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衡：后经济危机时代的再平衡
作者：【美国】史蒂芬·罗奇
出版者： 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4年7月
7月9日至7月10日，新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在北京举行，吸引了全球政经界人士和市场的广泛关注，这也包括了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现任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的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
在他的新书《失衡：美国和中国的相互依存》（Unbalanced：The Codependency of America and China）中，罗奇专门探讨了中美两国当前和未来在经济领域可能的博弈情境。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罗奇就本次S&ED的重要话题做了点评。
财新记者：S&ED是什么？为什么它如此重要？
罗奇：2006年12月，为了更好的协调中美之间对于经济和金融议题的沟通，并使其常态化，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Henry Paulson）发起了一个战略经济对（SED）话。2009年，奥巴马政府延伸了对话的议题，将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包含进了对话之中——并由此，在首字母缩写中加入了“&”成为S&ED——并将对话的频率从两年一次调整为每年一次。
这一峰会在在华盛顿和北京两地之间轮流举办。基本上，每次它都将中美两国最大规模的高级政府官员代表团聚在了一起。根据白宫的定义，对话的核心任务是搭建一种聚焦于“事关两国当前和长远经济战略利益的，在双边、地区以及全球领域共同面对的挑战与机遇” 的对话。简单地说：S&ED现在是中美两国间主要的讨论活动。
财新记者：当前这次S&ED的气氛如何？
罗奇：不太好。最近，两国关系在三个领域趋紧——贸易和货币汇率（它又来了）、网络安全，以及南中国海和东海上的海事与领土争端。毫无疑问，两国都指责对方造成了这些问题。这也是相互依赖的国家间相互指责的典型表现，在《失衡》这本书里，我对此也作了强调：伙伴之间都倾向于让对方为自己造成的问题负责。
这一次，美国的抱怨毫无疑问是被其国内的政治环境周期放大了——这是一轮相当典型的、大爆发式的对中国的抨击，是选举前的党派诉求导致的。
财新记者：对于中美经济关系，你最希望今年S&ED探讨的话题有哪些？
罗奇：经济关系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大家已经进入了危险的领域，就是一种破坏性的相互依存，这也就是我在最近在专栏中写到的，中美两国都被迫更多地关注摩擦，而不是合作。所以挑战就在于如何抓住机会建立一种更有建设性的相互依存。
由此，我希望能在两个领域看到突破——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取得进展，以及在争议不断增加的网络安全领域重建两国军方的交流。
罗奇：中国正处在一场强有力转型的早期阶段——从靠制造业、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转变为一个服务业拉动的消费社会。在《失衡》一书中，我预计中国服务业从现在到2025年间的增长总量将会达到12万亿美元。在信息技术不断提高全球连通性的背景下，很多服务都从原先的无法交易变成了可交易。在书中我的测算是，中国服务业增长量中可交易的部分到2025年会高达4万亿到6万亿美元。
没有人可以比美国——这个世界最大也是最具竞争力的服务业经济体——占有更好的位置，来从中国即将到来的服务业发展浪潮中取得巨大份额。关键问题在于能够参与中国国内服务业市场的增长——这也是双边投资协定的一个决定性议题。
财新记者：中国是否会从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定中获得同等的利益呢？
罗奇：没错，这正是要点所在。我们（美国）获得了中国市场准入，他们就有正当理由希望并且要求从我们这里获得同样的东西。这并不是说两国一定要精确地重复对方的产业和产品。这其中会有区别，双方会划定各自的界限，在所有的贸易协定中，双方都将制定各自的所谓“负面清单”。但是毫无疑问，中国正在积极地在海外市场投资，其中也包括美国。
根据咨询机构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制作的一份数据表格，中国对美国市场的对外直接投资（FDI）刚刚首次超越了美国对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美国公司希望取得中国市场份额，同样的道理，不断成长的中国跨国公司也在寻求获取美国市场的份额。两国都从这种经济整合中获益——这也与全球化中熟悉的“双赢”口号相符。
此外，如果中国和美国能够商定一个基于规则的市场准入框架，就将为更广阔的贸易自由化奠定基础，其中也包括中国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可能性——目前，美国正在与其他11个亚太国家进行TPP谈判。把中国排除在TPP以外将是一个错误。在BIT上取得进展可以避免这样的错误。这可以算是锦上添花。
财新记者：任何国家间协定都需要经过美国参议院的同意。功能失调的美国国会批准这样一个协定的概率有多高呢？
罗奇：考虑到华盛顿的政治两极化，在可预见的未来，参议院批准与中国BIT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不过现实点说，中美两国的谈判者们在向他们的政府递交提案审批之前，仍然有很多等待商讨的地方。我能预见的最早提交时间是在2015年末或是2016年初，但愿它能够在即将到来的非大选年中期选举（off-year elections）和下一次总统选举之间的狭小时间窗口内获得通过。
虽然这个想法可能看起来有些不切实际的乐观，尤其是考虑到中国2001年入世前曾经历的冗长又艰难的谈判过程，但是中美两国贸易专家对该协定的支持都在不断上升。近日，财新和《华尔街日报》还分别刊载了中美WTO协议的主要谈判官员巴尔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和龙永图撰写的、强烈支持BIT的文章。
尽管已经有令人信服的论点，以及越来越多来自华盛顿之外的对中美BIT的支持，但如果认为国会能突然摒弃长久以来的对华偏见，那就太天真了。这个当初没有想到的问题，接下来仍然会是一个主要障碍。
财新记者：两国间关于网络黑客活动的相互指控会如何影响双边关系？这次的对话会采取什么措施平息这场关键性的争论么？
罗奇：让人烦恼的是，网络间谍在互联网时代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过去18个月中，网络间谍活动已经成了两国关系中的一个越来越有争论性的话题，一切是从2013年1月美国网络安全公司Mandiant公布一份显示中国解放军的情报部门侵入美国公司的报告开始的。最近美国司法部指控五名中国解放军军官有间谍、窃取商业情报和身份信息以及诈骗行为，也是以这份报告为基础的。
指控事件发生后，中国退出了在2013年7月的S&ED上建立的军事交流项目，否认美国指控的正当性，并且称由前任美国情报局承包商雇员斯诺登提供的美国网络黑客行为同样证明了美国恶劣的违规行为。
相互依存的伙伴互相指责，会让各方都陷入严重的麻烦，这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重拾两方在网络课题上的军事交流将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可行办法。而S&ED将会是达成这个目的的最好平台。
罗奇：他们仍然非常欣赏美国经济，认为美国经济是世界上最大、最强的，并且在创新，科技变革以及创业公司领域设立了很高的标准。同样，他们也意识到美国的经济在2008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时期遭遇了重创，并将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去恢复到危机前的健康和活力。
中国仍然十分担心宏观经济失衡，这包括了中美两国的失衡。中国正试图通过消费拉动的增长策略来解决自身的不平衡。但令中国失望的是，美国在经历了这样一场痛心疾首的灾难之后似乎并未着手解决自己的失衡问题，宁愿继续维持这种存在已久的国内储蓄匮乏的状况，然后继续依赖于别人——比如中国——来填补空缺。
中国认为这是美国宏观经济不稳定的内在源头，并就此导致了贸易和货币汇率政策问题上的紧张，S&ED上也似乎总在争论这些。当前这次对话很难例外，尤其是考虑到美国财政部最近推断中国货币政策发生了改变，并对此表示了担忧。
财新记者：你建议在纠正两国经济“失衡”时采取哪些步骤？
罗奇：解决方法在概念上是很简单的，中国需要少储蓄，多消费；美国则要反过来，少消费，多储蓄，用储蓄的钱投资于人力资本，基础建设和制造业，来重建竞争力。这话说起来容易，繁重的任务执行起来才是见真章的时候。
我相信中国正在通往再平衡的路上，但是担心美国并非如此。相反地，我们（美国）仍然纠结于债务过多以及资本驱动的消费导向型增长，这是美国梦的症结所在。在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中，这种不对称的回应是令人困扰的。当中国从储蓄盈余（surplus saving）转向对储蓄进行吸收，并向自己的民众提供社会保障——而不是支持美国公民的此类保障，此时美国就会感受到压力。美国将会发现，自己长时间以来不均衡增长所依赖的外部养料来源——储蓄资金——已经不够了。
在这次S&ED上，这会是双方接触的潜台词——而这次接触本身也同样不对称。S&ED中的“S”（战略）仍然是华盛顿最大的问题——与美国的再平衡议程的战略使命对比，这是一种失败。
史蒂芬·罗奇现为耶鲁大学管理学院及杰克逊全球事务研究院（Jackson Institute for Global Affairs）高级研究员。他曾任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亚洲区主席，并曾长期担任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加入摩根士丹利之前，罗奇曾是美联储研究员及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