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
布鲁金斯学会相信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这是我第一次在清华校园公开演讲。我不是清华校友，但是清华对我的职业生涯意义重大。24年前（1990年），在我撰写普林斯顿大学博士论文期间，曾在清华做了几个月研究，主题是中国技术专家政治精英的崛起，我以清华为案例。12年后，在2002年，清华培养的技术专家在中国政坛占据了领导地位。
8年前的2006年，我跟随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访问团来到这里，庆祝布鲁金斯-清华中心的成立。当时带队的是布鲁金斯学会理事会主席约翰·桑顿，他自2003年起受聘于清华，主持清华EMBA的“全球领导力”项目。布鲁金斯-清华中心是布鲁金斯学会建立的第一个海外中心，这说明布鲁金斯学会相信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而中美关系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大的双边关系。当时，中国的崛起还只是一个预测，而现在，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现实。
中美关系的紧张状态是两国之间的误解和误判造成的
目前，中美关系不在状态。甚至有人说，中美关系正在恶化，尤其是南海、东海紧张局势升级，以及美国起诉五位中国军官等事件之后。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的建立，就是为了促进两国的建设性关系。
我和我在布鲁金斯学会的同事们一样，都很珍惜此次与中国国内交流的机会。我要说的中心观点就是，如果中美之间爆发冲突或战争，归根结底是由于误解和误判，而不是由于利益的冲突、意识形态的差异，或是国际局势的演变。
如果国家与国家之间存在误解，外交政策就会有所偏差。我认为中国国家领导人对于新型大国关系的定位——要合作，不要对抗，抛弃零和思维——是真诚的、富有建设性的。美国领导人的想法也一样。拉里·萨默斯出任奥巴马经济顾问的时候曾说，美中两国未来共同繁荣，或者双双失败的情形都是可以想象的；一方繁荣，另一方失败的情形却很难想象。我认为不少美国人会同意他的观点。
造成目前紧张关系的还有以下几个因素：第一，由于信息通信技术的革新，两国间的威胁论被放大。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当然这些都是需要改变的方面。最近一项调查表明，87%的美国人民认为在军事上，中国是美国的一大威胁。相应地，绝大多数中国人也认为美国会是中国崛起的头号威胁。第二，两国的政治利益团体多元化。第三，中美关系一方面受到国内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因素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国际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影响。此外，决策上的矛盾和不一致同样加深了两国的误解。比如，中国领导层常常表示，中国的重心始终放在国内事务上，但与此同时，中国在非洲、南美、亚洲地区的国际事务上参与渐多；中国领导人常说，会延续邓小平的外交政策，韬光养晦，但最近又提出，中国应该奋发作为；中国领导人常说中国并不想把美国赶出亚洲地区，但现在又说亚洲事务应由亚洲国家来决定。而美国领导人恰恰担心亚洲会“去美国化”。
美国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看法与中国自己的看法差距越来越大。在美国和很多其他国家看来，中国愈发强势甚至黩武，这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与此相反，中国国内却认为国家在东海、南海问题上处于守势，而造成紧张局势的原因则是美国试图遏制中国。中国民众认为，习近平领导下的外交政策是一大成功，中国在中美俄关系中的影响力逐渐增强——冷战时期，美俄关系比中美关系、中俄关系都要好；如今，中美关系和中俄关系却比美俄关系好。因此，中国就有了更大的影响力。
中国与欧洲国家有着多重经济纽带。中国在非洲和南美地区的影响力空前强大。中国认为美国力所不及，在全球一些地方的影响力正在减弱。但美国却并不十分担心中俄关系紧密、步调一致。因为在美国，大多数人认为中国迟早会更加重视美国，与美国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
许多中国学者和媒体认为，美国不能接受中国崛起，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但是据我观察，很多美国人已经认为中国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了。无论他们接不接受，这是事实。不过美国人并不指责中国，他们主要责怪美国政府没有尽到职责。中国人总认为美国遏制中国，但是我在美国很少听过如此论调或阴谋。比如在美国起诉五位中国军官的事件上，我在美国接触的人中从没听过有人说这是正确的决定，所有人都觉得这个决定糟透了。再比如，中国担心体制西化，政治和平革新，但是在美国，没有人认为中国应该全盘采用西方模式或者美国模式。还有，中国认为美国总是指责中国的人权和民主，但是美国对中国的人权和民主提出批评往往是善意的，因为恶意的种族主义者会认为中国不配拥有人权和民主。现在美国的做法，恰恰是出于对中国的尊重。
如何避免误解？更加重视国内政治、社会、经济因素。中国的孔子学院最近受到一些美国教授的批评，我并不是其中的一员，但一定程度上这说明中国没有很好地理解美国社会和美国制度。我们应该鼓励多领域交流。
此外，我还认为中国谈论核心利益很多，但谈论核心价值不够。如果中国想要与外界进行更高层次的交流，这一点是需要改变的。就像美国有美国梦，中国也有中国梦，但我们都要记住，一个国家的美梦，不应该是另一个国家的噩梦。
李侃如：
中美两国关系所处的国际环境处于动荡之中。两国目前遇到的难题或者说威胁是跨国界的，比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核扩散、经济危机、种族和宗教问题、难民问题等。在如此背景下，美中关系十分重要。以上问题并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法，但是只要中美两国能够朝着共同的目标合作，就能更好地控制问题。而如果国家目标不一致，要控制问题就困难多了。
美国和中国是全球最大经济体、军事强国，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能源消耗最大。两国如果携手合作，将更有能力让世界更美好。当前，美中两国关系存在问题，但是整体来看，两国在许多领域的联系空前深厚。比如，美中在教育、经济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政治对话也颇为频繁。这样就全球议题进行制度化的双边磋商、战略与经济对话等等是有益的。
但美中关系处于大环境之中，地缘政治因素让两国关系受到挑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亚洲的海上争端。两国在海上争端中的动态和言辞，影响了一方对另一方战略和动机的判断。如果一方认为另一方的战略和动机不友好，误解和误判的可能性就会加大。这一点需要两国尽力改变。海上争端的紧张局势会影响到美中两国在其他国际事务上的合作，比如反核、反恐等问题，事情就更难解决，后果也就更为严重了。
再比如，气候变化问题十分重要，但政治角力无处不在——美中两国总要看看对方是否真的将节能减排落到实处；世界其他国家又要看看美国和中国——两个温室气体排放量相加超过全球排放量40%的国家，是不是都率先在节能减排上作出了贡献。所以，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必须合作。美中关系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性质，可以代表美中关系在一系列问题上的性质——美中合作十分重要，两国至少要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
现在的问题在于，两国该做什么？当前美中关系似乎在走下坡路，这是两国都不愿意看到的。我认为，美中应该总结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的经验。三十多年来，两国关系也曾面对挑战。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两国领导人应该做好解决问题的准备，稳定局势，建立增进两国关系的基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两国政府内应该建立可靠、互信的沟通渠道。两国政府应各有一位专门指派的高层领导，在两国关系上负责沟通联络，明确两国关系的未来图景，让一方对另一方未来可能采取的措施有所准备，加强互信，感受到对方对增进两国关系的诚意，并了解其原因。
我个人希望，两国领导人在2014年11月APEC峰会期间的单独会面之后，能够就建立两国应有的、广泛的建设性关系发表声明，为两国关系制定基于互信的积极框架。这种互信需要建立在广泛对话的基础之上，两国领导人才能更有信心推进美中关系。（眼下的）问题就在于，美中目前还没有建立完善的高层沟通渠道，两国需要再接再厉，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杜大伟：
（理解）美中之间的经济关系主要（需把握）三点。第一点，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两国现在都在进行重要的经济转型，应该强调的是，双方的转型具有互补性。当前美中两国所进行的经济转型对两国关系产生了一种有益的经济均衡。从美国方面看，在全球经济危机之前，美国的消费急剧上升，而这些消费大量是由借贷刺激产生的。现在看来，这些由借贷产生的消费都是不可持续的，家庭依靠借贷消费、政府也靠借贷消费，这些都是全球经济危机产生的诱因。所以美国的经济转型，旨在刺激家庭更多储蓄，使政府偿付更多的债务，通过这些使美国经济复苏。中国经济转型基本上是美国经济的一面镜子（刚好相反）。以往中国经济发展依赖出口，近年来中国经济大量依赖投资，中国现在的问题在于产能过剩，所以我们看到许多中国工厂在“铺大饼”。中国家庭的消费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业，地方政府也在大规模建设基础设施，债务急剧增加，经济的发展依赖于投资，同时消费严重不足。目前中国的挑战就在于要一方面保持这种投资，同时也要促使家庭消费的增加，正如美国政府之前所做的。
第二点，随着两国经济的转型，美中两国产生的交叉投资，即中国对美国的投资以及美国对中国的投资，就变得相对更重要。随着世界贸易协定的履行，两国之间出口重要性在增强，但这并不代表两国之间的投资额会一直增加。不过，加强两国之间的投资将夯实经济发展基础。为什么投资会增加呢？对中国而言，中国的公司正在逐渐的全球化，他们的实力很强，但现在，中国国内的很多领域都出现了过度投资，所以很多中国公司在国内缺乏机遇，自然要寻求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投资机会。在过去的一些年份里，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持续增加，在香港的投资就是一个例子。对于中国企业来说，首选的投资地点就是美国，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企业投资了美国的很多行业，一些美国地方政府也在吸引中国企业投资，其中有很多高水平的交易，如工行收购了美国一家银行，虽然所有的这些交易都要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允许之下进行，但投资美国对中国企业仍然有很大的诱惑。然而在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看美国对中国的投资，会发现这一局面没有什么深入的进展。虽然中国的计划经济改革缓解了美国对中国投资的紧张局面，尤其是在一些竞争性的部门，但仍有一些行业部门是禁止外资进入的，特别是在服务性行业，如金融服务业、物流业、电子通讯业、矿业以及一些农业领域等。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多少美国企业对中国有更进一步的投资。美国现在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出口国，世界投资总量的20%来自于美国，当前美国正在启动一项50000亿的海外投资计划，但令人惊奇的是，中国所占的比例只有1%。所以中国还有很多封闭的行业，应鼓励大量资金从美国投向中国，这既对中国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和生产效率有益，同时也有益于美国企业。总体而言，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在逐步增加，而美国对中国的投资却在下降，这种不平衡的投资关系表明，中国当前还没有充分把握住发展的机遇。
第三点，我要表明的是对中国发展前景的乐观。中国正在逐步解除对一些行业的投资限制，逐渐地开放一些服务性行业，从中可以看到一些资金正在流向这些行业。美国基本上是很开放的，中国也可能开放更多的行业，当然这也要制度化地去实现。双方通过协商构建双边贸易，这就需要双方加大开放力度，虽然不能很快实现，但在未来的20年里，中国和美国之间会构建一种更深层次合作的制度基础，正如TPP协议那样。总之可以说，美国经济的发展是无法排除中国的，中国当前正在从事的地区经济发展计划也需要美国的参与。
无论中国未来20年的发展是什么样子，通过双边投资条约，确实可以为双方合作奠定基础。美中两国致力于经济转型的改革，本质上就是美中关系的一个新的回暖期。美中之间的合作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潜力，尤其是通过相互投资，为两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必须强调的是，美中两国的经济转型，通过相互开放投资，会设定新的全球经济秩序。
杰弗里·贝德：
我想把现在的这些重要事件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中去讨论。距苏联解体或冷战结束已有约二十五年了。与其它地区相比，东亚地区经历的根本性变化似乎更少些。无论是中国、日本，还是朝鲜、韩国、俄罗斯，都在以多样化的方式运用他们以前可能缺少的力量。这并不一定是坏事，各方使用他们的能力，也许会加强而不是破坏和平。
目前，伊拉克以及中东、中欧，都在发生冲突。与这些事件相比，中国与其它国家的海上争端至少到现在还没有造成流血冲突和战争。
美国重返亚太的政策，其初衷本是在加大对亚太地区重视的同时，保证各方享受到更多的繁荣与安全，保证维持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地区秩序。然而，这一初衷现在看来需要重新审视，因为现在亚太地区在经济、社会等方面的互动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并且有些国家也对现有规则感到不满。这些都使亚太地区的长期前景打上了问号。
乔纳森·波拉克：
目前美中关系与以前不同的是，中国有了区域性的兵力投送能力，并且也正在这样做。中国现在有了全球性的利益，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行动者，以及一个全球性的军事大国。中美之间的力量差距已经缩小了。中国领导人宣称其战略是和平发展，或称和平崛起，其中暗含的意思是中国在当前的国际体制中是有其利益的。而在以前，世界体制基本是由美国创立、维持，并被美国所利用的。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中国还会坚持和平崛起么？中国还在全球机制和规则中占领导地位么？美国的军事地位是否受到了挑战？
中国在南海的行为引起了一些国家的焦虑。在东海，中国将日本的行动解读为改变现状，并且采取了部署战舰等一系列措施。另外，中国也在加强军力，并准备在西太平洋用军事力量来解决纠纷。有一些迹象表明中国正在现有制度之上进行改变：首先是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有关的谈判，这一点体现出中国试图改变美国所建立的跨太平洋体系；其次是中国倡议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宣布将为其贡献上千亿资金；三是亚信峰会以及上合组织；四是中国官员对以美元为首的国际贸易和货币体系的批评；五是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
在以上这些行为中，并没有多少是值得忧虑的。我并不是要批评这些行为，反而认为这些都是很正常的，是一种全球趋势。首先，我并不认为北京的这些行为是对美国的根本威胁，既不是对美国利益的威胁，也不是对国际体系的威胁。其次，中国用强制力去解决纠纷，是与地区和全球趋势不符的。如果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成了中国遏制行为的受害者，美国不会袖手旁观。再次，美国会确保亚太地区现有的体制运转良好，以便适应和容纳中国的发展。第四，中国做的事并不全对美国构成问题。比如，改变现有国际货币体系，这也是世界的需要，而并非与某个特定国家的利益相关，世界贸易中的阻碍也应该被取消。此外，在伊核、朝核、俄乌关系等问题上，中美两国都不可能单独解决，必须共同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