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不管在什么地方，很少有人会把中国看作是典型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过，尽管人们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存有歧见，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社会主义在中国依然是一种主导力量，并且，马克思主义依然在学术上受到人们的持续关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重要性堪比民主在西方，尤其是在北美。在这两种情形下，马克思主义与民主的功能实践抑或难尽人意，但是它们都为力争提高和改善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支撑。准确判断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角色定位，并非易事，但是，这种角色定位的重要性和复杂性确实值得反思。
自1949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奇迹般的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尤其令人瞩目。不过，与此同时，贫困与公平正义问题也广受关注。2007年，《中国日报》的统计以及关于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新闻报道显示，贫困问题成为了关注焦点，并延续至今。2007年5月，《中国日报》持续报导了中国日益攀升的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贫富悬殊程度的重要表征)。据北京师范大学学者李实统计，中国收入最高的10%的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的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一些人暴富，同时也让绝大数人受益匪浅，中产阶级的崛起就是一个例证(对上海和北京以及其他流动人口密集地区的贫困群体的考察的结果让我们坚信，在这些城市区域内仅有极少比重的贫困人口)。
与这种经济社会的发展相伴随，马克思主义研究也不断得到拓展与深化。在20世纪80年代，很多人乐意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但那时人们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大都是传统意义上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相反，马克思著作的其他内容，比如伦理学、人学以及“异化”问题，经常遭到拒斥。很多教授对这些问题，特别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疑虑重重。而事实上，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关“异化”的翻译文献在中国已是随处可见。也正是这个时候，中国掀起了文化与人道主义的讨论热潮。从此，人们更加热衷于以开放的态度来理解马克思，不满于当时盛行的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传统解释，因而出现了很多反对教条式理解和机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声音。其中最强烈的是抱怨没有给予正义问题以充分的关注，特别是没有廓清正义问题在马克思学说中的理论地位。
目前，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遍及中国的大中城市。除了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还有各种专门的研究中心。实际上，这些教学与研究中心都建立了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院系，并设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等独立学科。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中文译著，特别是最新发行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是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基础文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工作主要由中央编译局承担完成。除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央编译局还翻译了很多其他经典著作以及当前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研究文献。在中央编译局，有很多学者广泛而深入地从事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研究。2004年，在中国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下，中央编译局启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把全国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不断推向深入。中央编译局秘书长杨金海教授对近年来的研究作过这样的评述：人们对那些过去被忽略的理论观点倾注了更多的精力，这些观点正日趋明晰；结果是，无论是研究方法、领域、成果还是社会影响，现在的研究都远远好于过去。并且，这种研究并非仅仅局限于权威著作和经典文献，几乎所有的部门和机构都还致力于研究中国以及马列主义文本以外的相关理论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更加注重国际间的学习与交流。复旦大学有一个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中央编译局有专职部门致力于联络国外理论家。这两个中心都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学术访客。当然，强调国际间的学习与交流，并不否认中国学者的学术独立性，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及其相关现实问题，比如市场问题，他们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和认识。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学者关于文本、解释和理论的辩论、讨论和争论有时会非常激烈。
粗略估计，中国有着数量庞大的社会主义者。当然，在这些社会主义者当中，存在着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解。毋庸置疑，中国大多数社会主义者都会像宪法和党章中规定的那样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然而，对于他们而言，同样毋庸置疑的是，这个思想基础的某些具体理论阐释———包括关于马克思本人的学术信息———有待进一步丰富与发展。
面对思想、多元与形势的多变，很有必要廓清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的问题域： 首先，这些研究的原则性论题，或者说，研究主题和方向是什么？
其次，通过这种研究，如何发展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的关注重心是什么？ 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来促进和发展社会主义？ 这种发展是不是具有中国特色？
第一个问题，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题。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思想上的自由度不断提高，中华民族认同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与伦理问题不断引起中国学者的学术关注。同时，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兴趣也与日俱增。复旦大学接待过尤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雅克·比岱(JacquesBidet)、伯特尔·奥尔曼(Bertell Ollman)等很多国外思想家和学者。艾格尼丝·海勒(Agnes Heller)与肯·梅吉尔(Ken Megill)曾应邀到中央编译局讨论卢卡奇以及他们自己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北京大学进行过演讲，并获荣誉博士学位。葛兰西与卢森堡的著作陆续被译成中文。遗憾的是，人们的精力大多集中于介绍这些人的观点，而没有对其作出太多的学术评论。
现在人们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关注新思想、新观点。新作品会迅速被翻译出版。环境问题引起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的普遍关注。所以，人们对生态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学术兴趣。分析马克思主义也是学者们广泛涉猎的领域之一。当然，人们的关注点不能仅局限于分析马克思主义为实践提供的具体理论观点，更为重要的是，它为发展缜密的理论解释与培育学术精神提供了重要契机。
在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一些人依然追随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因而没能跳出历史或阶级意识的局限。针对当前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多元化，很多著述大谈思变。有些著述突破阶级斗争的阈限来探讨集体利益中的个人权利。也有人讨论劳动价值理论和市场。令人欣喜的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价值(或道德)原则问题———特别是公正与平等———的讨论随处可见。昔日西方关于这些问题的激烈争辩，目前在中国也引起了广泛的兴趣。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赋予当代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中国特色(特别是儒家文化特色)。这种观点本身并不新鲜，但在听惯了20 世纪70 年代对儒学的猛烈批判之后，乍闻此声还是让人感到吃惊。这符合马克思的观点：“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他还说，人们总是在过去传承下来的既定条件下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同时也告诫人们，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目前，不仅青年学生在儒家文化语境中广泛讨论马克思主义，就连中央党校的学者们也在阔谈儒学之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
胡锦涛提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使不少人从中看到了希望。在这种价值标准的观照下，一些不平等因素有望得到克服，并且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融通问题也有可能得到解决。不过，依然有很多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认为，马克思的著作本身就充分包含着社会主义的丰富价值(或道德)资源。这或将在长时间内成为争论的焦点。当然，还有很多其他需要持续讨论的问题，比如科学发展、社会结构、全球化、民主与政治体制改革，等等。人们正在全面检视马克思的著作及其他社会主义文献，以期能够对这些问题进行通彻的考察并获致满意的答案。
第二个问题，如何发展社会主义。
对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无论何种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当前中国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消除严重的不平等与不公正。眼下，社会福利与公共产品(这是任何一种社会主义都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充分关注。尽管教育与公共卫生服务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前的农村公社和国有企业中已有所普及，但通常是处于低水平的发展状态。集体财产在个人收入分配中的缺位敲响了不平等问题的警钟。
区域间流动的农民工引起了特别关注。他们大多处于贫困状态且权利难以得到保障。在不同的大城市中，他们受到的待遇也各不相同，在北京受到严格的管控，而在上海管控就比较宽松。不过，人们对于不平等问题的关注有些超出了分配制度本身，从而将探寻问题根源的触角伸向了不断蔓延的腐败。所有这些问题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明确关注的对象，当然还包括其他问题。
在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中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社会价值原则，并且它们还将一如既往地一争高低。当前的劳工事件大都根源于财富分配中的公平和公正问题。人们经常强调社会政策要密切联系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科学发展，但是这个精准的切合点至今仍不明晰。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主张依然是歧见明显，对于中国的经济结构存在很多不同看法和争议。甚至有观点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主义的政治。这似乎不是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并且也过于武断———但问题是很多学生和学者同意这个观点。
在一个持续进行尝试与发生变化的社会境域中，由于区域差异、政府角色定位不同以及对社会主义的模糊认识，关于中国经济多大程度上是社会主义的这一问题，可以得到大相径庭的答案。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中国有完全意义上的国有企业，但也有各种各样的私营企业以及国家参与投资与管理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并且还有各种形式的股份制与合资企业。国家通过权力、资源与自身影响力发挥作用的范围绝非仅局限于纯粹的国有企业，各种私营企业也不例外。
就像布鲁斯·迪克森(Bruce Dickson)所言：“精准定义是实证研究的本质要求，但是中国情况的瞬息万变很难让人作出这种精准的界定。”关于深化发展和创新产业形式，有些就是通过区域试点来进行推广。很多情况下，经济法规仍需进一步完善，有的还在制定当中。在这个领域，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会更容易受到攻击，从而导致了各种不同的看法。即便在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群体当中，也是如此。
对于社会主义者而言，另外一个颇受关注的领域是工人参与管理和劳工民主。在这个领域，中国的社会主义者不断挑战问题的可讨论底限与独立候选人的可能性。这种现象正在工厂、村民自治与地方选举中发生。所有这些问题都受到竞争理念的驱使，同时也彰显出在马克思的理论语境中进行确切的概念界定与充分论证的迫切性。
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但在目前，马克思主义却面临着被淡化或边缘化的威胁。一旦与权力的联系有所松弛，知识分子便倾向于突破既有限制，不过他们对于政府和人民的实际影响也常常随之被削弱。考虑到资本和党的影响，或许有人会怀疑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际地位。如果抱有这种想法，那就大错特错了。有观点主张，谁支持资本主义谁就应遭到非议，这并不是向20世纪80年代的简单认识倒转。现在，尽管资本主义、竞争市场和其他异议充斥于耳，但是人们仍然能够比较容易地介入探讨马克思主义。在书店里索买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并不会遭人冷眼相看。人们依然可以严肃地与出租车司机讨论社会主义。
在进一步考察马克思主义及其研究的影响之前，有一点明显的失调需要说明并予以考虑。尽管关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研究非常丰富，然而，哪怕是这种研究最热忱的支持者，也不能不考虑下面这种反差：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另一方面则是贫困与管制明显的社会现实。温家宝曾说，公平与公正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价值。这话或许不错。但是，一旦运用于中国，或许有人更倾向于认为这里的“价值”(virtues)最好被理解为“牺牲”(victims)。相对于中国社会的这种“特色”，我们大多数人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和理念就会显得软弱无力，抑或洋味十足。
然而，当人们去考察其他社会理论与实践的时候，这种失调并不常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情形就好比民主理论在加拿大———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观点很少能够在加拿大人的生活中获致认同。从字面上理解，任何关于权力和人民的民主理念在加拿大(或其他英语国家)都不过是笑谈。有人甚至会说，加拿大根本就不是一个民主社会，但这并未阻止他们谈论和完善民主，有时还有所收获。同样，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人们能够根据自己的劳动时间从中获取报酬的社会形式，在中国还未完全实现。很多中国人会说，中国就是一种社会主义社会，但也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说它根本不是社会主义。
那么，活跃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及其研究到底有什么样的重要影响呢？
首先，数量优势转化成话语优势。任何国家，如果拥有千万计的社会主义者与数十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争论无疑都会产生重要的政策影响。这种争论从讲堂到大众媒介，从非正式谈话到公共集会，再到政府会议，可谓无处不在。这种影响直至国家政要，他们定期组织由著名高校教授主持的社会专题研讨会。这种专题研讨会肯定涉及诸多关于“社会主义”的内容。
第二，通过制度建设，保证建立在马克思主义( 以及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理念的政治与社会地位。中国宪法总纲第一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中国共产党章程宣称，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模庞大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要由地位平等的各民主党派组成，它把经由民主协商而产生的政策性建议，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决。另外，很多地方或全国性的社会组织，通过影响国家机构和社会政策而发挥作用。这样的社会组织许多都有着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和追求。
马克思主义第三方面的重要影响源自问政于民和服务于民的文化理念。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和追求在中国历史悠久，特别是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又得到了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与平民主义的重要性可以追溯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这是在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下倡导中国走向独立与现代化的重要契机。并且，儒学文化传统也一直激励着领导者们通过了解并设法满足人民的需求去提升他们的幸福水平。因而，成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问政于民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政治协商的范围有限并不断发生变化，但它毕竟是一种切实的民主运作方式。
马克思主义第四方面的重要影响同中国长期以来对科学的兴趣密切相关。人们向来认为，科学对于引领社会发展非常重要。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科学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人们像倡导科学一样倡导马克思主义。人们大都认为，在马克思那里，科学社会主义发端于辩证唯物主义。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被广泛宣传并被提升为科学，它才影响非凡。与此相应，在中国的政策的很多方面，都能看到一种实验性的社会科学要求。从国外引进的技术在经济领域得到全面推广以前，要在特殊的经济区域进行试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策也要首先在相对独立的区域试行，并同其他地方进行实践比较，然后再决定是否予以推广。
实际上，人们以前接受和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并非都是科学。其中，很多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容就存在太多局限性，受前苏联教科书的毒害太深。关于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样的科学，能够成为什么样的科学，应该成为什么样的科学，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然而，很多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中国，能够发展成一种更为合理与合意的科学。马克思是一位启蒙思想家，他把科学看作一种能够把人民从经济与政治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方法与路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有人仍将那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视为科学。
最后，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民众，对价值问题都有浓厚的兴趣。柯亨( G.A.Cohen)认为，公正与平等问题被马克思主义者们长期误解。为把公正与平等问题从这些误解中“拯救”出来，柯亨做了重要的工作。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对柯亨的研究表示接受和认同。但基于关注贫困与压迫所产生的共鸣，他们认为马克思原本的价值观照也很重要。这些价值观照自然受到那些在贫困中挣扎或面临失业、特别是近来急于改善工作环境的工人们的拥护。
结语
曾经有一段时间，对于世界上很多国家而言，中国是革命的社会主义模式。当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都发生了举世瞩目的重大变化之后，中国当然也不再被看作是任何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模式了。正因为如此，中国现在对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以及研究马克思学的学者而言尤为重要。与其说社会主义在中国占有支配地位，倒不如说它肩负着重要使命。
不可否认，有一股全球性的力量在致力于推崇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仍在谋求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且，领导者也以务实主义者自称。新自由主义的观点确实受到境内外势力的推崇，但是自由主义在中国既没有确立起它的意识形态地位，也没有作为一种理论被普遍接受。鉴于新观念、新思潮的发展与汇集，以及人们重拾对于历史与传统的兴趣，相比社会主义以前那种显著且不可挑战的优越地位，目前意识形态领域的辩争的严肃性是前所未有的。其中，有些辩争使多元价值或复合价值初露端倪。
马克思学的发展确实重要。它不仅确立了这一学科的独立性，而且还标志着它的严谨性。鉴于此，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坦言自己在致力于马克思学的研究。基于当前可供参阅的资料与人们的精神投入，这个领域定会大有作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远远超出了马克思当年所能提出的设想，并且这一切都发生在全球化和一个对他来说完全陌生的文化背景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正在致力于开辟新的研究领域。马克思本人曾对那些生搬硬套特别是曲解自己观点的人表示不满，鉴于此，他宁可说“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分析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其他那些执着于马克思研究但又不拘泥于宗派和教条的人来说，现在是进行全球交融的大好时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寻求在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领域中展开国际合作，从而使自己的思想日臻成熟并具实践价值。
对中国人及其朋友而言，目前是超越机械运用外来思想这一做法的时候了。就如马克思所言，你不可能仅通过两个连接起来的字词来理解一个“人民国家”，我们同样也不可能仅仅通过两个字词的组合来理解“自由社会”。中国年轻的哲学家们正以新鲜的思想观念探索着中国的自由本质。他们正为进一步深化对自由的理解并为其提供充分的社会主义基础而做准备。
知识分子群体从来不能终结他们面临的挑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正为实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梦想而努力工作，他们将会一如既往地围绕自己所坚守的思想内核而拓展、创新。
* 本文原载美刊《社会主义与民主》(Socialism and Democracy)2013年第1期(总第27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