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头》（Headhunters: The Search for a Science of the Mind）资料图片
英国历史学家本·谢泼德（BenShephard）在总结当下知识分子的现状时写到：从表象看，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全新时代，所有旧偶像都已经死了——民族主义、精神分析和基督教都已经不再是冷静稳定的力量来源，取而代之的是，当代知识分子世界正在被两种现象所主导，即新达尔文主义遗传学和现代神经科学，这番景象和1890年代是何其相似。
谢泼德近期出版了一本兼具传记和思想史色彩的新书《猎头》（Headhunters: The Search for a Science of the Mind）。他在新作中谈到，当下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如有些人期待的那样处于一种空前的思考氛围中。人们深信，达尔文主义和神经科学能彻底改变对人类行为，而演化的理念和神经科学之间的结合，被认为能够产生有关心智的新科学，而这种新科学会反过来改变我们对道德、政治和人类自身的理解。这种理念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曾非常普遍。
21世纪开端，我们正处在有关人类心智的科学革命的边缘，人类认识自我的方式会因此改变——这种认识一如既往地强烈。然而，人类认识自我的学科是否像物理学等学科那样是渐进发展的学科呢？这个问题其实从一个世纪以前到现在都未获解决。而目前爆发般增长的新达尔文主义理论无疑将被证明是误入歧途的，这种弯路我们在维多利亚时代后期其实已经走过了。
《猎头》的内容主要是对4名自认为在其所在的新学科中扮演了领军者角色的重要人物的生平、视野和学术观点等进行了探索。他们分别是：人类学家和精神科医生威廉·里弗斯（William Rivers，1864-1922)，里弗斯的学生、内科专家和心理学家查尔斯·迈尔斯（Charles Myers，1873-1946)，解剖学家格拉弗顿·埃利奥特·史密斯（Grafton Elliot Smith，1871-1937)以及社会心理学家威廉·麦克杜格尔（William McDougall，1871-1938)。谢泼德这本醒豁而文笔优美的新作的写作起源，本身也是个有趣的故事。回到1963年，时年十几岁的谢泼德读到了西格里夫·萨松（Siegfried Sassoon）的作品。萨松在书中讲到，里弗斯曾为他治疗炮弹休克症(shell shock，一种因曾置身战火、长时间面对死亡而引起的精神紧张或错乱，又称“战斗应激反应”或“弹震症”)。萨松本人出生于英国上流社会，曾在一战时英勇参战，后成为反战诗人和作家。而谢泼德本人也曾作为军人参加过越南战争，因此对精神创伤颇有研究，对战争给人造成的心理余波非常关注。这些经历引导谢泼德投身于军事精神病学的研究，并最终写成了《神经战争》（Warof Nerves）。谢泼德在新书中研究的4名学者都曾以各种形式接触过心理受到创伤的士兵。迈尔斯在法国的军队服役时创造了新词“炮弹休克症”；麦克杜格尔曾写过一份有关英国后方疗伤病人的说明；而埃利奥特·史密斯曾发表过一篇讨论炮弹休克症的作品。
谢泼德在新书中指出，有些伟大的思路的确起了作用，而有些看似恢弘的观念其实完全是错的。为了说明这点，谢泼德为读者介绍了4名主角迥异的个人风格。里弗斯和萨松的关系非同寻常，他告诉萨松，他并未得炮弹休克症，他只是参与过战争而拥有了一种“反战情节”。这当然让两人都心照不宣地笑了。迈尔斯在1921年的时候拒绝为一项关于“弹震症”的调查作证，因为他担心卷入到公共争议中，迈尔斯在这个问题上重回人们视野是在1940年，当时他宣布，他用“弹震症”作为描述这种战时精神创伤是不恰当的，并且，他主张采取措施以约束这种精神疾病的传染性。埃利奥特·史密斯的名声因为人类学和考古学上的某些重要事件而不幸逐步毁坏了。他拒绝接受与人类起源密切相关的南方古猿化石的真实性，却赞同以作伪的方法造出来的皮尔当人化石作为所谓早期人类。此外，他的文化传播理论被放射性碳技术证伪。谢泼德还谈到了麦克杜格尔在介入心理学研究后事业毁于一旦的经历。他在英国遭到心理学家们的抨击，因为担心他的研究会削弱心理学学科的科学尊严；而他来到美国后又被唯心论者抨击，他们认为麦克杜格尔的研究路径疑问百出且过于枯燥。
《猎头》不仅从独特的角度呈现了对不同知识分子的研究，同时也可被视为对科学的一种辉格式的历史解释的批判，用谢泼德的话来表述，即“一种迄今为止仍然是英雄主义发展的叙述”，没有其他任何一种论述比谈到种族时的论述还要不客观。里弗斯、迈尔斯和麦克杜格尔都曾参与1898年著名的托雷斯海峡群岛的人类学探险。1901年，此次探险的组织者阿尔弗雷德·哈登（Alfred Haddon）发表了关于此次探险的报告，说明此次探险的目的是，借助于研究其他事物的技巧，包括测量人们对痛苦的反应，来研究“原始的头脑”。
在这支探险队中，没有一位科学家对他们自身和他们所要研究的对象之间存在的巨大鸿沟有过片刻考虑。谢泼德在书中以令人钦佩的直率写道：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大人物们都对种族的等级制度深信不疑；不管达尔文在当代的洗白者们如何传播他的学说，至少在当时，没有人比达尔文在这方面具有更严重的倾向。达尔文的推广者赫胥黎还开发了一套基于皮肤颜色、头发的颜色和纹理、眼睛颜色、头骨形状和身材类型的种族类型分类方式。
人类学也曾经被视为研究“劣等种族”的学科，这种观点在赫胥黎的孙子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那里得到了印证。朱利安·赫胥黎在1931年写道，“有一定证据显示，在人类演化过程中，黑人是比蒙古人或欧洲人更早期的成果，因此不管在身体还是头脑方面都进步得更少”。1935年，随着纳粹的威胁越来越明显，朱利安·赫胥黎逐渐淡化了这些观点，他宣布，种族的概念“从科学角度是很难定义的”。朱利安·赫胥黎的两次“豪言壮语”之间，即从1931年到1935年，科学上并无重大进展足以改变他的观点，改变的只是世界局势。
否认“种族”作为一个科学范畴的思潮在二战结束后比较流行，科学家们在调查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了这个概念的非法性。种族的概念被作为纳粹军事失败的后果之一而抛弃，同时揭发了纳粹的所作所为所依据的“科学根据”。如果纳粹取得了胜利，如果纳粹在欧洲盛行并在东方扩张，“种族伪科学”说不定就堂而皇之成了一门学科，甚至还会在今天的大学课堂里面教授。如今，种族是人类进化关键要素之一的观点有卷土重来之势。知识界的氛围又一次被一连串爆发式的、伪装成革命性新范式的人为的达尔文主义所主导——这与19世纪末的景象几无二致。
本文编译自Literary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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