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英国《银行家》杂志的全球银行年度排行榜出炉后，强劲的中国风立即引起国际市场的极大关注。在有记录的排行历史中，榜首桂冠首次被一家中国的银行摘取。中国工商银行以2012年底一级资本和总资产分别达到1606亿美元和2.79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一；建行、中行和农行也均跻身前十大，分列第五、第九和第十位；而前1000家银行中，中资银行更独占96席。
我一直对金融史颇有兴趣，偶尔掩卷遐思，总会由全球银行业的百年沧桑变化，去思索中国银行业的未来。因此，在看到这张耀眼的榜单时，也不由得想起一张100年前的银行排行榜。抚今追昔，感慨良多。一是感慨排行榜上国旗的颜色更替变幻无常，映射着国家和银行业的兴衰沉浮；二是感慨有些曾经声名显赫的银行如彗星划过夜空，短暂的绚烂之后很快陨落；三是感慨有幸生活在中国经济腾飞的年代，亲历了中国银行业的成长与繁荣，并见证了中国的银行成为了全球最大的银行。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从全球银行业的排名变迁分析银行业的百年沧桑变化，有利于中国银行业未来的发展思考与启示。
金融与经济共生共荣
经济是金融生长的土壤，经济兴则金融兴，二者荣损与共。百年银行业的排行变迁深刻反映了全球经济力量格局的变化。
1913年之前：从重商主义到自由市场，欧洲长期居于全球经济金融中心地位。1914年3月5日，德国《法兰克福报》兴奋地向读者宣布：根据1913年的数据，德意志银行成为了世界上资产最大的银行，接过了法国里昂信贷银行从1900年起执掌的全球资产最大银行的牛耳，登上了全球银行业的顶峰。当年全球前20大银行的榜单中，欧洲银行独占18家，其中英国8家、德国5家、法国3家，还有2家是美国的银行。德意志银行位居榜首，总资产为1.13亿英镑；法国的里昂信贷和英国的兰德里银行分列二、三位，总资产分别为1.1亿英镑和1.06亿英镑。英、法、德三大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金融实力一览无余。
欧洲银行业独步天下并非偶然，这与其经济实力相得益彰。欧洲的海洋文化孕育了商品经济和贸易的发展，而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业伴随着商品经济的产生而萌芽，15世纪－18世纪重商主义盛行的欧洲遂成为近现代商业银行发育的温床。18世纪中后叶，第一次工业革命和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理论从技术和思想上极大地推动了欧洲市场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巩固了欧洲在全球经济金融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瑞士银行、米德兰、劳埃德、西敏寺等银行应运而生。
19世纪后期，全球贸易空前繁荣，金融服务需求也随之激增，新银行蜂拥而生。JP摩根、汇丰、渣打、德意志银行、瑞士信贷、法国兴业银行、巴黎银行、富国银行等均成立于这个时期。尽管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经济总量已成为全球第一，但以英、法、德为核心的欧洲经济仍然实力雄厚，并牢牢把握着全球经济金融中心的地位。当时的德国工业能力、创新能力，都是数一数二，重工业更是领先，贸易还超越美国。19世纪是英镑本位制时代。英镑是随时可以与黄金兑换的硬通货，是世界主要投资、贸易的计价、结算和储备货币，英国金融更是笑傲江湖，操控着全球金融业的主导权。在世界金融和银行业发展史上，英国深深地影响了世界银行制度的发展。英国的金融创新领先世界，伦敦是国际金融中心，影响力巨大。1913年全球20强银行中，英国9家银行榜上有名，其资产占比达到44.8%，强势可见。虽然其中只有两家美国银行，并屈居第14位和第18位，资产占比仅7.2%。不过没有强大的经济支撑，金融的地位也是摇摇欲坠的。美国跃居全球金融的魁首只待时日，两次世界大战加快了世界金融中心的变迁。
相形之下，1913年的中国还处在内忧外患之中，据世界经济史的权威——麦迪逊对中国经济总量超高的估算，1913年中国的GDP占世界的9.1%，而人口占世界的24.7%，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极其糟糕，无论工业、科技、军事、经济都羸弱不堪，只是凭借着庞大的人口和当时世界农业、手工艺经济还占主体的统计，得到了“虚幻”的大国地位。弱国焉有强金融？当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是最大的两家银行，但其总资产分别只有317万英镑和813万英镑，仅为当年德意志银行的2.8%和7.2%。1912年的上海是中国的金融中心，虽票号已经衰落，但钱庄云集。不过钱庄业的资本总额才105万两白银，折合6.6万英镑。难以与资本和资金实力强大的外国银行竞争，外国银行凭借治外特权和挟帝国主义的霸权，欺压弱小的中国金融业，遂使弱者更弱。
1914年－1970年：两次大战摧毁欧洲，美国迎来黄金时代。世界性战争或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往往成为全球金融与政治经济格局快速调整的“催化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913年是一个时代的转折点，标志着欧洲时代的终结和美国时代的开始。经历了1907年银行危机的美国也于1913年建立了联邦储备体系，为其之后的稳定繁荣奠定了制度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造成重创，同时也为美国敞开了机遇与财富的大门。而电气的广泛应用、汽车工业的大发展以及广播电视的普及进一步催生了美国的空前繁荣。但物极必反，爆发于1929年的危机刺破了美国美丽的泡沫，美国经济由此陷入深度衰退。罗斯福新政试图弥补危机的创伤，建立了包括《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存款保险制度等在内的一系列经济金融制度，为夯实美国银行业竞争力起到了积极作用。不久，二次世界大战再次给美国创造了复兴机会，蔓延在60多个国家的战火让世界变成一片废墟，欧洲各国损伤更重，而远离战场的美国成为少数的战争受益者，经济得以重振。战后，全球经济金融中心由大西洋东岸的欧洲彻底转移到西岸的美国，新的政治经济秩序开始建立。以美元为本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取代了金本位制度，用凯恩斯“看得见的手”代替了斯密“看不见的手”，美国迎来了“黄金时代”。
1970年，英国《银行家》杂志首次发布了全球300家银行的排行榜，前三甲均被美国的银行占据。在前十大银行中，美国银行独占7席，英国占2席，意大利占1席；而战后迅速复兴的日本也峥嵘初露，有四家银行跻身前20，分列第13、第16、第17、第18位。实际上，如果没有对银行跨区经营的管制，美国的大型银行数量可能会更多。
1971年－1990年：美国经济陷入滞胀，日本迅速崛起。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经济因石油危机陷入滞胀泥潭，凯恩斯主义失灵。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次年牙买加体系建立，形成汇率制度和储备货币多样化的新国际货币体系。为解决滞胀，里根政府于1981年启动以供给学派思想为指导的“经济复兴计划”，但最后以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而告终。
与此同时，在战后废墟上致力于复兴的日本，依靠人口红利和改革创新，社会经济蒸蒸日上，GDP总量于1978年超越苏联，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1985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日本制造的产品、购物团充斥全球，日本资本迅速扩张，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占比由1960年的3.28%上升到1994年的18.1%；而同期，美国经济的占比由38.57%降至26%。
日本的银行业随着经济增长快速发展壮大。1986年－1994年间，全球银行业的前五六位基本被日本的银行垄断。1990年的排名显示，资产规模最大的10家银行中，有7家为日本银行，其中前6家银行均为日本银行。可以说，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近十年间，日本银行业的“辉煌”无以复加。
20世纪90年代初－21世纪初：日本经济泡沫破灭，经济中心重回欧美。在日本充裕的资本大肆流向全世界的时候，美国的日子却异常难过，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的双双剧增令里根政府大为头疼。为改善国际收支平衡，在美国主导下，1985年著名的“广场协议”得以签署。协议生效后不到两年半的时间里，汇率从当时的250日元兑1美元升至120日元兑1美元。为了应对“日元升值萧条”，日本央行在1986年－1987年连续五次降低利率，准备向内需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直到1989年，日本才开始提高利率。长期的宽松政策导致巨量资金流向股市和房地产，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国内资产泡沫。而日本的适龄劳动人口占比也在90年代初期开始迅速下降，经济泡沫破裂，并陷入了长期的流动性陷阱之中。
在欧美等国的压力下，日本作为十国集团成员，1988年签署了巴塞尔资本协议，被迫大幅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据估计，日本前18家最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从3%增加到了10%。受此影响，日本银行业出现信贷供给不足问题，加剧了经济的衰退，日本GDP增速从1988年的6.82%下降至1998年的-2.16%。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经济衰退与房地产泡沫破灭导致日本银行业坏账爆发，1998年不良贷款达到7250亿美元，占当年GDP的18%，2002年不良贷款率达到了35%，7家银行被国有化，61家金融机构被关闭，28家机构被合并。大银行则元气大伤，昔日辉煌不再，之后通过合并重组成立三大金融集团，才得以在排行榜中维持一席之地。在2000年的总资产排名中，刚刚合并成立的瑞穗金融夺取头把交椅，东京三菱名列第五，但其余八席均为欧美银行。而瑞穗金融虽然规模庞大，但盈利能力与日本经济一样已难有起色，2000年瑞穗金融税前利润为38.5亿美元，仅为花旗的18%，接下来两年则连续亏损。
与此同时，“现代金融服务法案”的出台宣告了综合化经营成为全球金融主流；而计算机、互联网、手机等日新月异的新技术力量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克林顿政府以新凯恩斯主义为政策基础，领导美国创造了“二战”以来又一个高增长的“黄金时期”。若按一级资本排名，美国的银行优势明显，花旗、美国银行和摩根大通分居第1、第2和第4位。
21世纪初期至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重挫了蓬勃兴起的东南亚，也给寻求变革的中国敲响了警钟。2001年成功“入世”后，中国经济在人口红利、经济改革和对外贸易等诸多有利因素的推动下开始腾飞，2007年和2009年，中国GDP总量相继超过德国和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00年到2012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的占比从3.71%上升到11.62%。
新世纪的最初几年，美国在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依托宽松的货币政策制造了房地产和金融市场的繁荣，欧元区也在货币统一之后呈现一片景气，但非理性繁荣制造的泡沫在2007年开始破灭，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迅速演变成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将欧美经济打入谷底。花旗、美国银行、瑞士银行、汇丰等欧美大型银行均遭受重挫。
由于中国的资本项目尚未完全放开，大型银行也基本以国内业务为主，因此来势汹汹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横扫全球的金融海啸对中国的银行影响较小；更幸运的是，这次危机之前，中国大型商业银行及时完成了股改上市，同时得益于良好的经济环境和金融深化，在过去几年中实现了稳健成长，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迅速提高，从而很快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耀眼的新星。
2010年农行完成上市后，即跻身全球银行业前20强，而工、中、建三大行当年全部进入前10强。到2013年末，中国银行业的总资产规模已达到151.35万亿元人民币(约合24.8万亿美元)，是2003年的5.5倍。在2013年按一级资本排名的全球前十大银行中，中资银行占了四席，其中成立仅30周年的中国工商银行成为全球最大的银行。
若按总资产排名，工商银行也居全球第一，总资产达2.79万亿美元；建行、中行和农行分别排在第9、第11和第14位。2012年，中国前四大银行的总资产为9.13万亿美元，远高于美国前四大银行的7.86万亿美元。本文中所用资产指标，主要是利于同历史数据进行同比。按照更具价值意义的一级资本、税前利润、总存款以及总市值等指标，工商银行在过去几年间也一直保持全球第一。
银行规模与国家经济总量相匹配
综上所述，1913年－2013年，全球经济格局的演变导致了金融格局的重大演变。“一战”后全球范围内金融活动的主导权开始向美国转移。随着国际贸易融资业务和外国证券发行业务的迅速发展，美国大型银行的规模与实力渐次强大。“二战”前后以英镑为核心的国际金本位制货币体系开始崩溃，随着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形成，美元确立了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凭借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美元的国际地位以及快速增长的对外投资等，美国银行业实力迅速增长，美国的金融在全球金融格局中主导地位得以巩固，从全球货币、金融规则、金融市场、跨国银行等诸多方面主宰了世界金融。一国经济实力变化受到政治经济体制、战争、危机、技术进步以及经济周期等多方面的影响，而金融是经济的折射，银行是经济的共生体。大银行的规模实力通常与母国的经济体量相匹配，而银行业的排名变化基本反映了一国经济实力的变迁。
随着世界经济金融多元化、全球化的加深，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金融格局又出现了深度调整。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新兴市场GDP首次超过发达经济体，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从2008年的45.2%增加到2013年的50.4%，同期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则从11.6%增加到15.4%。金融力量也随之开始崛起，大型中资银行的资产规模、资本实力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到2013年，按总资产、一级资本及税前利润等指标衡量，以工商银行为代表的中资银行的全球排名显著提升，表现卓越。返观百年之前的1913年，全球总资产排名前20家银行，清一色为欧美国家的大型银行。这种巨大的变化充分表明，全球金融格局开始发生历史性调整。大型银行主导的全球金融活动及其格局的重心变化，正在走向东方。全球金融的如此变迁，既是基于中国经济政治力量崛起的历史必然，从更广更高的视野来透视，又是人类社会经济长期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周期轮回。
从世界范围来看，银行业在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性越来越高。1913年，前20大银行的总资产规模为70.2亿美元，仅占当年全球GDP(2.56万亿美元)的0.27%；2012年，前20大银行的总资产增至43.3万亿美元，在全球GDP(72.2万亿美元)中的占比达到60%。数据显示，银行业的资产规模增速显著快于经济增长。过去100年中，前20大银行的总资产规模增长了6161倍，而世界GDP仅增长了27.2倍。从1989年到2012年的数据来看，前20大银行的总资产规模增长了9.7倍，而世界GDP仅增长了2.9倍，银行资产增速仍明显快于经济增速，但增速差距已经缩小。
增速悬殊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20世纪初期的金融业尚不发达，银行规模普遍较小，银行业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相对较低，因此基数较低；二是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一度导致全球经济总量大幅下降；三是80年代以来的金融自由化浪潮与衍生金融的出现，使得发达国家银行的资产与负债包含了一定的泡沫成分，其规模越来越大。此外，技术进步也是支持银行资产规模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特别是过去20多年间，IT技术发展迅猛，数据存储与处理能力的增长速度远超摩尔定律，作为处理数据信息为主的行业，银行可以管理的资产规模边界随之大幅上升，而边际管理成本大幅下降。
金融的脆弱性与互联性
历史表明，银行的健康与否最终还要看实体经济是否健康。而在实体经济出现问题时，银行不仅难以自保，还会迅速放大实体经济的问题，这主要源自银行自身的内在脆弱性和高度互联性。
金融业的内在脆弱性。20世纪60年代，美国有部经典电影《欢乐满人间》，里面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伦敦的银行挤兑事件。影片中的班克斯先生是一个银行家，一次他带孩子去参观他所在的银行，并逼着小儿子迈克拿出零用钱在银行开了个账户，给他灌输投资理念。但迈克却更想用钱买东西去喂银行外面的鸽子，于是他大喊：“把钱还给我！把钱还给我！”一些客户无意中听到迈克的喊声，以为银行出现危机，就开始从银行提款，并很快引发大规模的储户挤兑风暴，最终导致银行破产。
一直以来，银行都是固若金汤的代名词，但作为经营资金的企业，资金来源与运用之间期限及流动性难以完全匹配，因此，固然练就刀枪不入的“金钟罩”，却难免依然存在“阿喀琉斯之踵”。上面这个故事就生动地反映了银行的内在脆弱性。金融脆弱性一般是指金融体系因为发展或运行不均衡，导致风险累积，从而丧失部分或全部功能的情况。银行经营的内在脆弱性主要来源于杠杆经营与期限错配，银行吸收短期存款，并将资金运用于期限更长的贷款，具有高负债、低流动性的特点。
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银行挤兑现象非常普遍，导致大量银行倒闭。后来通过建立作为最后贷款人的中央银行制度、存款保险制度以及更加严格的监管措施，银行挤兑现象逐渐减少，银行系统也得以稳定运行。本次危机的破坏性虽然百年罕见，但挤兑潮仍鲜有发生，缘于银行的倒闭或重组主要在存款保险公司(FDIC)的主导下进行，因此银行的倒闭数量远远低于大萧条时期。这说明包括存款保险制度在内的金融安全网的确起到了为银行增信的作用，有效缓解了市场的恐慌情绪。尽管如此，由于银行经营管理层的错误决策和风险偏好，银行易于受到外部政治、政策环境干预和金融市场波动影响，银行资产组合的潜在风险、资产与负债结构的难以完全匹配以及自身资本比率的限制等因素，决定了银行作为货币经营信用机构具有内在的脆弱性。
银行是金融危机中的薄弱环节。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类社会近百年来的快速发展得益于金融的发展，但这场百年未遇且尚未结束的危机亦源于金融。而且自金融活动出现以来，危机就如影随形。从欧洲早期的“郁金香泡沫”和“南海泡沫”、美国1907年银行危机和1929年大萧条，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再到2007年的金融海啸，危机就像海浪一样，基本十年左右一个轮回，一波接着一波不断冲击着经济的礁石。金融资本的天然逐利性、人性的贪婪与恐惧以及金融本身的脆弱性都是导致危机不断爆发的原因。马歇尔计划的主要构建者——金德尔伯格曾经说过：金融危机是反复出现，永不消亡的东西。
由于银行内在的脆弱性，每次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爆发时，银行都是最薄弱的环节，并伴随着大量银行的倒闭。1929年的大萧条中，有上万家银行倒闭。本次危机中也有近千家银行倒闭或被收购，美国原第四大商业银行——美联银行就是把自身出售给当时第五大的富国银行才得以自救，而作为美国第四大居民住房抵押服务商的华盛顿互惠银行则受到直接冲击而宣告倒闭；花旗、美国银行、瑞士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等超大型银行也都受损严重、元气大伤，虽然在政府的救助下没有倒闭，但过去几年一直处于艰难的恢复之中。
金融的高度互联带来系统性风险。无物可孤存，万物皆有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更是如此，交通、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让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和金融创新能力的提高，金融机构之间的高度互联性已成为现代金融体系的一个显著特征。这也是为什么尽管当前金融监管能力和制度体系的完备程度远远超过20世纪初期，但本次金融危机的影响范围之广、幅度之深、持续时间之久仍超出所有人的想象。
历史上，金融危机主要是通过恐慌情绪的传染间接传递风险，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如今，经济金融体系的高度互联使得风险通过交叉持有的资产直接传递，加剧了风险的传染速度和冲击程度，并迅速扩散至全球，“蝴蝶效应”和“多米诺骨牌效应”更加显著。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刚爆发不久，远在英国的北岩银行就遭遇挤兑倒闭，而偏安北欧一隅的冰岛政府也在不久后宣布破产；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倒闭之后的一个月里，全球金融机构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接连倒下，证券市场几乎全线崩溃，欧洲也被拖入债务泥潭，至今尾部影响还未完全消除。雷曼兄弟的破产将作为在全世界引发系统性危机的第一块骨牌而被载入史册，尽管该公司的资产只有6200亿美元，但其拥有1.6万亿美元的交易头寸，危机就这样连环扩散出去，而当时各国监管部门却明显严重低估了其影响。
金融业的高度互联以及金融虚拟化使得金融系统在抵御冲击时显得愈发脆弱，因为这种冲击可能会立即或持续传导到整个经济，从而带来和迅速放大全球系统性风险。国际金融监管机构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2011年，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以评估银行的系统重要性。定量评估主要包括五个方面，除了传统意义上的规模和跨境活动外，复杂度、关联度、可替代性(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成为重要的评估标准。其中，复杂性主要考察衍生产品交易，衍生品杠杆率高、估值难度大，较易产生风险。关联度主要考察金融机构之间的资产和负债，关联度高的金融机构更容易扩散风险。可替代性(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主要考察银行在托管市场、支付结算、证券市场中的活动。
系统重要性银行在上述经济活动中承担重要功能，一旦出现风险，系统重要性功能中断，会对经济运行和金融稳定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2013年，巴塞尔委员会圈定了29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FI)，其中16家来自欧洲，8家来自美国，5家来自亚洲。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名列其中。由于这些银行关系到全球金融系统的稳定，因此需要具备额外的抵御损失的能力，这包括1%－3%的附加资本金要求，且附加资本必须完全由普通股权益构成。在这个高度互联的世界，银行在危机中将更难独善其身，特别是全球化的银行。
银行稳健发展战略的重要性
大浪淘沙之后“剩”者为王。百年间全球金融同业的多少沉痛往事，告诫后来者莫忘风险及莫蹈前车覆辙，1913年的前20大银行中，德意志银行、巴克莱、美国花旗(原国民城市银行)、劳埃德银行和法国兴业等五家银行延续到了今天，并且目前仍均在前20大银行之列。其余的银行要么成为过往云烟，要么通过不断地合并重组融入其他大银行。当年排行位列第二的里昂信贷于“二战”后被国有化，为重振辉煌而过度扩张，造成巨额亏损，酿成金融地震，终于在2002年被法国农业信贷银行收购；英国的西敏寺银行、国民银行、伦敦史密斯联合银行和柏氏银行则分别于1918年和1968年两次购并组成了“国民西敏寺银行”，并于2000年被苏格兰皇家银行(RBS)吞并。百年前名列第19位的德国工贸银行早在1922年与达纳特银行合并，而达纳特银行因危机于1931年与德累斯顿银行合并了。而德累斯顿银行这家曾经德国三强之一银行于2001年被德国安联保险集团收购后，多年亏损、经营不佳，又逢金融危机，终于在2008年以98亿欧元出售给德国商业银行。巴伐利亚抵押与汇兑银行经合并改名巴伐利亚抵押联合银行，成为德国第二大银行和欧洲最大的房地产信贷银行。2000年后受房地产市场波动影响，不良凸显、股价暴跌、亏损剧增，于2005年6月被意大利联合银行收购。百年前奥地利唯一一家入围(第16位)的奥地利贴现银行饱受磨难，最终成为巴伐利亚抵押联合银行的子银行，也囊归意大利联合信贷银行。
1970年的前20大银行中，美国银行、花旗银行、巴克莱以及加拿大的皇家银行和帝国商业银行也一直保持至今，但加拿大这两家银行在2012年按总资产排名已分别滑落至第35位和第64位。前20大银行中还有13家银行经历了合并重组，仍为2012年前20大银行中的一部分。其中：大通曼哈顿、JP摩根、化学银行和制造商汉诺威四家银行合并成为摩根大通；日本的三家银行经过合并重组分别成为如今日本三大金融巨头的一部分；国民西敏寺、美国信孚、里昂信贷和意大利国民劳动银行分别被RBS、德意志银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和BNP并购；巴黎国民银行与巴黎银行合并成为BNP。只有西德意志银行因2008年次贷危机破产重组为一家小银行。
1990年的排行榜中，日本银行独领风骚，在前10大银行中占据7席。但随着日本经济衰退，日本的上榜银行也如一现昙花，均不复独立存在，而是通过合并重组改成了名字冗长的金融集团。其中，富士银行、第一劝业和日本兴业银行合并为瑞穗金融集团；三井银行、住友银行与樱花银行合并为三井住友金融集团；东京银行、三菱银行与UFJ银行合并为三菱东京UFJ金融集团。
稳健发展是打造百年老店的不二法门。纵览国际银行业的历史，百年老店都是从弱小起步并经过漫长的摸爬滚打成长起来的，尽管无一不是通过数十成百次的并购来发展壮大，但如涓涓细流汇成江河，这些百年老店更重视发展过程的稳定性。
这其中，有的银行不断调整优化自身的发展战略，并得到了稳健高效的执行。如1913年的第一大银行德意志银行在沉寂60年后，于上世纪70年代制定了国际化发展战略，并致力于全球投行业务，通过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功兼并收购，助其完成由一家本土的零售商业银行向“欧洲全能银行+全球一流投行”转型。有的银行在资产扩张方面保持了应有的理性和克制。如自1812年成立以来，就长期雄踞美国银行体系中心地位的花旗银行，其在1970年－1990年的总资产仅增长8.3倍，1998年与另一金融巨头——旅行者集团合并后，成为世界上资产规模最大、利润最多、全球连锁性最高、业务门类最齐全及最著名的金融服务集团。可惜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屡受重创、一波三折，至今未完全脱离困境。有的银行则始终恪守稳健发展的经营理念。如汇丰银行坚持零售特长和本土化经营的特色，使其在受创后又很快复苏。而不甚被重视的富国银行，因其专注于零售业务领域，在次贷危机期间受损相对较小。有趣的是，百年来被提出应“效仿”的银行不少如天上流星，转瞬即逝。其实“形似、神似”之说，内心中还是固化了某个学习的标杆。真正成功的银行，应根据不同银行的历史传承、市场环境和资源禀赋确立差异性的发展战略，而不能邯郸学步。
成功银行相同的成功经验即稳健经营。历史不断告诉我们，在基业常青银行俱乐部成员中，大部分其实并不是百米赛的高手，却是耐力和稳定性极好的马拉松健将。
过度扩张往往欲速而不达。保守稳健是传统银行的一贯形象标识，也是储户对银行信心的来源，但真正做到并不容易，因此百年老店弥足珍贵。遗憾的是，容易被胜利冲昏头脑恰恰是人性的弱点。尽管从中短期或非正常性的影响因素来分析全球20大银行的变化，可以看到银行的衰落与金融市场环境以及全球经济政治局势的瞬间剧变直接相关，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偶然性，但自身的过度扩张才是导致其陨落的罪魁祸首。
如日本从1986年到1994年席卷全球银行排行榜单，达到了辉煌的顶点，这也进一步激发了日本银行在全球扩张的野心。据统计，1985年9月到1990年9月，短短五年时间以日元计价的贷款余额由1000亿美元增加到5800亿美元，增长近5倍。而自1994年开始，大量坏账导致的一系列金融机构破产倒闭事件彻底打破了“日本银行不倒”的神话。又如，有近300年历史的苏格兰皇家银行(RBS)曾长期偏安苏格兰一隅，经过本世纪初的一系列战略并购而迅速崛起，从一家苏格兰地区性银行登上国际舞台，并在2007年以近1000亿美元的历史天价收购荷兰银行后，成为全球资产规模最大的银行。但好景不长，一年后金融危机爆发，并购的风险开始暴露，直到2012年仍未能扭亏为盈。RBS因并购而崛起，也因并购而衰落，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为我们上演了一出盛极而衰的真实戏剧。
对中国银行业发展的启示
全球银行业百年来的沧桑巨变和工商银行30年的成长历程，使我们深刻领悟到银行发展背后蕴含的历史脉络和内在规律。
受益经济并反哺经济。实体经济既是一国生产力的集中体现、综合国力的物质基础、应对风险的坚强后盾，也是国民福利的源泉和金融发展的基石。经济强则金融强。金融是经济的缩影，金融与实体经济如影随行，兴衰与共，如果实体经济不能健康发展，金融业经营必然不会稳健，银行发展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如果脱离实体经济进行所谓的金融创新和自我循环，不仅对实体经济有百害而无一利，其发展也注定不能长久。时至今日，随着各国对金融发展史特别是金融危机研究反思的不断深入，所获得的首要启示就是金融发展不能忘本，而这个本就是实体经济。在经济危机的发源地美国，2012年重提加强本国制造业发展，以创造就业、保持经济持续强劲复苏。深陷主权债务危机的欧洲各国，也陆续开始注重发展实体经济。不难看出，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在全球化进程中已成为主要经济体的普遍共识。
就中国银行业而言，之所以能够在21世纪迅速崛起，正是在于始终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正是因为国家宏观经济的强劲发展，中国银行业才得以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挑战中“风景这边独好”，成功屹立于世界领先银行之林。面对当前错综复杂的经营环境，中国银行业只有进一步加深金融同实体经济辩证关系的认识和把握，不断强化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经营理念，不断提升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水平，才能真正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核心主体，让金融成为一池活水、更好地反哺实体经济，才能在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和发展方式转型升级过程中开拓新的更大的业务空间，实现自身的持续健康发展。
在全球经济格局变化中提升竞争力。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一国的金融竞争力往往与其国家所处的历史阶段、政治环境、经济实力、对外贸易等密切相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这将为银行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
因此，中国银行业必须抓住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加快创新步伐，努力实现金融竞争力的提升。要依托我国业已形成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积极服务国家“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加大金融支持国际投资贸易、人民币跨境使用的力度，探索具有中国特色、适应对外开放需要的国际化道路，加快提高国际竞争力。要高度关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孕育兴起，特别是现代信息科技与金融渗透融合的发展趋势，积极借鉴运用互联网思维和手段，高度集成并创新利用所积累的海量信息，深挖客户价值，重构管理模式，以大数据技术锻造信息化时代的核心竞争力。同时要注意在有效创新和防范过度创新之间找好平衡点，避免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要在巩固近十年来股份制改革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三会一层”的治理结构和制衡有效、激励兼容的运行机制，努力向国际一流现代公司治理水平迈进。要着眼于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汇率及利率市场化等带来的现实及长远影响，积极主动推进经营转型，加快实现发展方式转变，走出一条资产与资本相平衡、质量与效益相兼顾、成本与效率相统筹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牢牢守住金融风险底线。大国金融的变迁，折射出全球经济政治格局变迁的复杂而深刻的背景，也揭示了银行体系本身的脆弱性，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爆发风险。银行体系的脆弱性或源于全球经济政治局势及金融市场外部环境的改变，或源于经济周期及实体经济的恶化；亦与银行风险偏好激进和风险控制失灵直接相关。世界银行业跌宕起伏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活生生的案例：经营偏离稳健轨道、资产质量恶化、业务结构失衡、内控案防不力，最终难逃破产出局的悲惨命运，历史上多少家优秀银行已成过往云烟。
当前，以经济金融国际化、贸易投资自由化为主要特征的全球一体化进程加速推进，全球金融业随之朝着更趋复杂、融合的方向发展。目前全球金融业已进入高度互联时代，在提高业务效率、分散区域性风险的同时，相伴生的风险也具有更强的传染性、隐蔽性和突发性，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几率大大增加。与众多国际百年银行相比，中国的大部分银行还很年轻，并且一直安居于相对稳定的国内市场，尚未真正经历过市场风云变幻的严酷考验。
过往的历史反复印证着一个道理，只有经过经济周期考验才能凸显一家银行的好坏。加之庞大的规模体量使中国银行业较其他国家同业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资本补充和资产质量压力。当今的中国银行业风险管理必须有更高的标准、更快的进步，不能稍有停滞，这不仅是从国际金融发展史中得出的宝贵经验，也是中国银行业面对新形势、应对新挑战的必然选择。我们应认真吸取历史上一些大银行衰败的教训，既继续大胆引进国际先进风险管理经验，又不盲目崇洋，更加注重将全球成功实践与富有特色的本土经验、方法有机结合，形成对金融风险的独立判断以及适合自身实际的防控策略，建立起更加严密的风险管理机制，不断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特别是在“扬帆出海”的过程中，无论风平浪静还是湍流激越，始终不能遗忘风险防范的“航标”、偏离审慎经营的“航线”，惟有如此，才能乘风破浪、行稳致远。要更加注意通过完善全球化的风险管理体系、强化风险监测预警和协调处置机制、提高与国际交易对手的资产交易水平、善于识别更为复杂的衍生风险等，切实防范全球或区域性金融危机传染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同时要高度重视苦练内功、夯实基础，积极维护经济金融稳定发展，努力创造一个更加健康、更具活力的金融生态环境。
科学谋划经营发展战略。发展战略是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核心问题，它就像“定盘星”一样指引着银行未来前行的方向。成功的战略能使一家银行在收入、利润和股东回报等方面持续超越竞争对手，并在经历了业务周期、行业分化等考验后依然保持优势。一家银行能够在百年时间内基业长青，首先要靠正确、清晰、稳健的战略引领。在那些失败案例中，我们满眼都是“市场份额、发展机遇、同业追赶、利润压力”等熟悉而相同的表述，它们留给后人的教训就是，如果为了短期利益而牺牲长期利益，终将遭到市场惩罚。从这个意义来说，战略执行的关键在选择、在取舍，“取”相对容易，而“舍”对于大多数银行而言是十分困难的，尤其“舍”去近在眼前的短期利益，更是难上加难。正因为战略定力如此重要、战略抉择如此艰难，历史上盛极而衰的银行比比皆是、经历惨痛。
对中国银行业而言，在经济高成长时期，社会金融需求的急速增大，银行业的粗放式经营和同质化竞争也还有效。未来随着经济结构转型以及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银行业传统的发展方式很难再维系较快的盈利增长。若迫于市场压力，过度追求高风险偏好或短期效益，早晚是要为之付出代价的。迅速做大做强的想法，是经济景气时期很容易出现的“景气幻觉”，也是顽症难除的“金融危机健忘症”，历史证明这种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因此，中国银行业应当注意吸取国际银行业发展的历史教训，始终坚持理性稳健的发展理念，并能够结合各自实际，进一步理清发展思路，明晰发展战略，寻找合理的市场定位，在细分市场或专业领域中独领风骚，推进中国银行业走得更远、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