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福家院士的人生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他潜心科学研究，在原子核物理领域成绩斐然，是世界知名的物理学家；后半部分，他将巨大的情感和精力投入教育领域，身体力行地进行着教育改革工作。
优秀的科学家必定也是具有批判精神的思想者，近年来，杨福家越来越多地以一名察事谏言的教育实践家身份让公众熟知，而在近日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博雅教育》一书中，杨福家更将其对当下教育的思考，结合他几十年在国际教育界的观察和经验，发展出要在中国推广“博雅教育”的理念。与现有中文字典中对“博雅教育”的简单定义不同，杨福家总结出博雅教育的五个要素：1.博：文理融合，学科交叉，在广博的基础上求深度；2.雅：做人第一，修业第二；3.以学生为中心，学校把育人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4.鼓励质疑，“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并在以小班课为主的第一课堂得到充分体现；5.非常丰富的第二课堂：为数众多的学生社团、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和学生参与的科研项目，在学习生涯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建筑在“博雅教育”理念之下的这五个要点，是杨福家对教育理解日深的结果，他告诉记者，甚至在他担任复旦大学校长的六年间（1993－1999），他对博雅教育本身都毫无了解，更谈不上有意识地去推行这5个方面。他那时的很多举措，如博导上基础课、加强学生社团等，都是凭感觉而来，是从他自己早年受教于谢希德、卢鹤绂等学者的经验，以及在丹麦玻尔研究所等诸多国际科研机构的经历中总结出来的。直到很多年后，当杨福家有意识地去考察世界上最优秀的“博雅学院”时，他才发现，复旦老校长谢希德就毕业于美国最优秀的博雅学院之一史密斯学院；他最敬重和感激的物理学家卢鹤绂院士上世纪80年代曾在美国排名第三的博雅学院斯沃司莫尔学院任教；而自己年轻时留学过的玻尔研究所，回想起来，则是最能体现博雅教育中的“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之精神的学术机构。
从这个意义上讲，杨福家自己，正是博雅教育的受益人，践行者和传薪之士。
星期日周刊记者（以下简称星期日）：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概念，您能谈谈对此的理解吗？
杨福家：英国大百科全书中译本第10卷有liberal arts的定义，但是没有liberal arts education，前者被翻译成“大学文科”，有点不明所以，但内容还可以，主要强调了“博”，即文理的相通。
我总结博雅教育的五条要素（博；雅；以学生为中心；鼓励质疑小班上课；第二课堂）从哪里来，很简单，学来的。我任复旦校长时，还不知道这个词，也没听说过；两年多前，受国务院参事室委托，去美国考察了排名最靠前的几个博雅学院。我寻找它们的共同点，再结合我以前多次访问牛津，剑桥，哈佛，耶鲁的经验，同时我对《1828耶鲁报告》花了很多功夫去研究，它对大学的定位、目标和实现方法等都有详细阐述，并且强调了博雅教育的重要性，研究了之后，我总结出这五个要素。
星期日：所以推行博雅教育是不是意味着未来在中学甚至大学本科阶段将不再有文理分科？
杨福家：过早进行文理分科是荒唐的，迟早要改过来。这两年我对此有很大的体会，一个震动我的事情就是大学毕业于历史专业的威腾（Ed-ward Witten），在1990年拿到了数学菲尔兹奖。他讲，历史给他的是一种逻辑，数学给他的也是一种逻辑，两种逻辑是相通的。什么是历史？历史是批判性的阅读。要在不同记录角度的史料中寻求真相是要有深入思考的，因此教历史是不好教的。历史与数学都讲逻辑，所以学历史的拿数学菲尔兹奖就能够理解了。我相信学科之间是没有鸿沟的，就像量子物理学家海森堡和狄拉克风格完全不一样，研究角度也不同，这就是受他们各自人文背景影响造成的。所以我是非常反对文理很早就分科的，要让学生沉浸在文与理交融的环境里。
星期日：但是文理相通只是博雅教育的一个方面，博雅教育远远不只是通识教育的概念？
杨福家：从字面上讲，通识教育就强调了“通”，也就是做到了“博”，但是雅呢？怎么教学生做人呢？博雅的概念要广得多，只强调通识，不够。现在国内一些高校在通识上是下了功夫的，课程扩充了，选课交叉了，也成立了书院或者住宿学院。但这个书院和真正的住宿学院有什么不同？温家宝总理曾经问过我这个问题。我说我们学生宿舍走廊两头有房间，住着辅导员，这个辅导员只是学生的哥哥姐姐；牛津剑桥的学生也是住在宿舍里边，但是和学生住在一起的是又高又大的人，是一流的学者，一流的教授，所以关键的关键是要有又高又大的人啊。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曾经对我说，你强调又高又大的人，我们请了诺贝尔奖得主了。但是诺贝尔奖得主他能不能住在学校里，和学生住在一起呢？我去耶鲁，导师住宅的底楼都很大，专门供学生来访的。在一所住宿学院首席导师的家里，我看到一个巨大的冰箱，里面放了几百份三明治，这是为了方便经常登门的学生。同学们日常能和这些人接触，这种人格上的潜移默化不是课堂能代替的。所以，说博雅教育的关键是，有一批老师是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永远是以学生为中心。
杨福家：不见得。它的理念对所有的人都适用的，对任何教育阶段也都适用，从小学到研究生，也包括职业教育，只是重点会不太一样。比方说职业教育，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呢？学校分为一本、二本、三本，三本是职业学校，这是很荒唐的。我读书的时候都不是这样，我初中毕业，第一志愿就想去考一个职业学校，在文化广场对面的国立高等机械学校，是一所中专，但非常难考，所以我报了机械学校，育才，格致，最后是去了格致。我想说的是，那时候对中专是不轻视的，哪像现在，考了三本，学生、家长都觉得就是没出息了，这怎么对？这样社会没分工了。职业学校的博雅教育我感觉在其它几条上基本一致，就是第一条，它的“博”与北大、复旦的“博”肯定不一样，因为它已经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了，学科的延展就没有那么大了。但是即使在这个方向里，也牵涉到“博”的问题，比如你学习商业操作，现在没有电脑科技知识，单单陷在商业里是不行的，相关的课程就要涉及。但是“雅”，做人第一，修业第二，肯定是不变的。还有质疑精神，同学要争论，要尽量给同学上小班课等，这些都是一样的。
再比如小学，不管什么小学，一样需要博雅教育，小孩子尤其要教他们质疑的精神。我喜欢说一个例子，一个8岁的美国小学生上课听老师说到一个词，他举手说老师你错了，老师说是吗，我查查看，这个小学生接着自信地说，不用查，我保证你错了，事实证明这个小学生是对的，结果他被全校表扬。这个小学生要是在中国，那就是不尊重老师的典型了。这个例子对我触动很大的，因为成才一定要有争论，不质疑、不争论的人成不了才的。
此外，要推行第二课堂，这也是普遍适用的。我在复旦做校长的时候对鼓励学生参加社团也没太大体会，但现在我越来越感到社团是培养人才不可缺少的。我最近和宁波诺丁汉大学辩论队的学生谈，我说辩论队牵涉到博雅教育五条中的两条，一个是辩论，一个是社团，还有，与人相处的能力，这些主要是在社团中才能学习到的。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具有很强的团队合作精神，能够与人和谐相处。
星期日：您说到的博雅教育的五点要素，似乎每一条都在对现在的老师提出挑战？
杨福家：两年前复旦大学试验小班课，我记得当时《解放日报》写了篇报道，中间有一句话，是一位教师说的：“我突然感到上不来课了”。因为上大课，老师只要准备讲义就可以，但是小班课，学生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的确很难。对老师的学术水平、胸襟、沟通能力等都有要求，所以目前来看也只能从小范围试点起。比如从一个学院开始，然后选择生活和职称上都没有后顾之忧的老师，年龄在50岁左右的教授，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他们上小班课是能够适应的，关键是培养出这样的体制氛围。
星期日：您提到要让老师没有后顾之忧，除了经济的保障，更多的是指他可以专心在教学上？
杨福家：是的。教授的职责是什么？这个问题答案本来十分简单：教书育人，传道授业。但是很多人现在不理解或是忽视了这个含义。对此我自己也有一个认识过程，我在复旦评上正教授的时候，苏步青老校长说：“你得去上课，否则怎么能名副其实呢？”教授上课，要校长命令的。我任复旦校长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号召全校博士生导师上基础课。
现在的趋势是不少高校只关心教师的论文，一到年底就要统计教师发表的文章数，被引用数等等，并且这些数字与教师的津贴直接挂钩。这样教师的心思都在论文上了，教学就不再成为教师的主要任务了。我们在宁波诺丁汉大学就采取了不同的机制，教师聘任之前，严格在世界范围内筛选，进校后教师主要任务是教学，没有论文的要求。这样的机制就让老师全身心投入到教学和指导学生上。所以我的观念还是，关键的关键，教师必须把教学育人放在第一位。
星期日：在您的新著《博雅教育》中，您向我们追溯了博雅教育的历史，包括它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发展史，以及它在中国古代儒家经典中的体现，那么现在推行博雅教育和古典时期推行博雅教育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
杨福家：博雅教育本身有个螺旋上升的发展，中间有过反复，尤其在19世纪中期受到德国洪堡大学等专业工科大学发展的冲击，后来才再改回来的。即使在博雅教育最发达的美国实际上也一直是有反复的，包括最近几年因为经济的缘故，开始又强调专的东西，强调技术方向的重要性，包括华尔街金融风暴以后又意识到会计的重要性，很多教育资源往会计方向倾斜了，这就是它有反复的地方。
1998年我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的“迎接21世纪的高等教育”会议，会议总结三点：第一是把学生放在第一位；第二是终身学习，每个人都有终身受教育的权利；第三是随着经济全球化，教育必须走向国际化。这也给博雅教育提出新的要求。
星期日：您本身的经历非常国际化，早在1963年就去丹麦玻尔研究所进修，又担任过英国大学诺丁汉大学的校长，您认为在如今强调教育国际化的潮流中，怎么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杨福家：玻尔研究所给我最大的影响就是，玻尔的爱国主义精神。玻尔早在1913年因为三篇论文一举成名，奠定了量子力学的基础，去年正好是庆祝他发表这三篇文章一百周年。那个时候丹麦没有物理学的教授，但玻尔说，我就要留在五百万人口的祖国，要在这里凝聚世界上最好的物理学家。所以他建了玻尔研究所，在那里汇聚了一批杰出的物理学家，形成了“哥本哈根学派”。这就是玻尔的伟大，他为祖国建立玻尔研究所的伟大绝对不亚于他自己在物理学上的成就，这个研究所里产生了几十位诺贝尔奖得主。我在母校格致中学设立了一个奖学金：爱国奖，培养学生们的爱国主义精神。
其实爱国主义精神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具有普适性的，也是大学应该具有的最基本的文化内涵，是不会随着时代而变化。我在耶鲁大学新生的宿舍院子里，看到耶鲁校友内森·黑尔的雕像，他是美国独立战争的民族英雄，雕像底部就写着他的名言：“我唯一的憾事，就是没有第二次生命献给我的祖国。”
星期日：您怎么看待现在的出国留学热潮？
杨福家：教育国际化是个潮流，出国的人数增多，与国外交流就更多了。但也要看到我们教育发展的紧迫性，在我看来，中国梦根本上就是教育梦，强国必先强教。
星期日：在您提出的博雅教育五条要素中，正如您刚才所说，“博”现在已经开始有一些不错的试点，后面三条，包括鼓励质疑、小班授课、第二课堂等措施，也有一定的推行，那么对于其中的第二条“雅”，即做人第一、修业第二，您有什么经验之谈吗？
杨福家：这恐怕不是单单教育工作者能够承担的，它牵扯到整个的社会。我对现任的国家领导人有很大的期望，只有将整个社会“雅”上去了，教育才能跟上去。《双城记》开篇第一句话：这是最好的时代，这也是最糟糕的时代。一方面中国现在很好，国力持续提升，经济水平不断提高，引起世界瞩目；另外一方面，食品安全、滥用职权、滋生腐败等等现象也不鲜见，这更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建设一流大学经费投入当然很重要，但是重点不在于建设多少校区、房子多豪华，而应该是用于教书育人、攻克科研项目、建设一流专业。
星期日：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您会感受到挫折吗？
杨福家：我们教育只能努力，努力往希望达到的方向走，至少我现在非常高兴，宁波诺丁汉大学创办10年，出来的学生与众不同。我最早听到美国那个8岁小学生质疑老师的故事，感到很失望，我们的小学生在独立批判精神上的差距太大了。但是通过宁波诺丁汉大学这10年的实践，我感到了高等教育还是能够纠偏的。
星期日：宁波诺丁汉大学的教育实践，您觉得可以推广到其它的高校吗？
杨福家：我们是第一所中外合作大学，各级政府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和信任。
我们最初办的时候也很担心，万一全部西化了怎么办？结果一切特别好，同学更爱国了，要求入党的人也很多。我们坚持办学校三个字“quality，quality，quality”（质量，质量，还是质量），没有质量就没有一切。质量怎么保证？颁发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文凭。这就由国际认可的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署（QAA）来决定你能不能发这个文凭，质量有保障了，学校就能办好。
我本人是宁波诺丁汉大学的法定代表人，但是我把实行教学，保证质量的权力交给英国来做，由英国诺丁汉大学委派的一位执行校长来具体操作。
星期日：您觉得教育怎么样算是成功了？
杨福家：中国最好的中学——中国人大附中的校长刘彭芝曾经到宁波诺丁汉大学来参观，她说看学校就看学生，她随机找了些在校园散步的学生来座谈，刘校长评价说你们的学生与众不同，充满了自信。从那以后，刘校长推荐人大附中的学生到我们学校来。
另外，我再谈一个事例，宁波诺丁汉的几个学生，毕业以后都在银行等单位工作，年薪都很高。几年之后，他们一起辞职，合作创办了一个飞盘公司，目前在世界上有了很高知名度。飞盘运动在英国很流行，他们就是读宁波诺丁汉大学的时候，英国老师带他们玩，然后再成立大学社团，进一步发展成自己的事业的。所以，培养出来的学生与众不同，能不断自我突破，这就是教育的成功。
普林斯顿大学为什么伟大？怀尔斯九年不出文章，学校里没人问他你在做什么，九年以后他宣布解决了费马大定理，这个困扰世界300多年的难题，获得了有数学诺贝尔奖之称的菲尔兹特别奖。约翰·纳什在普林斯顿大学教学期间，患精神疾病30多年，学校允许他的存在，保留他的办公室，给予他关心。他恢复健康后获得了1994年的诺贝尔奖。他的故事被写成小说《美丽的心灵》，美丽的心灵就是普林斯顿伟大的地方。
也因为如此，我现在给一流大学两个新的定义：第一，看同学是否体会到“这个学校改变了我一生”；第二，是不是给教师足够的空间，有足够的机制，让他教书育人，做喜欢的事。
中国梦，首先是中国教育梦
□杨福家
在1998年10月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巴黎召开“迎接21世纪的高等教育”会议，各国教育部长率领代表团参加。在闭幕会上，大会主席在发言中讲到：为迎接21世纪，高等教育必须国际化；每个公民必须有终身受教育的权利；学校必须以学生为中心。他还讲了4L：学以增知（learn to know）；学以致用（learn to do）；学会思考（learn to think）；学会做人（learn to be）。后来又加了两条：学会提问（learn to ask）；学会与人相处（learn to deal with others）。
中国梦，首先是中国教育梦。在这个梦里，各类学校以培养合格公民为首任，为培养“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而尽心尽力；在这个梦里，既有大楼，更有大师，还充满着大爱；在这个梦里，育人为先，学生为中心，师生互动，敢于争辩，“吾爱我师，吾更爱真理”；在这个梦里，研究大楼夜夜灯火辉煌，年轻研究生在一流导师指导下日夜奋斗，探索未知；在这个梦里，没有浮躁和功利，学者们可能花几年甚至几十年时间为攻克世界难题，而默默无闻地艰苦拼搏；在这个梦里，毕业后的学生能深刻体会到“几年的学校生活改变了我的一生”，他们脚踏实地，努力工作，回报社会。
大学是群英汇集的殿堂，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子相聚在知识的宝库里，在大学精神弥漫的氛围中，自由探索，百花齐放，宽容厚爱，追求真理，付之实际，实现梦想。
杨福家（1936.6.11-）生于上海。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核物理学家。中国特大型综合性辞典《大辞海》的副主编。195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1991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曾任丹麦哥本哈根尼尔斯-玻尔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教授、校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历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现任宁波诺丁汉大学校长，成为出任英国著名院校校长的第一位在籍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