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虽然已不可能再有两位数的增长，但经济增长有条件稳定在7.5%左右的合理区间。与此同时，发展的“新常态”正在形成。
问题在于，尽管经济硬着陆风险较小，但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矛盾与问题仍然突出。尤其是扩大内需、拉动消费还面临着多方面的体制机制性掣肘，经济结构调整未到位。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在宏观政策适度调整的同时，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深化改革上，使经济新常态能够建立在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坚实基础之上。
中高速增长新常态
所谓经济新常态，从短期看是速度问题。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确实面临下行压力。消费上，2014年5月份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12.5%，虽然比前4个月略有反弹，但总体上低于2013年水平。投资上，过去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以上是常态，在反危机时期甚至超过30%。前两年开始下降到20%左右，当前已降至17%左右。
这些变化使得宏观经济呈现出中高速增长的新态势，在此过程中，关键在于处理好短期和中长期的关系。例如，在逐步加大定向降准范围和力度、通过定向释放流动性刺激投资的同时，更要关注宏观经济中的中长期问题。
为此，当前的宏观政策调整，不仅在于要避免短期内经济的“硬着陆”，更重要的是立足当前谋长远，注重通过深化改革解决中长期的结构性、体制性矛盾，为“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实现7.5%左右的中速增长新常态打下基础。
消费主导新常态
宏观经济运行中最为核心的是投资消费的动态平衡，未来要把形成消费主导的新常态作为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向。
内外发展环境深刻变化的背景下，13亿人的潜在消费需求是我国经济增长最突出的优势，其释放的规模与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增长的空间和速度;13亿人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潜力的释放，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产业、城乡、社会等结构调整的动力，以及有效投资需求的规模和投资转型的方向。
初步估算，到2020年我国潜在消费规模将达到45-50万亿元，并拉动有效投资需求释放，使内需总规模达到上百万亿元，由此奠定未来10年7.5%左右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
投资与消费动态平衡并不是不要投资。我国人均资本存量不到美国的10%，仅为韩国的25%，提升空间巨大，仍有大量的“投资富矿”。关键在于把投资建立在消费基础上，推进投资结构转型。这就要求按着市场决定的要求，调整投资结构、拓宽投资来源、改善投资效率。要进一步推进投资体制改革，强化消费需求对投资的引导作用。
服务业主导新常态
经济新常态不仅在于增长速度上，还包括经济结构上。未来3-5年，我国经济转型要形成服务业主导的新常态。
随着城镇化率的提升，现代服务需求取代传统物质需求成为消费需求升级的大趋势，发展型消费需求逐步取代生存型消费需求成为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主流，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正沿着“生活必需品—耐用消费品—服务消费品”的次序不断升级，这带来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巨大空间。
因此，把握服务需求快速释放的趋势，加快以服务业为重点的市场开放，大力促进服务贸易，释放服务业社会投资需求，就有可能形成服务业主导的新常态。
市场主导新常态
当前宏观经济的风险，主要来源于政府主导型的增长方式，尤其是竞争性地方政府增长模式。因此，如果这一点不改变，增长主义导致的投资扩张冲动改变不了，投资消费失衡加剧的状况改变不了，投资收益率持续下降、经济运行系统性风险增大的状况是难以改变的。
为此，建议尽快把推动竞争性地方政府向公共服务主体回归作为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形成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新常态：以建立公共服务导向的中央地方财税关系为目标尽快形成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行动方案;以规范地方债务、改变政绩考核体系为重点，尽快形成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制度约束;继续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全面实施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推进市场监管从行政监管向法治监管为主的转变，创造良好的消费环境作为政府的基本职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