于赞助的政治会逐渐瓦解。相反，政治赞助使得政治家没有激励在选民心中积累信誉，导致长时期糟糕的治理和再分配政策。
与他们的竞争者不同，中东和北非国家的宗教团体能够对政策平台和公共品供给做出可信的承诺。他们以长期为他们的成员以及更大的社区提供公共品和社会服务著称。这些事迹提升了他们未来公共品供给的承诺的可信度。穆斯林兄弟会已经在阿拉伯国家运营了几十年，即使是在政治压迫的环境下也没有间断。此外，他们的宗教天性使得他们可以以世俗组织做不到的方式克服集体行动问题。
这些机制中最突出的就是牺牲和耻辱。宗教团体需要它的成员将时间投入到宗教活动和联合生产中。为了震慑潜在的搭便车者，他们需要让他们的成员付出一定的成本，比如对于着装和饮食的限制。这些可以帮助成员发送忠诚于团体的信号，并为潜在的希望搭便车的行为设置了障碍。
政策建议
以上的解释说明了阿拉伯国家的选民更加偏好伊斯兰政党的理由并不是出于他们的宗教信仰。不同于基于赞助的政治可能导致浪费的再分配与公共品供给不足，值得信赖的宗教政党能够做出可信的公共品供给的承诺。这使得它们相比它们的对手而言对于选民更有吸引力。
然而，这不能解读为对伊斯兰政治的认可。毕竟，像哈马斯和真主党的例子显示的那样，成功提供俱乐部商品和地方公共品的宗教组织也可能具备组织暴力活动的明显优势。这篇文章的论点只想说明，在转型的环境下，伊斯兰主义者的选举胜利是政治环境的自然产物，并且只能通过增强其余政治团体的可信度来缓解伊斯兰政治的统治。当竞争政党在选民中建立起沟通渠道、真正可信的政治承诺以及声誉的时候，伊斯兰政党享有的选举优势就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散。这和其他穆斯林国家政治逐渐自由化的发展模式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印尼，自1999年大选开始伊斯兰政党的选票比例就在逐步下降——从1999年的39.2%下降到2004年的38.4%再下降到2009年的29.2%。这样的模式能否在经历“阿拉伯之春”的国家复制仍需时间的检验。
不可否认的是，宗教与政治并不总是合一的。然而，宗教政治的丑陋面不是我们在埃及看到的那种政治压迫，而是体现在竞争性的民主政治。像经济学家Alan Krueger在一项研究中展现的那样，对伊斯兰主义者的压迫和政治参与壁垒的建立推动这些组织变得更加激进并且诉诸暴力与恐怖主义，这种力量甚至可以冲破阿拉伯世界的边界。在伊拉克，分裂的政治、独裁主义和马利基政府的无能助长了伊拉克逊尼派的激进行为就是一个例子。让我们祈祷这些地区的国家不再经历伊拉克式的悲剧吧。
注：
1、原文选自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Economic Development Bulletin No.20，原文发表时间是2014年6月23日。作者Dalibor Rohac是加图研究所全球自由和繁荣中心的政策分析师。
2、《思想库报告》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SIFL）出品的一份公益性电子刊物，以国际智库之思想，关照中国改革之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