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苏格兰人是明智的，因此我认为他们会在本周的独立公投中说“不”。但是，不管公投结果如何，民族主义的崛起已成为苏格兰和欧洲其他地区的一个壮观景象，这是政治主流有恙的一个病症。
许多人现在认为，组织我们的事务的当前方式不值得绝对的忠诚；政治制度导致关于经济和社会替代方案的严肃讨论无从进行；银行和寡头统治着国家；民主只是挂羊头卖狗肉。民族主义许下一个摆脱根本不是替代方案的“明智”替代方案的办法。
民主主义者可以分为两大类：真正相信独立能摆脱行不通的政治制度的人；以及利用独立威胁迫使现有政治体制让步的人。无论如何，民族主义政客都有一个巨大的优势，他们必须要务实的计划：所有好东西都会随着主权的到来而到来。
尽管自二战以来，民族主义政治就一直被经济繁荣和战前恐怖的记忆所抑制，但欧洲为其复苏提供了温床。这不仅是因为欧洲经济的长期萎靡。这是因为，几乎所有现有欧洲民族国家都有在地理上集中分布的种族、宗教或语言少数群体。此外，这些国家融入欧盟——一种自愿加入的帝国——这对其公民的忠诚构成了挑战。因此，民族主义者要么打着欧洲的旗号反对祖国，要么打着祖国的旗号反对欧洲帝国。
英国也因此同时产生了两种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者尼格尔·法拉奇（Nigel Farage）领导的联合王国独立党（United Kingdom Independence Party，UKIP）要求伦敦保护英国独立于欧盟官僚体制。诡计多端的阿莱士·萨尔蒙德（Alex Salmond）领导的苏格兰国家党（Scottish National Party，SNP）要求布鲁塞尔保护苏格兰独立于西敏寺的“帝国”议会。在条件合适时，民族主义总是能找到“其他人”，而他们本身的意义，就是作为“其他人”的对立面。
苏格兰民族主义不是由最近的经济危机带来的，但苏格兰公投是。1999年，苏格兰首次召开了下放议会（devolved parliament），SNP因此有了在爱丁堡的政治平台，宣传其独立运动。2010年伦敦工党政府的下台是选民惩罚其在2008—2009年经济崩溃中的责任的方式。但是，尽管工党受到惩罚让保守党在伦敦上台，但也导致2011年SNP在爱丁堡赢得多数胜利。为了维持在苏格兰的执政地位，英国首相卡梅伦被迫允许独立公投。
独立的苏格兰政府将面临巨大的经济成本。它将继承其在英国公共部门债务的相应部分以及未来负债，并且再也不能获得目前英国财政部所给予的巨额补贴。SNP宣称北海石油所带来的额外收入将能抵消补贴减少。但这些收入天然具有时间局限性，SNP也没有提到石油开采殆尽时的巨大报废成本。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苏格兰税收负担将会高于英国。此外，位于苏格兰的主要银行和许多大企业都表示它们会将一些业务迁移到伦敦。苏格兰还将遭到英国防务合同的损失。
根据SNP的说法，独立的苏格兰不会导致英国内部市场分裂，因为它将维持与英国的货币联盟。但英国三大政党和英格兰银行都拒绝了这一点。如果苏格兰人希望获得主权，他们就需要自己的货币——以及自己的中央银行：苏格兰银行将无法求助于英国最后贷款人。
苏格兰也许会试图保持其自身货币与英镑的平价，但这需要比苏格兰中央银行所能拥有的更大的储备量，至少在一开始是如此。而浮动于英镑的苏格兰货币意味着巨大的交易成本，将制约两国之间的贸易。
至少从短期看，加入欧盟也不是容易的办法，这要求独立的苏格兰申请入盟资格。
简言之，SNP的一国社会民主之梦与将英国的各部分、英国与欧盟、以及欧盟与全球化世界的其他部分联系起来的互相依存性相冲突。所有这些都没有让苏格兰民族主义者退缩。
在后崩溃时代欧洲民族主义的发展中，其标准制定者常常利用移民激发危机前针对全球化的不满情绪——尤其是文化与身份的丧失、社会意识的下降、工资停滞、不平等性加剧、不受控制的银行以及高失业。他们质疑承担了全球化成本的穷人是否能从中获益——以及有什么“市场原教旨主义”（二十世纪末以来资本主义的写照）的替代方案。
在这样的情绪下，人们更愿意将民族主义的成本打折扣，因为他们已开始怀疑自由资本主义对手的好处。比如，俄罗斯老百姓拒绝面对俄政府乌克兰政策的成本，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低估了这一成本，也是因为与该政策所带来的巨大的心理提振作用相比，这一成本显得不再重要。
今天的民族主义没有20世纪30年代那么危险，因为经济困境远没有当时严峻。但民族主义的复苏是一个征兆，预示着某种政治形式宣称能满足除集体归属的安逸感之外的所有人类需要——然后让人民失望时会发生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