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9日至10日，中美举行了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议，并且取得了一系列的交流与合作成果。然而，当前中美之间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已经陷入一种困局之中，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双方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理解和利益需求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从中国方面来看，对新型大国关系内涵的理解和需求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解读：第一，任何大国及其盟国的各种利益，是不能超越任何别的国家的基本利益，必须充分尊重别国的基本权利和核心利益，这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底线和基石；第二，任何新型大国关系之间并非意味着全部利益的重合，不存在任何利益矛盾，而是指双方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彼此矛盾，采取“不对抗，求合作”的相处策略，超越守成国和崛起国之间必然导致冲突的“历史定律”；第三，新型大国关系必须超越各国意识形态分歧的束缚，超越各国不同发展道路差异的羁绊，为有着千差万别的文化制度差异的不同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打造一片空间，从而为新世纪中人类社会的制度文明发展，贡献多元化、多样化的独特力量。
从美国方面来看，对中国所提出的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动机，却广泛存在怀疑、否定乃至排斥态度。美国国内不少学者和高官均明确表示：所谓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是指“中国只管世界中与自己核心利益相关的那一部分，而美国等其他国家则去管世界的其他地方”（见美国新任驻华大使鲍卡斯的讲话《睁大眼睛与中国找共识》），本质上是出于中国对自身核心利益的维护，对美国全球战略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竞争和排斥动机。
三个层次的判断和担忧
笔者认为，这些怀疑、猜忌甚至否定的态度，实质上反映了美国国内面对中国发展所引发的中美间的各种战略竞争，总体上持有的：
从第一个层次来看，这仍然暴露出的是美国国内对中国当前所实施的以和平与发展为根本导向的战略，所怀有的深刻不信任甚至敌视情绪。美国国内不少人持有这样的信念，中美之间的经济、地缘政治、军事竞争等博弈均是零和博弈。在美国经济实力相对衰落情形下，中国经济规模的持续增长，必会导致中国经济、军事和政治上主导和管控东亚和西太平洋，从而最终对美国在该地区的核心利益造成危害。
从第二个层次来看，这体现了美国不甘于自身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两个层面的全球霸权地位和自己主导的国际秩序被削弱的心态。一方面，出于对做世界第一强国深刻印记的保护动机，出于对崛起国和守成国之间权力转移所带来利益冲突的历史规律的恐惧，美国深刻担忧中国的全面崛起将会对美国全球霸权利益造成的重大损害；另一方面，美国从全球霸权地位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发展机会，而且，美国现在的民主制度优势相当一部分是与依赖其从全球霸主地位获得的利益来维持的。因此，美国绝不会容许别的国家的发展壮大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和核心利益，除非别的国家的崛起能够让美国获得更大利益。
从第三个层次来看，这体现了美国对自身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固守的心态。当前，一味照搬美国式的选举式民主体系，在众多发展中国家导致了选举民主、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这三者之间出现新的“三角不可能定律”。一些国家“颜色革命”的纷纷褪色，以及当前对发达国家选举式民主体系弊端的反思，均给美国引以为傲的自身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带来受到挑战的危机感。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与美国的显著差异，以及自身所追求的独特社会制度和价值观体系，必然被美国优先判定为挑战者。中国所倡导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对国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分歧的超越，就理所当然地被部分美国人理解为中国要求美国让步，允许对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挑战。
虽然中美间新型大国关系正陷入战略利益竞争和相互认知差异的困局中，但从现实来看，在众多有利于促进中美间新型大国关系建立的因素中，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仍是最为根本的决定性因素。如果中美之间不存在巨大的经济相互依赖，中美之间的军事安全互信、地缘政治互信、制度互信等就更没有基础的附着物。值得高度重视的是，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当前正在发生一系列重要的结构性变化，并总体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弱化现象。这表现在：
美国经济复苏力量在加强
首先，中美在经济增长前景方面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分化。2008年的金融危机，暴露出美国经济过度依赖金融的风险性，促使其深刻认识回归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必要性。在出台“再工业化”和“全球经济再平衡”等一系列措施的推动下，美国经济稳步复苏力量在加强，出现了经济持续增长的态势，特别是在制造业和新兴产业方面的全球竞争力在逐步提升，“强大的美国”似乎又回来了。与此相反，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则从8%至10%的高位下滑到7%至8%的次高位。中美之间在经济增长方面的对比性变化带来的可能信号是，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在总体层面似乎发生了深层次、难以逆转的变化。
其次，双方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竞争效应凸显。一是在中美之间储蓄－投资－消费的均衡状态发生变化。事实上，中国国内经济结构正由出口－投资形态向消费－投资形态转移，这对美国依赖中国购买国债为其消费者提供资金和依赖中国廉价产品实现国民富足生活的双依赖特征，造成了相当程度的冲击和影响；二是美国国内的经济结构调整会与中国发生碰撞。美国需要抢占新兴产业的制高点与复兴强大制造业，解决美国近期的高失业问题，夯实经济结构调整的基础。
而中国是其在新兴产业、制造业以及就业机会方面的强大竞争对手之一，因此，在美国部分人眼里，经济复兴和结构转型必然会面临来自中国的直接竞争，甚至是零和博弈式的竞争；三是美国国内经济结构的失衡主要是由中国扭曲的经济政策造成，必须对华采取“再平衡”的手段来加以解决。比如，认为低估的汇率和政府补贴是中国低成本出口优势的主要来源，导致全球贸易失衡，认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到位损害了美资企业的利益，等等。
最后，经济利益的互补性及交集层面发生了重要变化。中美之间的经济利益正经历着由低层次的依赖特征向高层次的依赖性变化，即由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体的贸易关系，向以资本密集型产品、服务贸易以及投资为主体的贸易关系逐步转变。
这样的变化特征，一方面推动着中美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由低端向高端转移，另一方面也在强化中美在经济利益方面的竞争性。双方在产业结构层次、企业投资以及就业机会方面，直接竞争的态势将逐步凸现出来，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中美之间经济利益的互补性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降低趋势，核心利益交集某种程度上呈现缩小态势。而且，美国在华某些跨国企业由于经营不善导致的盈利下降及市场退出，在媒体选择性报道放大下，也给美国人留下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遭受不公平待遇的主观印象。
中国的四大应对策略
面对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正在或即将发生的新变化和新特点，中国的应对策略可从以下四个层面依次全面展开：
第一，强化中美间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深化。中国在适度考虑国内承受力的情形下，加快和美国双边地区自由贸易和投资体系的推进，扩大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从而谋求和壮大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新支撑点。
第二，国内稳定和经济增长决定着中国的对外战略空间。加快国内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调整与改革，既促进国内内需的扩大，又获得与美国进行长期战略竞争博弈的国内稳定筹码。一方面，随着中国国内消费社会的逐步提升，中国经济对美国、亚洲各国以及全球主要经济体的重要性和相互依赖性必然还会持续增加。作为全球重要的开放共赢经济体系，中国市场吸引力的制约作用将会逐步加强。另一方面，外交是国内政治的延伸，当前大国之间的对外战略竞争更表现为社会变革和国家稳定能力层面的竞争。
中国在经济结构和制度文明方面是否具有大胆创新与结构变革能力，才是决定中国能否获得与美国平等新型大国关系的根本。否则难免在与美国长期的战略竞争博弈中，中国国内各种矛盾将会被美国车轮式地利用作为制衡中国崛起的重要筹码。
第三，加快与中国周边国家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既然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是用来平衡和遏制中国的，也只有中国有能力或动力去实施“再平衡”战略。美国使用地缘政治和军事手段来“平衡”中国，中国则可采用经济手段来实现“再平衡”。中国应把重点放在强化与周边国家的经济相互依赖方面，将之作为制约中美之间可能的地缘政治及军事冲突的制衡器。通过全面提升与周边国家共建命运共同体的协作关系，逐步打消周边国家对崛起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的疑虑。这样一来，中国就可以从另一个侧面逐步将美国拉回到与中国进行经济竞争的正常轨道上来，而不是落入与美国一味进行地缘政治乃至军事竞赛的设定圈套中去。
第四，加快中国与世界主要大国和新兴国家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逐步构建以谋求经济发展而非军事或地缘政治关系的“发展联盟”。新时期，中国应积极扩大推进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范围，不仅要在中美之间推进新型大国关系，也要在中欧、中俄、中印、中埃、中巴（巴西）甚至中日等之间积极推进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通过适当调整既有的不结盟方针，通过适度构建与中国有着共同发展利益联系的“发展联盟”，来获取中国和平崛起关键时期的外部战略支持。
对于当前的中国而言，越是在复杂的环境下，越是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能否积极推进和深化与世界其他大国及新兴大国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既是制衡和抵消美国对中国实施围堵战略的重要手段，也是推进世界和平发展环境的核心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