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
2014年5月的亚信峰会上，习近平首次正式提出了“亚洲新安全观”。2014年8月19日，习近平与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会谈时，首次用“安危与共”描述中国与别国关系。过去几年中，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尤其在南海和东海面临紧张关系。与此同时，中国也在积极调整周边外交，继续以加强经济合作的策略应对局势变化。经济区域化这一在中国外交中占重要位置的方略能否撬动安全关系的改变，中国应该如何寻找与周边合作的支点，本刊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
大国外交调整滞后
《南风窗》：从2009年开始，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发生了变化。与东南亚多个国家发生了岛屿争端。梳理近5年的周边安全形势，你认为有哪些因素在主导变化？
阎学通：多数人都认为中国周边环境的变化是从2009年开始的，这一年南海突然出现问题了。其实，周边环境的变化表现在2009年，源头则是在2008年。2008年奥运会之后，中国面临一个新的现象，就是所谓“中国责任论”。中国举办的奥运会不仅发展中国家办不起，发达国家也办不起，“中国责任论”产生的背景就是全世界都认为中国很有实力。
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变化为什么表现于2009年呢？因为按照《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应正式建立。也就是说，从这一天开始，东盟国家也要实行零关税，这让他们非常担心，如果实行零关税，大量的中国商品涌入将挤垮他们本国的企业。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仍然认为自己是发展中国家，跟其他国家没有那么大的实力差距，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大国、强国。与此同时，认为中国是超级大国的国际舆论渐起，尤其是2010年按汇率计算的GDP总额超过日本之后。但是中国并没有及时把外交政策调整为大国外交，直到2013年才做出了调整，王毅在世界和平论坛上提出了“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
在原来的外交政策主导下，面临与东盟条约到期的情况，中国并没有以大国姿态表示延期，继续实行中国单方面的零关税的政策。这个时候，岛屿问题发生了。我认为有的东南亚国家利用岛屿问题和中国发生摩擦，其目的就是希望中国以大国对小国的姿态做出一些让步。次年发生了 “詹其雄事件”，2010年10月，日本非法扣押中国船长詹其雄。这说明日本的心态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GDP总额超过了日本，日本开始以弱国心态对待中国，而中国没有以大国心态对待日本。所以我认为，东亚地区发生摩擦的背景和原因就是，这一地区的国家对中国的定位发生了变化，而中国的外交战略没有及时调整。
《南风窗》：相对而言，中亚、南亚两个区域并没有出现特别不稳定的因素。中国在这3个方向上的地缘政治受哪些力量左右？
阎学通：现在东亚问题很多，南亚相对平静，中亚非常安定。3个方向有差别反映出中国与这3个地区国家的关系不同。中亚方向最为安定，是因为中国与这一地区是以安全合作为主轴的外交关系，上合组织主要是一个安全组织，建立之初是为了解决边界问题，后来又对付恐怖主义、分离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应对西方国家的战略压力。从一开始，中国和这些国家之间的基础就是国际关系中最扎实的安全关系。而中国和东亚的基础是国际关系中最弱、最不牢固的经济关系，跟日本的关系就是建立在经济关系之上。对国家来说，经济关系是最弱、最没有支撑力的一个支柱。
南亚地区，恰巧处在两者之间。中国跟南亚的贸易量很小，跟南亚的安全关系也不像和中亚国家那样积极安全合作，中国与印度之间本身就有安全矛盾，所以是预防性的或消极的安全合作。南亚的状况是处于不稳定的东亚和稳定的中亚之间。中国与这3个地区的合作基础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基本状态是不会改变的。
《南风窗》：西向稳定对中国的战略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未来的外交策略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阎学通：中国现在应对东亚的各种压力是以西面稳定为基础的，如果没有这个后盾，没有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支持，中国将面临腹背受敌的麻烦。但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上合组织两者的关系。处理不好，丝绸之路经济带有可能伤害上合组织，或者上合组织阻碍丝绸之路经济带。目前，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不是以上合组织为基础的，参加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的成员超越了上合组织成员。如果不是所有上合组织的成员都参加，矛盾就会更加凸显出来。比如，一开始，丝绸之路经济带不包括俄罗斯，俄罗斯马上就采取反对立场，习近平出席索契冬奥会时表示欢迎俄罗斯参加，俄罗斯才改变了立场。所以，加强合作并不必然是利大于弊，如果一个合作伤害了另一个合作，就有可能是弊大于利。到目前为止，上合组织的重要性仍然远远超过丝绸之路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如果不能巩固上合组织，这个策略就会发生问题。
东海和南海问题区别对待
《南风窗》：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安全形势有什么根本不同？中国是不是应该分层次开展外交政策和解决手段？
阎学通：南海问题我认为相对来讲不是那么难解决，比较难解决的是日本问题。东海和南海问题有性质上的区别。中国和南海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在于经济利益的分配，但跟日本是结构性的战略矛盾，分歧的本质是东亚地区大国主导地位的问题。2013年，李克强提出了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后，南海问题就不那么紧张了。自贸区升级版的实质就是经济上继续给东盟国家优惠，让东盟国家在经济上得到好处。所以说，中国跟南海国家没有战略上的矛盾，顶多是领土主权分歧以及相关的经济利益的分配。日本则不同，它不接受中国成为东亚第一大经济体，中国成为东亚经济的领头羊。日本想维护其在东亚经济中的头雁的地位。当它无力维持时，就是从政治上牵制中国，减缓中国拉开与日本综合国力差距的速度，所以中日之间就形成了地区结构性矛盾。中国对日本和南海国家的政策应该不同。
《南风窗》：菲律宾和越南在南海问题上不仅引入了区域外势力，还借助国际司法机构，这时候，中国的经济手段能奏效吗？
阎学通：菲律宾和越南问题还是有区别的。菲律宾很大程度上是其领导人个人的问题。在阿基诺之前，中菲关系没有问题，没有很大的利益分歧。阿基诺出于个人利益的需求，采取对抗中国的政策。他本来想靠进一步挑衅的方法，让中国给他更大的经济好处。2011年，中国给了他70亿美元的贸易订单，他还不满足，仍然闹事。中国就觉得他有点贪得无厌，没同意他新的要求。我认为，阿基诺的继任者即使有私利，也不会是这样的私利，不需要通过跟中国对抗来维护自身的需求。阿基诺之后，中菲关系将是较为容易改善的。菲律宾马尼拉市长埃斯特拉达如果竞选上台，对于中菲关系改善将是一个契机。他非常想改善中菲关系，也带头向阿基诺施压，要求就人质事件向香港道歉。
中国跟越南的领土争端已经存在了很多年。越南的下一届政府，估计也不会有太大的政策调整。对越南，中国不能靠等待政权变更的方法改善双边关系，得通过加大与东盟的多边区域化合作，使越南看到，不参加区域合作，它将落后于其他国家的发展，在这一地区走向孤立。使越南意识到这一点，可促使它主动调整对华政策。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与安倍积极推动地区多边联盟对抗中国的策略不同，越南不参加多边对抗，只搞双边对抗。这说明它还想给自己留出和中国改善关系的余地。
《南风窗》：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将给东北亚的安全增加很多变数，中国应该如何看待？
阎学通：从解禁集体自卫权就可以看出，安倍政府的对华政策是不考虑经济利益的。他要的是维护日本的大国地位。安倍意识到，仅靠日本经济实力，无法维护大国地位，它跟中国的总体经济差距只会越来越大。所以，安倍才在政治上到处搞意识形态同盟。这个同盟对日本来讲，没有什么经济利益可图。他要的是联合一些国家，巩固日本的国际地位。安倍政府的定位就是要追求政治大国的地位，所谓的“正常国家”。当日本经济增长乏力的时候，安倍只能靠非经济的方法加强和巩固地位，于是就采取了跟中国对抗的政策。
实际上，跟中国对抗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日本的国际地位。安倍其实非常担心中日关系改善。他认为，中日关系改善的话，日本的国际地位就下降了。所以，他需要对抗。包括之前的韩国慰安妇问题，日本拒绝道歉赔偿，这说明安倍需要和周边国家关系紧张，以有利于他恢复集体自卫权和修改宪法。
因此，在安倍执政的情况下，任何想在政治上和日本改善关系的政策都是没有意义的。我认为当前比较有意义的是官民分离，就是政治上继续孤立安倍政府，经济、社会上反而要加大两国之间的往来，为安倍之后改善中日关系创造条件。
《南风窗》：在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问题上，美国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去年，安倍访美的首脑会谈上，美国避谈这个问题，现在又表示支持。在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中，是不是想把日本推到最前面？
阎学通：我不觉得美国有一个具体计划，而是日本恰好这时候跟中国矛盾严重，美国就把日本推到了前面。这不是设计好的方案。包括中国和南海国家的摩擦，也不是美国挑唆才引发的，美国只是利用了矛盾，这一点得明确。美国消失了，我们与日本和越南的矛盾不会因此也消失。
美国国内对日本政策的分歧实际上从二战结束之后就有。在亚洲地区，对美国最大的威胁是中国还是日本，在欧洲最大的威胁是德国还是俄罗斯，在南美是巴西还是阿根廷，在非洲是埃及还是尼日利亚。美国总是做这样一个区分。不仅仅从区域，还从全球性角度来判断谁会对美国构成最大的威胁。
当苏联成为美国的全球性威胁时，美国就认为中国对美国的战略意义上升了。冷战结束后，美国认为中国的实力还形不成对美国的真正挑战。但是，2008年之后，美国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开始争论中国是否对美国构成战略上的威胁。这几年，在美国有关美国相对衰落的讨论越来越多。今年，这种认识影响更大了。奥巴马最近跟弗里德曼对话时说，超级大国应考虑在世界上做些什么，而中国不这样做，中国搭便车。媒体主要关心的是奥巴马说中国已经搭便车30年，而我认为更重要的信息是奥巴马从内心认为中国已经是超级大国了。当美国的战略家和多数人都认为中国已经是超级大国，他们在东亚把谁当作主要的防范对象的问题上，还会有分歧吗？怎么借重日本来对抗中国还有分歧吗？只能是程度上的分歧，让日本在什么程度上牵制中国。因此，我认为正是美国对中国成为超级大国不可避免的共识，使得美国决定放手让日本全方位协助其防范中国。
东亚多边安全的困境
《南风窗》：从日本扣船事件开始，中国的外交方式似乎出现了变化，表态上更为强硬，外交方式发生了哪些变化？
阎学通：中国现在的外交跟过去相比，我认为最大的不同是从适应到主动，以前是适应环境，现在是塑造环境。中国对钓鱼岛巡航、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建立三沙市，都是主动塑造环境。很难说每一步都非常成功，但对大局和主动权的把握是比较好的。
《南风窗》：最近几年中国外交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发现多边外交面临困境，是不是需要做出调整？比如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中，可以按战略支点重点对待。
阎学通：1996年之前，中国外交是双边为主，多边为辅。这之后，开始以多边为主，提出多边搭台，双边唱戏。认为多边是外交的主要基础。现在发现，多边手段不太有效，还得依靠双边外交。道理就在于，多边安全合作是极其困难的，相对来讲，双边安全合作关系容易建立。当安全利益成了主要利益时，双边外交就来得很有效。尤其是在东亚地区，美国在这一地区都搞不起多边安全合作，一直以来想建一个亚洲的北约未果。这一地区的政治特殊性决定了，要想发展安全合作关系，就得从双边入手。多边入手发展经济是可以的，但安全的多边合作很难。到目前为止，东亚没有很成功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无论六方会谈还是东盟地区论坛，都不行。东亚地区开展外交关系的改善要从安全入手，而安全合作就要从双边入手。
《南风窗》： “西进”和“东出”这两个方向在战略上的意义有何不同？
阎学通： “西进”问题有过争论，总的来讲存在比较大的问题。这一战略是向西拓展中国的势力范围，还是加强与中国西面国家的经济合作？如果从经济角度讲，中亚地区经济规模小且人口少，中国与这地区的经济合作的收益将是有限的。如果从政治角度讲，那就有危险。这一地区是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中国很可能面临与俄罗斯发生战略冲突。和我们唯一一个可依靠的大国国家进行战略争夺，是不明智的。因此，无论从经济利益角度考虑还是政治上可能导致的后果考虑，这个战略都不可取。
如果再往远一点发展，不满足于停留在中亚，要进入中东，那就更危险了。阿富汗是超级大国的墓场，中东是超级大国的沼泽地。美国、英国、苏联，没有一个超级大国能在这一区域立住脚的。所以，“西进”是需要非常慎重考虑的策略。所谓 “东出”，不是要不要出，而是出得去和出不去的问题，中国只有走向海洋，才能实现民族复兴。
《南风窗》：最近，习近平与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会谈时，首次以“安危与共”为中外关系定调，传统安全在国家关系中的重要程度上升了吗？
阎学通：我认为是中国面临的安全问题紧迫性上升了。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中国海外利益拓展的速度越来越快，保护自己的能力跟不上了。这个时候发现，处处都是威胁，不得不把安全威胁放到首要的安全利益位置上来考虑，所以更加强调安全关系。去年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国了，今年可能成为第一大进口国，对外经济关系不用努力去拓展都在快速增长。我认为强调安全关系是回归正常的表现，国家之间的安全合作是双边关系最牢固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