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上海市政府今年初在未来30年总体发展规划中提出，要在2030年把上海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全球城市”之后，全球城市成为一个社会热门词汇。
那么，究竟什么是全球城市？按照维基百科和专门研究“全球城市”的专家们的定义，所谓全球城市，又称世界城市，是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中的中心城市，是有资源全球配置能力的城市，不仅能充分全面地利用全球范围内的科技与文化创新资源，更有良好的创新环境，自身科技与文化创新能力极为强大，能在社会、经济、文化以及政治方面直接或间接影响全球发展、引领全球风范的城市，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广泛而深远的领导力。
笔者的理解是，全球城市就是在全球化时代、通过资源的全球配置、将城市经济活动的集聚效应发挥到最大限度的城市。经典的城市经济学告诉我们，当城市经济活动规模扩大，经济活动的平均成本会降低，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开支会被摊薄，这就是城市的规模效益，而经济集聚效应则是各种复杂经济活动在交汇互补中所产生的正外部性溢出，规模效益和集聚效应使个人、企业及社会都从中受益。一个城市越是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整合，其城市的集聚效应的空间越是无限。
哈佛大学的明星教授爱德华·格莱泽(Glaeser)在2010年4月10日的《纽约时报》一篇随笔文章中告诉美国公众，为什么聪明人都喜欢拥挤在大城市？因为聪明人喜欢与聪明人在一起工作，然后相互学习、相互促进。他为此引用了他的一个研究结果称，人口密度每增加50%，人均生产力就增加4%。格莱泽教授为此自信预言，交通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达不会让城市消亡，反而越是高速交通时代和信息时代，“接近性”——“面对面”的交流越是有生产力，城市的人口密度越变得有价值。
以《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而闻名于世的城市思想家、社会活动家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她1969年所写的《城市经济》中栩栩如生地描述了“多样性”对于消费者的价值。大城市所能容纳的充分多样性，从人、商品、劳务到思想的复杂多样性，使得人们在大城市流连忘返，足可以抵消拥堵、不佳环境、不良空气等诸多城市病的不快。越是全球城市，多样性越是丰富。
集聚效应和多样性，是全球城市的灵魂所在、魔力之源。格莱泽教授在其全球畅销书《城市的胜利》中写到：“城市放大了人类的力量。我们人类最重要的能力就是相互学习的能力。当我们面对面地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学习就会更加的深入和彻底。在城市中形成的思想最终传播到了城市之外，并影响了全世界的其他地区。城市不需要施舍，但它们需要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我们不应该强迫城市发展，但我们必须消除人为地限制美好城市生活的各种障碍。”
格莱泽教授曾在各种场合多次发声，“超大城市的规模并没有过于庞大，限制它们的发展将会导致更多的困难而非好处”。
全球城市的发展影响世界经济发展态势。全球城市作为全球城市网络体系的中心节点，在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全球化经济时代的驱动中心，全球城市改造了世界的城市体系。以全球城市为知识生产和传播的中心点，思想、科技、信息在全球范围内快速传播，也由此产生更为联系紧密又更具竞争的发展。
全球城市的发展给国家、地区及其自身带来巨大收益。全球城市的发展辐射全球城市网络体系内的多个城市，甚至网络以外的城市。居于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中心节点的全球城市，其发展不仅会尽可能地发挥其自身的城市集聚效应，充分吸收资源全球化配置所带来的好处，也会带动周边城市最大深度卷入全球分工体系，最大限度发挥比较优势，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找到自己合适的定位。全球化时代，每个国家的发展，从经济到社会，都会越来越深地依托其拥有的全球城市或准全球城市为基点来布局国家战略，或干脆以它们为龙头，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已有的经验让越来越多的城市意识到，有必要不断融入到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去，有必要围绕全球城市为自身发展创造更多机遇。
全球城市的发展还给城市以外的人群带来巨大收益。格莱泽教授说，“就各个国家而言，即使考虑到本国的收入和教育水平，生活的满意度也是随着城市人口比例的提高而提高的”。也就是说，城市化水平越高，城市人口的幸福度也会越高。格莱泽还说到，“城市贫困与否，不应基于城市的富裕做出判断，而应基于农村的贫困做出判断”。通过跳出农村看农村的思路，为社会失衡及不公平提供参考依据。全球城市的人口超高密度、城建压缩型的发展模式，而不是遍地开花的小城镇，让世界更环保，让环境更清洁。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进程，我国城市具有越来越强烈的开放要求，并已越来越深地融入到全球城市网络体系。让上海、北京等中心城市迅速成为全球城市网络体系的中心节点、乃至最终占据这个网络体系中的核心位置，将成为我国下一阶段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我国有若干城市发展为全球城市，将在我国的经济发展、科技进步、金融创新、社会治理、文化复苏、思想解放等诸多方面发挥不可限量的作用。
国内决策层和学术界曾长期就我国的城市发展战略问题展开过激烈争论，主要围绕是以大城市、特大城市为主，还是以小城镇为重点制定城镇化（城市化）发展战略上发生了严重对立。上世纪90年代，小城镇发展战略在国家决策层面一度占了上风，并同时在国内学术界盛行，但实践结果并不如预想的那样成功，甚至可以说总体上是失败的。当然，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区域间城镇化发展程度和城市发展水平差异巨大，根据2014年4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目前我国小城镇建设仍在“有重点”地推进，但不可否认的是，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发展仍是国家战略的关键部分。
总体上来看，建设全球城市，会给国家内部城市网络体系各节点城市，特别是区域中心城市带来诸多好处。
从制度创新层面上看，加快我国潜在的全球城市的发展，促其积极参与全球城市网络竞争，有利于这些城市最快吸收全球范围内的最新科技知识、文化创意与城市治理革新，并加速扩散到全国，提高各类城市的制度学习能力和制度创新能力。
从宏观经济层面上看，充分发挥我国潜在全球城市的规模效益和集聚效应，加快优势要素在全球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加强城市之间、城市群之间的联系与协助，有利于加快我国的经济结构转型，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实现规模效益扩张，减轻就业压力，改善社会公平，最终促进并带动国家内部城市网络体系的节点城市发展。
从资源环境层面看，充分释放潜在全球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鼓励特大城市有序成长，进一步提高特大城市的人口密度，充分挖潜特大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是更加节约土地、更加环保可持续的城镇化发展之路。
全球城市的发展，伴随着城市网络节点的相互促进和协调，可以解决很多目前看来相当棘手的问题，比如贫富差异过大、收入分配不公、城乡发展不协调、产业调整及优化不到位、结构不合理以及贸易失衡等，帮助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我们可以观察到，“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的共同特征是，都缺乏自身的全球城市。
以纽约、伦敦、东京这样的全球城市为标杆，中国内陆的全球城市正在学习、形成之中。中国全球城市的崛起，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逐步融入全球经济价值链的顶端，更利于全球城市之间的经济、社会、文化及政治交流。
英国BBC曾评论称，上海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亚洲城市版图中的重新崛起，日益恢复其昔日远东第一大都会的荣光，是中国改革开放奇迹的最生动写照。
上海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大型城市，一直在向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目标迈进，目前又抓住全球化进程加快和我国对外改革开放不断扩大的契机，又将更高一级的全球城市作为其未来30年发展目标。将上海率先建设成为在经济、金融、科技、文化层面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全球城市，不仅将是上海长期经济发展战略不可更改的目标，也有潜力进一步提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