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有一种能人，为华盛顿而生，为华盛顿而活。他们穿梭于华盛顿的智库、媒体、公司和政府之间，在从白宫到华盛顿杜邦环岛之间方圆不到3公里的地方，往往酝酿出影响世界的事情。这种生活被称为“旋转门”，杰弗里·贝德就是典型的“旋转人”。这位世界知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从里根政府时起就先后任美国国务院中国和蒙古处处长、副助理国务卿、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他还曾是石桥国际公司的高级副总裁，也曾是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首位主任。在美国外交界有不少类似经历的“大人物”，他们都比较温和，似乎没有什么惊世骇俗的观点，很稳，被认为是美国外交的“压舱石”。有这些人的存在，华盛顿对华政策少了许多极端成分。有人称，奥巴马上任前两年中美关系相对稳定，和贝德当时担任亚洲事务主任有很大关系。
在中美都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时刻，王文在华盛顿专访了这个经历过数次中美关系最紧张时期的老人，听听他对中国过去十年的评价以及对未来中美两个大国走向的预估。
中美实力仍存在很大差距
王文：在未来十年里，中美这两个大国正迎来新的历史时期。您怎么看中国的过去十年？
贝德：在我看来，积极与消极两面共存。就积极方面而言，过去十年所取得的成就中，经济增长尤为明显。虽然有人认为过去这十年是中国最艰难的时期，但人民生活水平按可衡量标准得到巨大改善，很多国家更尊重中国，但也对中国越发敏感。消极一面则要从改革说起。在我看来，中国并没有完全贯彻经济改革最初所强调的一点，即用市场来解决问题，而更多倾向于投资和用国有企业掌控。我认为，这不是长久性发展的根本。
王文：相比过去，中美两国实力差距在缩小，中国带来的挑战越来越大。您怎么看两国实力差距？
贝德：希拉里国务卿不久前在演讲中提到中美“相互依赖”这样的表达。也就是说，只要中国繁荣了，美国才得以繁荣；反之，美国在经济方面运行良好，中国经济才会运行良好。人们可用这个词汇来绘制21世纪中美关系发展场景，而很难绘制一国发展显著、另一国发展滞后的画面。这个概念对中美非常重要，因为现实就是如此。从安全方面看也是如此。从实力看，在经济和技术方面，中美差距有所缩小，但我认为，中美两国仍存在很大差距。特别是在军事实力方面，虽然两国差距也在缩小，但美国并非站在原地没有发展。坦白地说，两国实力差距并非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快速缩小。目前不能断言中国很快将成为世界军事霸主，挑战美国。
中美谁会是最后的第一？
王文：近年来，美国与亚洲盟友越来越频繁举行军事演习，被称为是构筑“对中国包围圈”，美国高层访问中国周边国家时经常讨论针对中国的问题，美国对华外交政策已经开始改变了吗？
贝德：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国务卿都访问过中国，也访问过中国周边国家。演习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中国前段时间的海上演习就引起了日本的高度关注。演习并不意味着威胁，当一个国家真正要搞威胁时，会采取措施而并非仅限于军事演习来应对。40多年来，美国是鼓励中国崛起。中国未来的发展情况无法确定，但大部分人确信其有理可依，是积极的。
王文：奥巴马曾说过永远不当世界第二。假设中国实力真的超过美国，美国将如何应对中国？
贝德：对于美国永远当第一的这种看法，我不清楚是否是政治上的表态，但各种说法不外乎于此。美国经济19世纪末成为世界第一，但它一直是一个竞争性国家。未来中国很可能会成为经济型国家霸主。对于这一可能，美国并未试图阻止。美国政策在于要确保稳定。然而在军事方面，我认为美国在未来仍将保持第一。中国不会带来挑战。
另外，美国军事实力的发展不是为了应对“中国威胁”。自1945年起，美国便被赋予了很多全球性责任，比如说当年保护欧洲远离苏联侵犯，解决也门及苏丹所面临的恐怖主义，保证世界海岸线不受侵略。美国之所以承担这些全球性责任源于其在世界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和信赖性。目前，美国面临军事实力到底需要多少的争论。争论的核心不是多强大的军事实力才能使其占据第一，而在于需要多少军事实力才能履行过去承担的任务。当今的中国似乎也面临着同样的争论，即多大军事实力能保障国家安全。不过，参考美国的情况来发展这种实力的想法是不合理的，有很大风险。
王文：除了军事方面的挑战，当今，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正面评价中国的政治模式。
贝德：上世纪60年代，日本堪称亚洲发展之最，70年代新加坡、韩国等受到关注。实际上，无论这些国家采取一党专政或是民主化，它们都需要髙度重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经济发展依赖出口拉动型增长、大量投资、庞大储蓄以及人们的勤奋劳动，政治发展有法可依，打击腐败，最终实现共同发展。显然1978年至今的中国发展模式也是亚洲的发展模式。在政治方面有所不同，但也并非完全不同。相比30年前，中国人民相对更加自由，现在的人们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30年前没有人会按照全球时间来安排类似采访我这样的事情，当时也只有政府有权撰写宣传性稿件。现在，中国人可以环游世界，选择自己想从事的工作，可到任何地方购物。所有这些不仅是经济上的改变，也是政治及个人方面的改变。
我所接触过的大部分中国精英都认为，国家的未来将趋于更加民主化。这只是时间问题，他们并不排斥这样的趋势。这种情况下，我们无需担心中国发展模式是暂时的。亚洲各国有不同的发展步伐。中国情况更加复杂。经济基础最初处于下层，同时大部分人口生活在农村，但现在它却变成了强大国家。所以我说，中国没有具体的发展模式，我想中国人民也是这样认为的。
各国民主都有争议之处
王文：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称，“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于中国政治上实施自己特色的民主，您怎么看？
贝德：实际上，我刚才说的亚洲国家，不都属于美国政治体系。我认为，每一个奋进的国家都应建立自身发展民主的方式。这种发展相互之间都不相同。美国有很多地方也并不民主。比如依据选举人团制度选举总统，而不是进行一人一票的选举，这点就很有争议。很多人也批判美国这种模式。所以，当中国领导人称反对西方民主时，我对此也表示接受。然而我认为，如果你假设西方民主是谎言，也是不合理的。
王文：您对中国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怎么看？
贝德：我认为，经济改革仍将是中国下一重要发展阶段的关键。它支配着一切改革，随后是反腐体制的改革，接下来是政治改革。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政治改革将面临巨大的挑战。这一点可推测出来。中国目前人口的55%居住在城市，而50年前却很低。这些恰巧随着民主化而发生。大部分农村人员并未受到良好教育，与城市居民的价值观、期待值都有所不同。我认为，中国正日益城市化。如果经济改革得以深化，政治改革也就会逐步发生。然而，如果期待这一切都迅速发生，戏剧性地发展，这是不可能的。
王文：对于奥巴马第二任期的对华政策，您有什么建议？
贝德：奥巴马应当与中共新领导人习近平尽早建立更深的私人关系，如他和胡锦涛当时建立良好关系时所做的一样：相互间频繁交流，这样方便彼此了解对方的政治需求。第二，中美要继续“相互依赖”。我们应该采用相互依赖式的合作，而非威胁、或与利益冲突有关的词汇和言语。我再次提到这点，是因为我们明白双方既存在合作又存在竞争。对于所关注的政治问题，我们需要建立合作框架，努力解决共同关注的诸如朝鲜等具体问题。中国在这些问题上要承担起越来越多的责任。我们需要考虑到中国的视角，努力共同商讨解决办法。奥巴马对华外交方面很有经验，他并不是那种需要别人提醒注意的人。
王文：十八大后的中国又将翻开崭新的一页，但也面临很多挑战。现在一些人又在预言“中国共产党会瓦解”。您怎么看中国共产党未来的命运？
贝德：相比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国生活的那段时间，中国现在各方面都变得更强大。如果你曾经在那里生活，现在再拜访中国，发现这些地方有很大改善时，你自然而然地会认为其发展方向是正确的。中国不会走上像苏联那样的路。苏联当年之所以解体是由于其经济上的失败，由于其军事野心及过多的军事基地，也由于内部俄罗斯与其他加盟共和国之间存在激烈争斗。我并不认为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会像苏联那样解体，中国共产党也不会面临巨大的崩溃。中国共产党上世纪90年代后面临真正挑战时，适应力极强。它可以适应各类情况，灵活地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