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观点是，经济发展不仅仅意味着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中国现在知道，GDP增长和经济发展，并非有此即有彼的关系。除非中国领导人提升增长战略，以刺激技术进步和制度转型，否则高收入将仍是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人口最多国家可望不可及的目标。
平心而论，中国的增长战略——由基础设施投资、低成本制造业出口大规模增长和技术转移推动——已带来了一些结构性变化。随着劳动力和资本从低生产率部门和地区，转移到高生产率活动，资源配置也变得更有效率，真实工资有所增长，经济结构也得到提升。
但让一个穷国步入中等收入行列的增长战略，是无法让它晋升到高收入行列的。事实上，国家领导人没有认识到增长战略的限制，并提供足够激励促使新战略的出现，结果造成经济陷入停滞，受困于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的例子比比皆是。
也许这一规律最令人瞩目的例外就在亚洲，四个经济体——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调整增长战略，成功地克服了外部危机和挑战。对中国来说，其步入中等收入行列的增长战略，类似上述四个经济体，因此现在也迫切需要类似的转变。
已故的耶鲁经济学家古斯塔夫·拉尼斯（Gustav Ranis）在约20年前便注意到，成功和可持续的发展的关键是“避免思维僵化”。对中国决策者来说，这意味着认识到，必须在一些作为中国经济过去增长基础的基本思维，形成顽固惯性、危及中国发展前景前抛弃它们。
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对出口战略的长期依赖。在经济发展早期阶段，几乎所有增长战略都可以归结为贸易战略。但中国的出口拉动型增长模式存在极限——而它已快要达到这极限。除非很快做出改变，作为这一模式基础的外汇机制和资本管制，将会变得过于根深蒂固，也会错失进行调整的机会窗口。
另一个风险，是中国领导人可能继续推延开放服务部门的措施——包括金融、保险、批发和零售贸易、物流等诸领域——期望经济能继续依赖制造业。同提振制造业的政策相比，开放服务部门的措施很难赢得支持。因此，服务部门的自由化和开放，需要中国政府的巨大决心。在这方面，日本因为没能开放其服务部门，结果掣肘了调整经济结构，以应对人口红利下降的能力——可以给中国其所急需的鞭策。
阻碍未来进展的最后一种思维，是政治转型会破坏社会秩序。东亚经济体给发展中国家留下的主要启示之一，是经济发展会导致制度转型，而不是相反的。
比如，在台湾和韩国，二战后的威权政府创造了过渡性制度安排，来刺激GDP增长，以此弥补了法治的不足。在这方面，中国拥有巨大优势。政府能力不够强的国家，很少能够成功步入中等收入行列。
但是，顾名思义，这些“过渡性”安排无法永远持续下去。中国依赖这一安排已逾35年，现在必须接受法治精神，建立能够刺激服务部门自由化、保护知识产权、成为竞争性市场经济制度基石的可靠与独立的司法体系。
简言之，中国持续发展的最大风险不是危机，而是政治领导人和知识精英没有认识到，彻底改变到目前为止一直很成功的增长战略的必要性。事实上，从危机可能利大于弊的角度来看，近年来的信用高速扩张可能引发债务危机，或者房地产部门眼看就要崩溃的警告，或许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令人担忧。
在理想状况下，中国并不需要这样的危机。中国经济自2008年便开始减速，这可以视为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增长危机，已足以迫使中国领导人将注意力，从支持两位数的年GDP增长率，转向重组经济结构。
事实上，关于减低中国对出口的依赖、开放其服务贸易、吸引更多外资投资于服务部门及加速汇率、利率和跨境资本流自由化的问题，似乎已出现了共识。去年的上海自由贸易区试点就是明证。此外，在去年11月的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后，中国领导人也承诺，要让市场在决定经济结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毫无疑问，这些都是迈向正确方向的步骤。问题在于中国领导人是否能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兑现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