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可能有许多人周五退休，周一又以顾问身份重新回到岗位上。他们并不为钱，而是真的享受工作。有证据显示，退休后仍活跃在工作岗位的人普遍比退休后离开岗位的人要更开心、更健康。但是“退休后”工作这一现象有多普遍？有证据表明发达国家的大多数人真的会选择退休后继续工作吗？若此现象真的存在，这符合国家退休制度吗？
如今的退休性质和财政制度已与125年前德国总理俾斯麦提出的 “老年保险”体制有实质性的不同。俾斯麦最初是想给予那些因年老而无法工作的人一定保护和收入来源，但其实是不可能实现的。领取养老金的规定年限是70岁，而实际上只有丧失三分之二工作能力的人才可以领取。况且，当时很少有人可以活到70岁。也就是说当时的养老制度资金很充足。俾斯麦的体制实际上是一种保险制度而不是保障制度。
如今的情况是，退休年龄提前、寿命延长。如自1965年以来，奥地利、爱尔兰和西班牙的退休年龄都提前了10年左右，而同一时期的平均寿命也增长了10年。经济改善和人口增长都意味着退休提前、寿命延长，并且老年富有。
德国因人口老龄化和负增长的现状，需要仔细研究退休政策。德国是少数几个抵制缩短退休年限的国家之一。相反，1965年以来，德国将男性退休年龄延长了两年。不过，最近德国政府制定了一项新的政策，即采取63岁部分退休的方式。
在社会和经济大转型、工作性质转变、平均寿命大幅提升和老年生活质量提高的状况下，这项政策能起到其应有的作用吗？
首先，世界正处于阶段性的人口状况转型期。2000年，世界上只有不到5亿人口年龄在65岁以上；到2050年，这一数字将会增加三倍以上，即15亿，占世界总人口的15%。2000年左右，德国的老年人口约与青壮年持平。但在将来的20年内，退休人口（65岁以上）将会从今年的1700万人增加到2400万人，但潜在劳动力（16-64岁）会快速减少。
这一趋势是由高寿命和低生育率造成的。如今在欧洲出生的婴儿，尤其女孩，很有可能活到100岁以上。如果按照工作45年来算，一个人一半以上的生命都会获得公共补贴，先是儿童时期，再是退休之后。因此，这一制度不具有可持续性。
第二，工作性质发生了改变：由之前的“蓝领”占主导地位过渡到“白领”，即体力劳动减少。同样发生变化的，还有关于退休金的争论，这一争论以最基本的假设为前提，即“尽管工作并不愉快，但却是走向更幸福时代的前奏和必经阶段”。某种程度上，这种工作概念对仍然从事体力工作的工人还有应该影响。从事体力劳动的退休人员很享受他们的退休生活。
但很大一部分劳动力的想法早已改变：他们在工作中寻找的是自我满足感。因而，应该有退休后依然工作的机会，但工作时间会比较灵活。
第三，在新经济时代，年龄与生产力之间的关联已经弱化。技能，或者说是生产力，不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削弱，而是转化。事实上，年龄越大，很多技能就越强。而这些技能大都是口头与书写理解能力以及如情绪稳定性、觉悟性和亲和性等的软技能。我们把这些技能称为“岁月的恩赐”。很多职业会较多地运用这些技能，年长的人也会比年轻人做的好，比如销售、人事经理和编辑。
最近一项神经系统科学研究显示，出色的年长者在处理任务时会激活大脑的左右两个半球，但是年轻人只能激活处理新信息的那一个半球。年长者也会结合自身经验使用第二个半球进行推理；换言之，他们通过激活新能力来弥补旧能力的丧失。
以上观点表明，我们不仅可以活得更长寿、更健康，也可以工作更长时间。劳动力市场的改变也为年长者提供了继续留在工作岗位的可能。更多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使人口红利翻倍。从退休前的全职工作到退休后不工作的二元工作模式，是不符合当今经合组织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状况的。
注：
本文摘自布鲁金斯学会网站“Should We Work Forever?”，由瞭望智库研究助理郭民民编译，原文发表时间为2015年04月0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