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乡一体化推进中要素改革是一项基础性、根本性工作。要素改革关乎资源优化配置，倘若城乡一体化的建设仅停留于基础设施投入、户籍管理深化、公共服务均等这些表层制度，而不对经济要素进行深层次改革，难免会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困境。突破城乡二元体制，实现城乡良性互动，其突破口在于生产要素的改革。
从城市的维度看，当前产业升级中生产要素配置出现的问题导致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举步维艰。2008年后出现“民工荒”，这在各方形成的“中国劳动力总量过剩，结构性矛盾突出”的共识下是个不可思议的现象。其实，“民工荒”根源在于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这里的生产要素价格不仅是劳动力价格，还涉及土地价格和资本价格。
农民工出现“返乡潮”，并非在城市无处就业，而是城市的生活成本太高。即便近年来工人工资快速提升，很多企业还提供了社保，但相对于快速上升的生活成本，留城打工依然是个不合算的策略。生活成本的上涨来自哪里？一方面来自货币增发；另一方面，从生产要素的角度考虑，土地价格上涨过快，引起成本拉动型的“通货膨胀”亦是城市生活成本攀升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民工荒”面前，企业的应对策略是选择“资本替代”。我国当前利率管制下的“金融抑制”使得资金的价格被人为压低。在企业无力承担劳动力成本快速攀升的情况下，企业更愿意选择用机器代替劳动力，但这带来的仅是表面的劳动生产率提升，并非产业升级所需要的技术进步引起的劳动生产率提高，这样产业升级已经脱离了产业升级的实质。
因此，土地价格、资本价格的扭曲是“民工荒”的推手之一。而这三者的连锁反应使得城市产业升级有动力无基础，或者说“有心无力”。
从农村的维度考察，土地、资金、劳动力三要素同样面临理不顺的问题。首先，土地未能盘活，农民拥有土地的收益权未能充分实现。其次，资金的匮乏。农村金融风险大，成本高，是商业金融机构不愿涉足的领域。农信社作为农村正规金融的主力，难以满足农户融资需求。农村的政策性金融侧重农业重大项目和中长期农业项目贷款，对农户的政策性金融服务未涉及。农村金融普惠率低。最后，从劳动力要素看，我国人多地少，第一产业目前滞留的劳动力过多，必须转移到城市从事第二、第三产业以提升劳动生产率。
对于当前我国城市和农村而言，二者的利益绝非“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休戚相关”。任何一方发展的不顺利都将由生产要素和资源分配的传递使二者都蒙受经济利益的损失。因此城乡一体化的顺利推进，必须要从生产要素改革入手。那么，如何进行要素改革呢？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资金要素改革：首先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金融抑制”利率的人为压低，二是中小企业和一般农户融资难。在消除“金融抑制”方面，多半学术界都认可应逐步放松利率管制，实现利率市场化。近年来我国在利率市场化方面已加大改革力度，如今贷款利率管制已放开，利率市场化进程过半且已在稳步推进，此举有利于消除“金融抑制”，但对缓解中小企业和一般农户的融资难则效果不明显。其关键节点在于我国的融资渠道过少。我国的金融体系间接融资比重过大，直接融资比重小，尤其公司债券规模微乎其微。直接融资市场上，股票市场不健全，进入门槛高，加上公司债的发展不充分，导致银行业成为中国最大的垄断行业。表面上银行之间竞争激烈，但在政策给予的利差下，大大小小的银行都能稳赚。最关键的问题在于资金需求方除了银行贷款没有可选择的其他融资渠道，缺乏对银行资金的议价能力，所以即便放松利率管制，银行依然能垄断资金价格，中小企业融资难还是难以彻底解决，同时还因此滋生地下金融的土壤，金融监管的难度加大。从这点来看，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尤其公司债券，扩大融资渠道是更重要的解决对策。
土地要素改革：在城市土地方面，通过财税、金融体制改革逐步使地方政府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调控房地产价格，加强保障房、廉租房建设，让农民工进城能有栖身之地。将城乡建设规划上升到法律高度，避免地方政府为经济增长粗放式开发土地。从农村看，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已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总体方向和目标作出了部署，其中蕴含了不少创新和突破。实际上在此之前不少地方的农村在释放土地活力方面做了很多有益探索，形成了不少好经验，下一步则要在土地确权基础上，以保障农民的根本利益为前提，对《物权法》《土地法》进行修正，将试点的一些好办法“以点带面”加以推广，以盘活土地资源，赋予农民与城市居民同等的财产权。
劳动力要素改革：在资金要素和土地要素改革的基础上，劳动力要素改革相对容易推进。首先要形成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市场。消除城乡劳动力的制度性壁垒，实现城乡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其次要提高劳动者素质。配合产业升级的要求，加大劳动力的职业培训力度，提升劳动者人力资本水平。如前所述，“资本替代”引起劳动生产率提升非技术因素引起，是“伪产业升级”。而劳动力本身素质提升，人才支撑下企业运用更先进的技术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产业结构升级。
当前城乡一体化中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的非市场化使资源不能达到优化配置，政府难以调控，出现“政府失灵”。跳出“政府失灵”的办法就是将归市场的还给市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是顺利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必要条件。有了市场的基础，有了生产要素配置，政府推进制度建设才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功效。
此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3CRK021］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