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城市能够赢得未来？公共政策应该如何支持城市的发展？在中国新一轮城镇化浪潮中，各类城市应该如何定位？
7月5日~6日，在首届“全球城市公共政策与治理创新”国际论坛上，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著名城市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发表主题演讲，阐发了人类历史上的重要现象——“城市的胜利”。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格莱泽做了进一步分析：什么样的城市代表了未来发展趋势；政府又该如何配置权力与资源，促进城市的转型升级。
全球城市公共政策与治理创新由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北大—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发起。
重工业模式并非城市发展的必经阶段
第一财经日报：你把城市分成两种类型——知识型城市和重工业城市吗？
格莱泽：这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区分，因为有一些地区有知识密集型产业，但同时也是重工业城市。在1880年到1940年间，重工业模式是美国城市发展的主流模式。但事实证明，这种发展模式往往因后劲不足而无法长久。大型工厂不断向成本更低廉的地方迁移，导致那些靠工厂发展起来的老工业城市很难找到转型之路。它们缺乏城市复兴的人文资本。
日报：重工业模式是城市发展的必经阶段吗？
格莱泽：我并不赞同这一说法。比如印度，印度的许多城市会直接从相对贫穷的状态进入知识型城市发展模式，而没有经过重工业化阶段。原因之一是，印度一些城市的基础设施相对薄弱，无法在全球重工业产业链上找到一席之地。但也因此，它们找到一条直接跃迁为互联网型城市的道路。众多新兴咨询公司与软件公司为城市注入活力。这并非天方夜谭，重工业模式并非城市发展的必经阶段。
格莱泽：生活和生产成本是一个重要原因。如果一座城市各方面的成本很高，那么它不太可能支持重工业模式。在亨利·福特式流水线生产年代，工厂的人均占地面积是200平方英尺，基本等同于如今便利店或写字楼的人均占地面积。而如今，在高度自动化的美国工厂中，人均占地面积已增长10倍，达2000平方英尺。规模如此庞大的工厂需要低廉的土地租金，因此，寸土寸金的城市已不是其最佳选择。
日报：中国的城市往往都是走工业化道路发展起来的，它们需要转型吗？
格莱泽：这确实是中国未来30年内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中国的工业化模式曾是很好的城市发展模式，但未来30年内就不一定了。我并不是要全盘否认中国已有的工业化成就，因为这确实给曾经贫穷的中国带来焕然一新的变化。但过去的成就无法决定未来，尤其是中国目前正处于向知识型模式转型时期，此外，还面临着制造业成本更低廉地区的竞争压力。
因此，中国需要找到一条尽可能对城市与市民有利的发展之路，才能顺利度过转型期。在很大程度上，这也应是中国未来发展的趋势。
我认为城市发展的关键在于认清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单纯为了经济效率，还是为了人的利益而可以节制效率？这关系到如何对城市空间进行再利用。
三类城市何去何从
格莱泽：这很难预言。美国很多沿海城市的趋势是发展为知识型、宜居型城市，或者产生一些新的未知类型。一般而言，美国城市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为知识型城市，多为沿海城市，但也有诸如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等内陆大学城；第二种是以制造业为主要产业的城市，它们往往建在基础设施先进、成本较低的中部地区；第三类城市则相对落后，当其他产业迁离之后，医疗、社会救助等成为城市的主要产业，它们多分布在中西部及南部地区。
其中，知识型城市是最宜居的城市类型，无论是城市环境、市民素质，还是交通便捷程度，都十分理想。而制造业城市对商品运输成本有较高要求。
因此，当分析对象转换为中国城市时，我们会发现，在中国，一些相对更引人注目的、政治地位更显赫的城市正在向知识型城市转变。但更多的则是那些制造业城市，这些城市基础设施相对完备，且成本相对低廉，这是中国目前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
格莱泽：上海当然是其中之一。这并不是说上海已经拥有了完备且成熟的产业类型。上海正处于知识型城市发展的初期，专门化程度没有美国那么高。但这并不是一件坏事，美国一些城市的专业化发展已到了近乎扭曲的程度，在这些城市几乎看不到任何商品生产。我一直强调高等学府对知识型城市的重要性，这类城市往往占据先进技能的长期优势，且气候宜人。
日报：在中文里，城市是由“城”、“市”两个字组成的。“城”就是墙，尤其是城墙，“市”就是市场。你觉得这个词怎么样？
格莱泽：这非常奇妙。因为“城”、“市”二字确实道出了城市的精髓——城市的两种传统功能：防御和贸易。而更吸引我的是其中所包含的二分法：一种是围绕政府、王室等政治中心的政治功能；另一种是围绕市场而建的贸易功能。当然，在历史和现实中，这两种功能往往是以一定比重并存的。比如贸易是纽约最主要的城市功能，但华尔街（Wall Street）的名字还保留着城墙——也就是政治功能的遗留。从这个角度来看，北京与上海代表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城市。北京更像伦敦、柏林、华盛顿，是一座重要的政治型城市；而上海则是一座依托于市场的贸易型城市。作为土生土长的纽约人，我本人比较喜欢上海模式。
日报：在中国，多数大型城市历史上都曾是古都，政府在中国城市的发展过程中也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对城市发展而言，政府的强势也会带来挑战，比如“户口”制度就饱受争议。考虑到公共财政压力，大城市不得不严格控制外来人口数量。美国是否有类似困扰？
格莱泽：在当地居民排斥外来移民这一点上，我觉得中国的“户口”政策和美国的“邻避主义”（不要在我家附近造厂、造楼）有点像。虽然美国并没有户口这样的国内通行证来限制人口流入，但一些美国城市却通过限制建造新居来达到相同的目的。在美国的一些地方，外来移民建造新房几乎不可能，政府通过限制房屋数量对人口总数进行有效控制。
事实上，我并不赞同任何一种人口控制政策。海纳百川且充满机遇，才是一座好的城市应有的姿态。不过，我也理解，当一座城市拥有几千万人口时，地方政府要承受多大的压力。
对比一下其他正在经历快速城市化的地方就更能说明问题，比如印度。中国和印度的城市化模式截然不同。印度有很多地方常让我惊叹，但其解决贫民窟、传染病、交通拥堵等城市病的能力绝不在此列。在很多方面，印度政府是无力的。
而中国的政府自古以来便在城市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我相信政府在中国城市的历史性复兴中也将发挥重要作用。通观世界历史，那些政府贫弱的小国很难完成复兴使命。但那些拥有伟大历史的古老帝国则不然。古罗马、北京等古都都是政治型都市，它们同时也是市场繁盛之地。从某种意义上讲，政治权力与市场繁荣是可以相辅相成的。在众多古老帝国中，中国现在拥有高效的政府管理系统。这也为中国出现一种更加开放、更具包容性的城市发展模式提供了有力支撑。
日报：但政治型城市的权力与资源往往是集中化的，这会不会带来一些问题？
格莱泽：权力和资源的集中化程度，取决于问题的困难程度。比如，在对抗一场严重的瘟疫时，集中力量办大事会更有效率。但城市的本质并不仅仅是应对危机，它还有更基本，但容易被忽视的一面：为所有人创造宜居的环境。我很高兴地发现，北京提出要成为所有人宜居的北京，说明它已经看到了那一面。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应该使那些过于集中的城市权力去中心化。在我看来，随着中国越来越富有，权力的去中心化问题就越来越重要。人口流动与城市创新是城市发展永恒的主题。财产税等改革也是必需的，因为税收是平衡一座城市生活水平、刺激城市活力的重要手段。
日报：有什么建议给中国地方政府和城市规划者？
格莱泽：我的确有一个老生常谈的建议要提给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应该开征道路拥堵费。可以参考新加坡的道路电子收费模式，那是到目前为止唯一较为合理的道路管理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