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都在根据其国家利益和金融危机对其影响的程度开始调整自身发展战略，由此引起的国际关系大调整和大博弈必然影响到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发展安全。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考虑世界经济格局新变化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及其转变所带来的新挑战。
第一，新的国际竞争格局将恶化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改革开放36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超过9． 8%，2010年中国超出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约为9.04 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2%。从此中国已经成为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对于中国的这种高速发展和地位提升，无论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还是鉴于意识形态的冲突，国际社会特别是传统经济大国对中国的策略都会有所调整，由此，中国将面临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全维竞争”。
一方面，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抱团”围堵或遏制中国的快速发展，渲染中国“威胁论”，把中国经济发展“妖魔化”，由此导致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垂直竞争”尖锐化。有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因为中国是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大国崛起而心中不快，而且由于担心中国快速发展影响其发展利益而制造麻烦。例如，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普兰指出，“中国从北面深入俄罗斯远东地区，将中亚的石油和天然气经由输油管输入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压制西藏并在印度洋海域建立一连串似乎意在包围印度的‘基地’，为吞并台湾和获取资源，中国控制了南海和东海并不断向太平洋延伸势力。中国正成为搅乱世界格局的一大因素”。 英国剑桥大学政治系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斯蒂芬·哈尔珀( Stefen Halper) 教授则指出：“中国的崛起虽然没有威胁到今天的民主国家，但西方之外大多数独裁国家均将其奉为范例。通过经济上的成功把独裁统治合法化，中国使其他国家更难看到民主的未来。简而言之，对美国和西方来说，中国依然是它们面临的一个挑战，而非伙伴或朋友关系。”2012年，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约翰·博尔顿曾发文告诫奥巴马政府：“美国必须明确认定，北京在东海和南海的扩张与美国国家利益相悖。它关系到我们及亚太盟友———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到包括印尼、马来西亚、越南和菲律宾在内的东盟国家的重大利益，包括海底矿产资源和美国及全球繁荣至关重要的海上交通和贸易航道。” 根据盖洛普2014 年2 月20 日公布的“世界事务”调查，中国2014 年首度取代伊朗，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头号敌人”。调查显示，53% 的美国人对中国有负面或非常负面的看法； 对中国持正面或非常正面看法的比例为43%。 另一方面，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发展或忧虑中国崛起对其产生威胁，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水平竞争”日益加剧。与印度、越南等周边国家相比，由于中国制造业的劳动成本优势已经丧失，不仅许多把中国作为投资目的地的跨国公司开始转移投资，而且中国国内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也积极寻求海外投资，把企业搬到东南亚国家。2012 年，已经在中国投资多年的美国雪佛兰、可口可乐、卡特彼勒、通用电气等21 家美国公司联合考察越南市场，探讨投资计划。中国台湾企业富士康开始在印尼建立工厂，计划投资50 亿—100 亿美元。2012 年，中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 4925 万家，同比下降10． 1%； 实际利用外资1117． 2 亿美元，同比下降3．75%。相反，东南亚地区2011年吸引外资1170 亿美元，比2010 年增长26%。日本《经济学人》杂志文章断言：“中国制造将因人力成本( 提高) 、人力贡献( 降低) 和新型定制化生产( 的出现) 失去竞争力，‘中国崛起’将被第三次工业革命所终结，中国未来的发展将前所未有地处于困难境地”。因此，国际金融危机后不仅中国经济发展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将大大增加，而且传统拼劳力、拼资源的经济发展方式将无回旋余地。
第二，国际社会“贸易保护主义泛起”将阻碍中国产品出口增长势头，动摇出口导向的发展方式。这场金融危机虽然发端于美国，但重灾区却不仅是美国，欧盟、日本及许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受到了严重破坏。这种破坏性不仅表现在经济增速的下降，而且是社会与政治的混乱，失业率的攀升。以美国为代表的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出于稳定国内经济、保护国内就业的需要，背弃了其曾经热捧的“贸易自由化”主张，较为普遍地实行了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人为地排斥产品进口，有的产品尽管允许进口也有许多附加条件。2012 年，中国共遭到23 个国家的84 起贸易救济调查，增幅达16． 7%。特别是贸易摩擦形式花样翻新，由单纯的微观产品摩擦向宏观经济摩擦、投资摩擦、制度摩擦、技术贸易摩擦等领域延伸。特别是美欧等国为掌控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权，积极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 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TTIP) ， 意在通过遏制中国产品出口而实现美国扩大出口的战略目的。美前驻欧盟大使格雷更是直言不讳： 美欧需要一个“经济北约”，以应对自19 世纪以来最重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对比的变化，否则将把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拱手让给新兴力量。欧盟理事会主席范龙佩也坦言，欧美自贸协定谈判的目的是“让欧美成为世界标准的设定者”。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泛滥的形势，使中国的产品出口形势日益恶化，进而导致我国长期奉行的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难以为继。
第三，全球气候变化规则和低碳经济浪潮将压缩中国传统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的存在空间，以环境为代价谋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已走到尽头。2009 年的哥本哈根会议和2010 年的坎昆会议发出了一个重要信号，那就是国际社会将在《京都议定书》的基础上开始重新制定新的全球气候变化规则，即国际范围内为实现温室气体减排所做的各种制度性安排。可以说，新的全球气候变化规则的矛头直指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型工业化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其用意是通过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来限制广大新型工业化国家的崛起和发展。哥本哈根会议前后，发达国家利用气候变暖和鼓动一些岛屿国家打“悲情牌”，向中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施压，进而要求中国等减少碳排放，就是一个例证。因此，我们在通过参与这一新规则制定谈判争取权利的同时，也必须充分看到，未来气候变化规则不仅将重塑全球产业结构的形态和布局，而且将为清洁能源和低碳经济的发展创造制度环境。而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各国在未来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因此，中国过去靠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已没有出路。
第四，“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来临将极大削弱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缺乏创新、低技术和低附加值的传统发展方式难以为继。在国际竞争、信息革命、资源环境等多重压力和动力的作用下，“第三次工业革命”加速酝酿并出现端倪。据2012年4 月英国《经济学人》封面专题系列报道揭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内容称，即将到来的新一轮工业革命是基于信息化的制造业变革：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绿色化、个性化的新制造模式即将全面出现。面临来势迅猛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中国若不能取得先导性技术突破并将其产业化，不仅无法占据此次超级产业革命制高点，更有可能在全球新一轮的产业分工与财富版图切割中被边缘化。波士顿咨询公司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由于“页岩气革命”，美国天然气价格在2012 年一度下跌至每千立方英尺2 美元的十年最低水平，只及欧洲和日本天然气进口价的1 /5 或1 /8。由于美国已成为全球能源的价格洼地，因此在美国制造的产品，生产成本可能只比中国东南沿海城市略高5%—10%。如果考虑航运成本及各种隐性成本、供应链成本，中国的总体成本优势将很小甚至不复存在。
面对如此严峻的国际形势，我们要抓住和利用好内涵和条件都将发生深刻变化的战略机遇期，就必须正视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的结构性矛盾，下大力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实现党的十八大突出强调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进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为此，首先必须找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病”产生症结，对症下药，切实补齐结构短板。一要加快补齐“二元结构”中“三农”短板，在继续加强新农村建设的同时，着力推进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城镇化是持久扩大内需、促进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重要途径。加快推进城镇化，将在城市基础设施、住房、公共服务等多方面产生巨大需求，成为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强大动力。二要大力调整需求结构，加快国内消费需求短板。扩大消费从根本上是让居民增收，这就要求一方面把“蛋糕”做大，在发展经济、扩大就业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 另一方面把“蛋糕”切好，着重提高广大农民和城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三要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加快补齐服务业发展短板。要彻底转变重实业、轻服务的观念，真正把服务业当作产业来对待，推动服务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四要大力调整区域结构，加快补齐中西部发展短板。要着力构建东中西部优势互补、良性互动、协调发展新机制。既要大力推进区域间公共服务均等化，又要在产业发展上体现各区域的比较优势。每个区域都要在充分考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基础上，形成各具特色的优势产业。特别要着力建立有利于区域分工协作、协调发展的生态补偿机制和碳排放权交易机制，通过调整物质利益关系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其次，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大研究开发投入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国家和企业均研发投入不足，一直是制约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能力不强的“硬约束”。要提高科技进步和创新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必须下决心予以突破。据统计，2012年我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 02984 万亿元，同比增长18． 5%，增长幅度很大。但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即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仅为1． 98%，远低于以色列、芬兰、瑞典、日本、韩国、美国、德国、法国等经合组织国家5%、4%、3． 5%、3． 1%、2． 9%、2． 7%、2． 5% 和2． 2% 的水平。同时，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假冒伪劣和盗版侵权现象严重，不仅屡遭欧美等发达国家指责，而且成为制约我国自主创能力提高的重要障碍，必须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切实使发明专利、品牌、商标等知识产权得到强有力保护。
第三，要全面深化体制改革，坚决破除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障碍。经济结构不合理和发展方式粗放从根源上都可以追溯到体制机制问题。只有消除了体制机制障碍，才能为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铺平道路。政府要大量减少行政审批，把政府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大胆交给市场、交给社会。为此，一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形成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的政策。二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着力清除市场壁垒。要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规则，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允许国有资本进入的同时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允许外国资本进入的同时允许国内资本进入，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要坚持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原则，加快形成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三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快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加快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形成主体功能区的财政体制和政策体系。
第四，要下大力气改善民生，增加社会保障投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一项长期工作，没有终点站，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要实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良性循环。障和改善民生的前提还要发展，没有“蛋糕”的不断做大，改善民生就是一句空话。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要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第五，要重视两型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坚决惩治污染环境和奢侈浪费的生产行为及消费行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为此，我国必须建立最严格的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制度，为土地使用、资源开发、污染物排放设置“红线”，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究。要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
第六，要完善政绩考核体系，不再以国内生产总值论英雄。政府和干部绩效考核评价指标要体现综合性、全面性。既要注重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又要注重发展的方式、质量、结构、效益； 既要注重经济建设情况，又要注重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情况； 既要注重已经取得的显绩，又要注重打基础、利长远的潜绩。要按照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的要求，针对不同区域主体功能定位，突出不同区域的考核重点； 要强化对违反科学发展观行为的刚性约束，充分发挥干部考核对推动结构调整、促进科学发展的导向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