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总会担忧消费太多，活得太好。这已经不是什么新话了。在过去两千多年来，我们一直担心人类的繁荣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令人惊奇是的，今日我们仍有这样的担忧。在人类历史开始的一千年里，消费增长极其缓慢。而在最近大约200多年，工业革命为西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与社会发展。上世纪50、60年代，增长的速度飙到顶点。即便如此，我们还没有遭到“惩罚”。相反，大多数西方人的生活里主要变化是：人们有了更长久、更舒适的生活。
尽管如此，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在社会中的分配相当不均匀，因此，日益严重的不平等也就成了时代最紧迫的问题。“消费”是人们在生活中最容易感受到不平等的领域，有趣的是，顶层的极度挥霍（excessive consumption at the top）并非最主要的原因，对底层的日益剥削（deprivation at the bottom）才是个中关键。如果我们意图通过收入再分配来改善失衡的局面，我们应当认识到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消费量的大幅增加。这未见得是坏事，如果决策者们能够理解批判消费（criticising consumption）的历史几乎和西方文化一样悠久的话。
在所有对消费的批判当中，最古老，或许也是最有影响的批判来自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共同传统。“罪恶之城”索多玛和蛾摩拉（Sodom and Gomorrah）的毁灭一般被解读为：由于淫乱堕落而遭致神惩罚。然而，美国神学家史蒂芬·隆恩（Stephen Long）在《基督教伦理》一书中指出，城市的罪恶，与其说是关乎“男同行为”，不如说是“关乎奢侈的生活”。沉迷于纸醉金迷的蛾摩拉人使上帝失望了：他们未能无私地伸出扶助之手，救助困苦和穷乏的人 。
在新约中，我们再次看到了罪与消费欲之间的联系。用一个奇特的比喻就是：耶稣告诫，富人要进入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他给所有想进天国的人的建议是：“不再消费”（de-consume），把财富统统散尽。
18世纪，让·雅克·卢梭在提出了一个没有诉诸上帝和来生的世俗版本。卢梭在当时“消费革命”[i]的大背景下，在《论艺术与科学的伦理效应》（1750）（A Discourse on the Moral Effects of the Arts and Sciences）一书中遗憾地表示：在商业社会中，财产和外貌成了人行事的主要动机，真情实感和坚实信念已经退居次席。真正作数的，是如何在财富和名望的不归路上奋力向前。这就导致了道德败坏，男男女女不再过真正的生活，而是依附于别人，为了别人而活。
大卫·休谟和其他许多18世纪的商业社会辩护者一样，都承认物质欲扼杀了诸多真挚情感和热烈冲动，但他们继而指出，这并不等同于道德败坏。这个新的体制也帮助引导着人们的行为，使得和平共存成为可能：受商业社会精神熏陶的男女们可能会觊觎他人钱财，但他们不会按原始的冲动，以武力夺之，而是自己努力工作攒钱，去购买渴求的东西，或者从富人的恩许中分得一杯羹。或许在商业社会中，真情实感常被忽略，但是比起先前的年代，野蛮抢夺之事少了很多。
至少在理论上，休谟一方漂亮地回敬了对手。不过这一论断是基于，人们对商业社会之前的“黑暗时代”的看法无比消极。商业推进文明的积极作用，又很快在殖民主义的发展和奴隶制度的扩张，以及劳工的普遍贫困中受到质疑。欧洲的势力网布全球，卢梭的论点不能被弃之不理。
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又出现了一种批判消费的新思路。1798年，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用基本的数学原理论证了不受限制的消费最终会将人类拖入悲惨的境遇：如果消费随着人口以指数增长，而各种资源，尤其是耕地的数量又是有限的，那么现有的体制必将在达到某一临界点之后崩溃。他相信饥荒能周期性地减少人口数量，然而下层百姓永不餍足的性欲，使得人们永远无法从最悲惨的生活中脱离。
马尔萨斯的计算结果看似难以辩驳，可他的预言却未成真。贫困仍然是西方社会的一大问题，但感谢技术进步，几乎没有人还生活在马尔萨斯料想的那种悲惨境遇中。避孕技术允许人类服从性冲动而不必生育（不造成任何后果的性消费）。科学的进步提高了现有资源的利用效率，新的能源也被开发出来。农业产量相比马尔萨斯的年代有了极为可观的增长，今天我们使用的能源和物质资料是那个年代的人所无法想象的。马尔萨斯的预言被事实证伪，但其末日剧情后的逻辑依然激发着西方人的想象。
二战之后，新一轮消费革命给西方带来了空前的繁荣。电视、冰箱、轿车、乘飞机旅行都成了普遍的消费品，而从60年代末开始，又招致了新一轮的批判。
1972年，一个创立不久的智库——罗马俱乐部（the Club of Rome），委托制作了一份报告：《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此书使马尔萨斯主义再度复兴。该书的作者们认为人口增长和随之而来的消费扩张会导致资源枯竭和过度污染，并最终导致生态环境崩溃。这份报告影响了公众意识，那一时期的环保政治运动很大程度上缘于此书的推助。2012年，《增长的极限》的作者之一，挪威未来学家乔根·兰德斯（Jørgen Randers），再次发表了对未来世界的悲观预测，认为世界将在2052年终结。他的基本论点依旧：人口与消费的继续增长、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的排放导致气候变化，在造成巨大的经济代价的同时，对生态造成严重破坏，最终导致地球上的生命无法续存。
上世纪70年代，卢梭从社会和心理角度对消费所作的批判也重新回归大众的视野。德国精神分析学家艾里希·弗洛姆在他的开创性的著作《占有还是生存》（To Have or to Be?）抛给读者一个选择：是要拥有从生命本身获得满足的充实生活，还是绕着物质财富团团转的虚假生活？前者的重点在于同与人合作、友好共存，后者则是围绕着欺骗顾客、消灭对手、剥削雇员的争斗。尽管财富的累积看上去会给人满足，但无尽的物欲实际上让满足永无可能。
这一批判传统更现代的一个思想分支是由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等人针对消费提出的政治批判。齐泽克的关注点是，消费者意图通过正确的购买行为来做出正确举动。举例来说，消费有机食物和公平贸易产品[ii]按理说会给消费者带来好处，也有利于生产者和整个社会[A1] 。要是每个人都在超市里作出正确的选择，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而事实上，消费者选择余地有限，又受到政治和经济结构的约束，这些结构又只能通过大规模的政治行动来改变。对齐泽克来说，执着于“消费者主权”（consumer sovereignty）有些幼稚，而且是破坏性的，因为它将转移了我们对积极的政治行动的关注。或者用弗洛姆（Fromm）的术语，我们的头脑被该买点什么的念头牢牢占据，以至于无暇顾及到底想要成为怎样的人，成为怎样的社会。
尽管这些批判有智力上的吸引之处，但他们的声音几乎被资本主义获得的经济成就完全淹没。正如荷兰哲学家 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在1714年的著作《蜜蜂的寓言：个人之恶，众人之福》（The Fable of the Bees: Or, Private Vices, Public Benefits）中所说的那样，尽管消费可能不道德，但毕竟为商业提供了驱动力，带来了空前的繁荣。伏尔泰和其他启蒙运动中的领军人物也纷纷采纳了这句话来应对批判。消费带来的公共利益抵消掉了消费带来的个人陋习，这一观点广泛流传。在今日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这样的论点显得尤为有力。如果通向经济复苏和收入平等的道路需要增加消费，许多评论者会倾向于忽略掉道德和环境所受的牵连。另外，许多迹象有力表明增加消费能帮我们走出当前的经济危机。
越来越清楚的一点是，萎缩的消费需求不仅是金融危机的起因之一，也是导致当下陷于经济停滞的原因。当2008年危机席卷而来时，政府试图通过增加公共支出作为缓解之策，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得到了政府纾困，刺激计划纷纷出台。然而当政府赤字进一步增加，经济衰退愈发严重时，经济政策有了改变，两位来自哈佛的著名经济学家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建言认为，需要限制债务才能迎来增长。与此同时，哈耶克限制国家权力从而解放私有部门经济活力的主张再度强势回归。英国首相卡梅伦2013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到的“无为而治”，成为了支持紧缩政策的政客所秉持的信条，政府预算也被适当缩减。为了缓解盛行的经济危机，整个西方社会践行着节制的信条。
这样的政策在陷入危机的六年中一直持续，但未能带来积极成果。在多数西方国家，债务水平居高不下，增长依旧疲软。于是人们开始愈发怀疑强调节制的施政理念背后的经济原理的是否正确。美国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2013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经济论坛上所发表的演讲可以看作一个转折点：作为哈佛的教授、克林顿时期的财长和奥巴马的经济顾问，萨默斯在演讲中提出西方世界可能已经进入“长期增长停滞”时期。
这一措辞非比寻常。在上世纪30年代，为了解释大萧条的原因，美国经济学家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才创造了这个词。阿尔文·汉森认同凯恩斯主义，将消费需求不足视为危机的根本原因。他论证说这种类型的危机是由于储蓄量过份地超过了投资量，不均衡造成了经济萧条。从国家宏观经济角度来看，储蓄应当与投资相等。如果投资偏少，意味着一部分的储蓄无法变成贷款派上用场，这时降低储蓄就会恢复平衡：经济萎缩，总收入便下降，储蓄也随之减少。储蓄和投资再次回归均衡，但是此时经济运行在一个低产出、低就业的水平上。如果需求得不到提振，经济就会长期陷于这样低增长高失业的稳态中。
可能正如萨默斯所言，当前经济所处的长期停滞是由疲软的消费需求导致的。时下的消费者在进行经济决策时会有不安全感，这抑制了支出，如果他们背负着债务，便会试图将其清偿。另外还有别的一些长期趋势降低了消费需求，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收入差距的扩大。高收入人群相比低收入人群储蓄更多。如果收入差距继续加速扩大，消费需求也会因此下降。这一点多少有些违反直觉，我们一般觉得富人总是大手大脚花钱。他们确实很会花钱，但他们收入的大部分还是存了起来。伦敦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的研究者观察到了这个现象，他们最近的一项研究是关于英国民众储蓄和消费模式。他们发现，在过去的一年中，收入最高的20%的人群中，人均储蓄额将近两万英镑。而同期收入最低的40%的人群，他们的消费甚至超过了收入。
另一个抑制消费的长期趋势是许多西方国家面临的人口增长率的下降，这意味着对汽车、住房、能源和食物的需求将会下降。
如果我们目前的窘境确实是消费不足所造成的，那么提振消费应当成为经济政策的侧重点。降低贷款利率是达到这一目标常用的手段。然而，当前的利率已经与历史低位持平，在失控的债务被认定是危机的罪魁祸首之后，个人消费在利用信贷时表现出了正确的审慎。政府当然可以介入利用信贷融资[iii]的公共支出项目，但这只能作为短期的应急措施。为了持久长远地提升消费，收入再分配是更好的选择。如果消费率在那些低收入（也相应低储蓄）的人群中比在高收入人群中提升更快，消费就会出现有力的增长。结果我们发现，不平等这个社会问题和“长期增长停滞”这个经济问题，它们可以通过同一个办法来解决。
当然，这些讨论都无助于解决消费的批评者所提出的道德和环境方面的担忧，这让我们面临一个经典的两难：要么我们增加消费，为了繁荣和平等而承担道德滑坡和环境破坏的代价；要么我们选择经济衰退，来拯救我们的灵魂和家园。
这种戏剧性的抉择让人浮想联翩，不过在现实中这两条道路可能并没有那样极端。如果我们将消费等同于购物的话，卢梭和弗洛姆关于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存前景的敏锐观察就变成了仅仅针对消费的批判。在卢梭的时代，将消费和购物等同起来完全没问题，大多数消费都是个人获得实物或者服务的需要。而在现代，消费中的很大一部分并不是从个人获得的。今天西方人的消费结构中，教育、医疗和安保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这些都是由人们通过政府和其他组织来集体获得的。
这种消费方式的改变有其意义，围绕物质财富的竞争生活所带来的恶果，与集体形式的消费不直接相关。公立学校一学年的学习和一部智能手机都是两种消费的形式，而且前者的花销比后者要来得大得多。人们不大会因为看到朋友去上学而心生嫉妒，而脸书好友炫耀自己的新手机很可能会导致攀比，结果大家都手握更好的手机和更贫乏的灵魂。
在历史上也是如此，集体形式的消费对建设更平等的社会起了重要的作用。在维多利亚时期，通过公共服务的增加来达成的再分配财富，曾经有助于防止不平等的现象。公共服务的受众是穷人，而其资金来自富人。过去，提升社会福利且不导致公众道德败坏的途径是扩张公共部门。今天，公共部门是该再次扩张了，一个重要的理由是贫富差距在医疗和教育等关键领域有最为显著的体现。
我们可以通过同样的方式来分析认为消费不利于环保的批判。消费的物品和服务不同，对环境的影响也相当不同。出行时造成多少温室气体和其他污染物的排放会因为你所选择的交通方式不同而有极大差异。热水澡、冰镇啤酒和其他各种形式消费也是一样的道理。应对气候变化，最重要的是能源的利用率及其来源形式，而科技进步一直都在提高能源使用的效率，无论是在现在还是将来。
尽管如此，末日论者仍然不愿消停。他们争辩说，应用现有的绿色能源技术，或是继续进行研发的成本可能是个人所不愿承担的。乔根·兰德斯（Jørgen Randers）提出2052年末日降临的预言时警告说，即使我们联合起来解决问题，代价依旧太过高昂。在他看来，大众的生活方式若不彻底改变，人类在环境生态上的自我救赎是没有希望成功的。
不过事实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所必需支付的代价可以低得令人意外。最近在美国，有人提提议了一系列关于电力行业的全新法规，这将导致通往环保新能源之路的大转向。从今天起一直到2030年，这项变革每年都需要大约五百亿美元的投入。虽然听上去像天文数字，但那也不过是美国GDP的0.2%而已，并不需要普通美国公民从根本上改变生活方式。正如比约恩·隆伯格（Bjørn Lomborg）在那本颇有影响力的著作《持疑的环保论者》中指出的那样，人类在过去成功地解决了一些环境问题，如果我们在政治上有决心，就依然有机会解决将来的环境问题。
让消费方式变得更平等、更环保、更以人为本（humane patterns of consumption），这三点目标并非是内在矛盾的。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确保投入足够的资源，以达成必要的变革。齐泽克说的很对，能够迎接这一挑战的不是开化的消费者，而是心忧天下的公民。政府自身确实有能力落实消费环保化的种种变革，但是只有政府牵头全体参与的集体消费形式才能逐渐解决社会不平等这一问题。至于“消费者体验”在未来究竟将成就还是毁灭我们，还要取决于投票箱中的选票，而不是收银机里的钞票。
译注：
[i]“消费革命“指1600年到1750年在英国发生的显著的消费增长过程，消费品和非生活必需品的种类在此期间大量增加。
[ii]公平贸易是一种有组织的社会运动，具体的表现形式是贴有公平贸易标签及相关产品。它提倡一种关于全球劳工、环保及社会政策的公平性标准，其产品从手工艺品到农产品不一而足。这一运动，试图透过与被边缘化的生产者及劳工的紧密合作，将他们从易受伤的角色，转化成为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与安全，它也试图赋权他们，使他们成为其自己组织的利害关系人，以促进国际贸易的公平性。
[iii]信贷融资是指企业为满足自身生产经营的需要，同金融机构（主要是银行）或者信誉比较好的融资公司签定协议，借入一定数额的资金，在约定的期限还本付息的融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