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4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运行指标以来，国内外关于中国经济现状和走势的担忧不断升温，各种对策、建议也是南辕北辙。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呈现相对平稳的态势，已经或者将要进入新的增长轨道，宏观政策、微观经营都需要适应这种变化趋势。
中国经济增长呈现变轨态势
怎样认识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怎样判断当前经济阶段，国内外的认识分歧很大。既有持续震荡下行说，也有正在筑底即将反弹说。但是，如果我们对中国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增长轨迹进行冷静分析，就会发现经济增长似乎已经步入新的轨道。
2002～2007年中国经济增速一直保持在上升通道，时间长达27个季度。但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环境剧烈变动，GDP增长在2008～2011年经历了较大波动，从2007年第四季度的14.2%快速下降到2009年第一季度的6.6%，随后虽因大规模刺激政策回升到2010年第一季度的12.1%，之后开始继续下降到2012年第一季度的8%以下。从20!2年第一季度至今，GDP增速已连续9个季度保持在7%～8%，中国经济增速的轨道已发生明显转换，从连续上升、大幅波动进入较为稳定的中高速增长区间。我们把时间再延伸到1980年至今，中国经济有三次明显的加速期，分别是上世纪80年代初（1981～1984年）、90年代初（1990～1992年）和本世纪初，三次加速期后都伴随着一段时间的调整（1984－1990年、1993～2000年、2008～2011年）。与这三次加速期相联系的事件分别是改革开放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邓小平南方讲话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的确认、加入世贸组织；但与前几次不同的是，2012年以来经济增速并未继续向下调整或转入加速期，而是在一个区间内保持平稳。
经济增速的这种趋势性变化，是国际与国内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主要经济指标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中长期趋稳的积极变化：一是经济增速回调过程中就业保持稳定，就业总量对增长放缓的容忍度有所提高；二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呈现走稳趋势；三是企业并未随GDP增速下降出现大范围亏损；四是经济结构正在发生转折性变化，第三产业比重在2013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稳步提升。另外，宏观调控方式的变化，尤其是给出增长率下限指引，有利于社会各方形成较为合理的增长预期。考虑到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近期不会发生大的变化，未来3～5年间预计经济增速仍保持在7%～8%，同时伴随的是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的推进，若能够维持适度的投资强度，优化消费结构，培育新的增长点，这个增速仍是健康的、相对可持续的，有利于未来十至十五年经济稳定发展。
经济增长主要指标波动收敛、趋稳
2008年之前的几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增速一直在15%～20%，经过几年的调整，近两年增速下滑到10%左右。从供给角度看，中国经济主要行业产能都处于相对过剩的情况，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还是需求方。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来看，2010年以来，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对GDP的贡献在减弱，但我们需要认清这种变化的实质，三个方面都已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3～5年内发生大幅下滑的可能性不大。
“三驾马车”中，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最大。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情况看，消费增长基本稳定，出口对增长的直接影响有较大或然性，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投资增长，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考虑到制造业投资较大部分是由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和出口带动，中国经济增速对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的依赖性比较大。2011年末至2014年第一季度末，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由23.8%下滑至17.6%，导致经济增速明显回落。但从行业来看，投资增速出现明显下降的是采矿业、建筑业、房地产业、电力、金属冶炼以及住宿和餐饮等落后产能或受中央反腐政策影响较深的行业，而教育、卫生、科学研究、环保和基建等关系可持续发展的行业投资增长相对平稳。从趋势上来看，最近9个季度虽然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仍然处在震荡调整之中，但振幅呈现下降趋势；而基建投资整体上呈现回升上行趋势，从而使整个投资增速波动趋稳。
2011－2012年，消费一度超越投资成为对GDP增长贡献最大的因素，但2012年后期消费增长出现拐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月度同比由15%下降至13%左右，限额以上企业消费品零售额增速下降超过5%，限额以上餐饮企业收入明显萎缩。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以来的消费增速下滑是以中央出台“八项规定”等一系列厉行节约、打击奢靡消费的政策为背景的，公款消费和奢侈消费被明显挤出，但居民消费并未受到影响，社会消费增长更多地倚重基本生活需求和消费结构升级的拉动。网络消费蓬勃兴起，信息消费、文化消费、教育消费呈现快速增长之势，消费行为更加理性，消费市场更加健康，从长远来讲是非常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
2011－2013年，出口对我国GDP增速的贡献率均为负值，主要原因是受外部环境影响。次贷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增长大幅放缓，拖累中国出口从过去十几年20%以上的增速大幅回落至个位数，在个别月份甚至出现负增长。进入2014年，外部环境仍然复杂严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期调低了0.1个百分点，我国出口形势依然不容乐观。但从我国进出口增速变化轨迹来看，波动幅度明显收敛，尤其是从最近9个季度扣除季节性因素后的趋势上来看，进口与出口都呈现趋稳态势。
虽然影响经济增长的三个因素都有继续波动的不确定性，但我们目前看到的总体态势是趋于稳定。总体来讲，在目前全球经济缓慢复苏的环境下，中国经济增长不仅能保持在7%～8%的区间，而且是健康、可持续的，完全没有必要为季度之间零点几个百分点的波动而过分忧虑，况且对比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增长仍是比较快的。
中国经济增速继续下行的概率不大，但是幻想通过强刺激或微刺激回到过去高速增长老路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将要面对的是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态势，宏观政策与微观经营都应正视这种转变，认识到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阶段，要有新的思维并用新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目前所发生的变化。
中国仍然需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
经济发展不等同于社会发展，经济增速也不能真正体现经济发展的全面情况，但保持经济增速是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保障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基石，没有增速就会面临更多的经济、社会问题，改革空间就会被大大挤压。从国际和历史经验看，经济增速下降本身并不可怕，怕的是经济增速的快速下滑或者频繁、剧烈波动，一旦这种情景出现，常常破坏市场信心，造成过多悲观预期，投资、消费趋于保守，失业问题、居民收入问题、财政问题、社会问题可能接踵而至，乃至发生恶性循环，形成经济发展“陷阱”，拖累一国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因此，当前政府的主要任务之一仍然是要保持经济稳定，保稳定根本上也是保信心。
避免投资增速“悬崖式”跌落
固定资产投资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推动力量，2010年以来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在“三驾马车”中占比一直保持在50%上下。在目前国际经济缓慢复苏、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偏弱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想要稳定在合理区间，仍然需要适当规模的投资强度，对投资驱动力既不可过度依赖，但也不能盲目“去投资化”。应在逐步淘汰落后产能的基础上，对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将投资增速稳定在20%－25%，避免投资增速出现“悬崖式”跌落。
图1：“三驾马车”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
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仍然存在严重的基础设施不足问题。基础设施投资在国际上也成为经济增长战略的重要部分。美国近年来多次提到要建立基础设施银行；2013年欧盟委员会通过了《绿色基础设施：提高欧洲的自然资本》的新战略；2013年日本提出“新增长战略”，计划未来十年内将公共设施投资增加50%。但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在投资发挥战略支撑作用时期，必须把握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确立市场在资源配方面的决定性地位。一方面利用市场机制在淘汰落后产能过程中，倒逼相关企业尽快适应，主动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下放行政审批权，降低政府对投资的主导作用，调动民营资本投资，尤其是要放开一些行业限制，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激励民间资本活力。还要防止短期内在某一领域集中、过度投资，形成投资的低效和浪费，政府部门应将有限的投资投向那些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增长、对经济拉动作用更为持久的基础设施领域和民生领域，重视引导非政府部门的投资方向，与政府投资形成互补。
建议投资调控政策的重点包括以下方面：一是支持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应用。政府和企业都应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并实现科技成果尽快投产，提升现有产业的技术水平，并催生新产业形成与发展，充分发挥“科技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二是支持产业转型升级。农业方面，推广现代化设施、工具和运营方式，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工业方面，积极推广信息化和流程优化管理，升级生产设备，引导淘汰落后产能，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金融服务业方面，应加快结构调整，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重点发展直接融资、风险投资等。三是激发民营经济活力。进一步完善民间投资政策措施，引导民间投资进入基础产业和支柱行业等领域，最大限度放开准入限制。四是推进城镇化建设和区域协同发展。以城市群建设投资为重心，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协同发展。围绕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部署，合理安排国家投资方向，提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水平，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改善城市人居生态环境。
更加重视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在走向经济强国的过程中必须要高度重视出口，即使是最发达的经济体也需要靠出口来拉动本国经济增长。以德国为例，2011年以来，出口在其GDP增长中的贡献十分突出。
无论是过去三十年还是今后二十年，中国经济发展都需要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来优化资源配置。因此，当前必须继续高度重视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随着欧美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市场复苏，我国出口也应该逐步走出谷底，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第一季度，我国出口同比下降3.4%，远低于2013年同期18.4%和全年7.9%的增速。尽管有美国恶劣天气、上年同期虚假贸易高基数等客观因素，但我们还是应该看到我国出口形势中的隐患：2013年起欧美经济处于持续复苏通道，但我国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增速仍普遍呈现下降态势，意味着外部经济复苏对我国出口的拉动作用在弱化；我国出口增长较快的产品仍集中于原材料、轻工业品等附加值较低的产品，出口商品结构亟须优化。
为此，应充分重视出口对经济的支撑作用，积极调整出口战略。在继续发挥并加强全球制造中心作用的同时，逐步扮演市场大国的角色。在全球市场上进行战略平衡安排，进一步完善国际市场布局，加强与非洲、拉美等新兴经济体的合作，适当降低对美国和日本的依赖。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贸易规则谈判，最大限度地双向开放非敏感市场，促进贸易与投资增长。调整出口结构，取消劳动密集型产品、高耗能和高污染产品出口扶植政策，加大对机械电子产品和新材料的出口扶植力度，发挥领先全球的基本建设能力，释放国内过剩产能。扩大双边经济贸易合作，尤其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双边贸易合作，实施差别化区域经济战略。积极推行商务外交战略，更积极地参与全球经济贸易规则的制定，变产能过剩的国内发展困境为全球竞争优势。在汇率方面，打破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单边升值预期，在扩大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的基础上，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
消费政策应进一步清晰
消费模式对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受收入水平、消费文化、贫富差距、社会保障体系等因素影响，我国居民不仅消费率较低，而且消费层次更低，并同步伴随着畸形消费；如公款消费占比较高。消费浪费虽然也可以拉动GDP，但无法提升人力资本，无法支持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第一，大力发展教育消费。教育消费政策的重点不应是扩充基础教育、高等教育附带的收费服务，而是重点面向低收入人群提供职业教育、文化和技能培训，引导主动消费，确保消费的质量和体验。引导教育消费的目的不仅仅是创造消费需求，更重要的是通过提高人群素质、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进一步促进经济持续发展。
第二，大力发展养老产业。引导建立养老服务社会化体系；针对居家养老的普遍情况，促进社区医疗、陪伴、护理、家政、送餐服务体系的建立；推进集中养老机构的建设，提高养老机构服务的专业性，加快对专业养老服务人员队伍的培养建设；引导金融机构创新与养老相关的保险、投资、资金计划等金融服务安排。
第三，大力发展医疗事业。完善医疗保险体制，扩大医保覆盖范围，创新补充医疗保险模式；完善基本药物制度，试行医药分开；继续扩充医院建设和医务人员队伍建设，允许更多民营医院投入运营；推广医院集团化管理模式，引导优质医疗资源惠及百姓；建立缓解医患矛盾的机制，不断提升医疗服务的水平。
第四，培养新兴消费市场。近年来，虚拟信息环境与市场实体产品、物流服务密切结合，形成新的批发零售业态。伴随消费者群体的快速膨胀，新业态可能取代传统实体卖场等业态，成为实现消费的主要渠道。为此，有必要通过消费政策引导电商产业继续快速发展，并加强对电商等虚拟经济商户、物流和信息服务等配套商户的科学管理，提高从业人员诚信水平和执业能力，丰富产品服务内容，确保产品服务质量.促进居民放心消费。随着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普及、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变革对社会带来全方位的影响，应将信息消费上升到战略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