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9日至10日，第十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在华盛顿举行。磋商期间，美方将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税率从10%提高至25%。美国贸易代表还发布301条款额外行动声明表示，受总统指示启动对其他约3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提高关税的程序。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表示，目前双方在是否取消全部加征关税、具体贸易采购数字以及文本平衡性三个问题上仍存在分歧，但双方继续保持沟通、磋商的意愿并未消失。5月13日晚间，中国公布反制措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自6月1日0时起，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提高加征关税税率。
两国互相加征关税以来，美国对中国加税商品的进口增速明显放缓，中国对美国进口降幅更大。今年前3个月，美国对中国2500亿美元商品进口同比下降25.2%，远低于尚未征税商品-2.9%的进口增速。其中2000亿美元商品去年4季度因为预期今年将进一步提高关税税率而存在提前出口，加大了年初以来跌幅。预计5月10日美国将2000亿美元商品关税从10%提升至25%会进一步抑制美国对中国的进口。年初以来，中国对美国进口年初以来同比下跌30.2%，增速远低于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速10.1%。
静态、且只限于对出口影响的局部测算下，2500亿美元商品关税对中国GDP的影响可能达到0.3个百分点。考虑中国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占83%左右，如果2500亿美元出口下降20%-30%，大约直接影响名义GDP 0.3-0.5个百分点；如果全部对美出口商品下降20%-30%，大约直接影响名义GDP 0.7-1个百分点。上述估计只考虑出口下降对产出的直接影响，没有考虑出口部门收缩对投资、就业、消费的影响，资产价格下跌和风险偏好下降通过金融渠道带来的冲击，以及中国的政策应对。关税升级带来的总的影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和之前的500亿美元商品相比，2000亿美元商品加税影响范围更广，电机电气、机械设备、杂项制品等类别商品金额占比最大。此外，贱金属、塑料橡胶、化工、皮毛、箱包也受到不同程度影响。服装纺织、鞋类、手机和平板电脑等商品目前基本不在加税清单中，如果美国对其余3000亿美元商品加税，这些商品也将受到冲击。
中国将从6月1日起对原产于美国的约600亿美元进口商品提高加征关税税率。我们估计，上调税率后这些商品加权平均税率从7%提高至13%。中国对美国加征关税的600亿美元商品包括4个清单，其中第1和第2个清单目前加征10%关税，第3和第4个清单加征5%关税。此次提高加征关税税率后，第1和第2个清单的税率将从原来的10%提高至25%和20%，第3个清单的税率将从原来的5%提高至10%，第4个清单的税率维持5%不变。和此前公布的清单相比，前3个清单商品税目没有变化，第4个清单商品税目从662个减少至595个，去掉了一些汽车底盘和零部件等，但这些商品金额不大。我们估计，上调税率后，600亿美元商品加权平均税率将从7%提高至13%左右。加税商品中，机械设备、光学仪器、化工、电机电器等类别金额占比较高。
美国提高从中国进口商品关税及扩大征税范围将对其自身带来更多负面影响。和第一批500亿美元商品相比，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第二批2000亿美元商品中消费品占比明显上升，而剩余3000多亿美元商品消费品占比更高。相比之下，中国从美国进口消费品占比不大， 600亿美元加税商品主要是中间产品和资本品。另一方面，从500亿美元到2000亿美元到剩余3000多亿美元商品，美国对中国进口依赖度逐步上升。尽管美国对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税后，中国占美国进口份额下降，但中国难以完全被取代。随着关税进一步升级，美国消费者和厂商承担的关税比例将上升。
中美贸易是全球供应链至关重要的环节，中美两国贸易摩擦加剧对全球贸易和世界经济的影响将不容小觑。中国处在亚洲区域贸易的中枢，是全球供应链的重要组成。中国出口的国外增加值占比约为17%，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也会波及其他地区，尤其是东亚经济体。美国和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如果两国经济同时放缓，可能会把刚刚出现企稳迹象的全球经济重新拖向下行轨道，全球经济放缓反过来也不利于两国经济。
双边关税上升导致贸易转移，全球布局的跨国企业有更大应对空间。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以来，对越南、台湾地区等进口增速明显加快，1季度美国对越南和台湾进口同比分别增长40.2%和21.2%。越南和台湾对美国出口增长和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有关，但未必是由来自中国的转口贸易驱动。越南从中国进口增速的加快明显滞后于越南对美出口增速上升，而台湾从中国大陆进口增速仍然维持低位。另外，越南和台湾对美国出口增速加快的同时，对其他地区出口增速明显放缓。关税主要导致国际贸易发生地区转移。中国有不少企业已经“走出去”，在越南等海外设厂，它们在资源配置上有更高的灵活性。面对美国加征关税，这些企业可以增加海外产品对美国的出口，而让国内生产的产品更多销往国内或美国以外的其他地区。台商可能也降低了在大陆投资企业对美国出口，增加本岛产品销往美国的比例。但是，并非所有企业都有海外布局，贸易转移不能完全抵消关税所带来的冲击。
我们认为，对冲外部风险的政策首选是减税降费等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及降低中国与其他贸易伙伴的关税。今年以来，财政政策力度加大，个人所得税改革降低了居民部门税负，4月1日下调增值税税率、5月1日降低社保费率都有助于降低企业部门负担。全年2万亿元减税降费力度对应对外部风险具有积极作用。如果美国对中国其余3000多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中国可能会加大稳增长政策力度。考虑关税升级会导致贸易条件恶化、影响外汇市场预期，给人民币汇率带来贬值压力，我们认为，对冲关税上升的政策首选仍然是通过减税和降低社保费率来提升企业盈利能力。其次是增加财政支出，支持消费和投资。货币政策继续实施定向宽松，并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对外削减同其他贸易伙伴之间的双边关税也有助于稳定外需和全球经济增长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