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新阶段中我们的历史任务是：首先，把对外投资作为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战略核心是通过集群式的国际生产一体化，在更高层次上整合国际资源，从资源导向型投资以及单一生产的“点式投资”升级为“链式投资”。
其次，积极参与多边贸易规则谈判。美国利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和“诸(多)边服务业协议”(PSA)三张新王牌，构建东西两半球、一个轴心的全球化贸易新体制。而这些基本都是想把中国和金砖国家排除在外。
国际游戏规则、国际经贸秩序是中国200年来的历史短板。既然不能绕过就应积极参与，否则就会被边缘化。中国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加快与东亚经济体区域合作，与美国进行双边的新兴战略性产业合作。
另外，还要积极进行上海自贸区实验，推动国内管理体制进一步改革;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鼓励人民币先出境到周边国家，实现亚洲化。
随着中国从地区大国走向世界大国，美国担心中国的不确定性，周边国家对中国一疑虑二害怕;而中国则担心在开放中被西方颠覆。但我认为，在开放新阶段，我们更应该有“开放自信”，这是因为：
第一，中国基本国力空前强大，走上历史性新台阶。根据统计，1949年中国经济为世界5%;2014年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二，比重11%。预计2020年左右中国GDP为世界第一，比重25%以上。
按照美国经济学家阿文德的预测，中国2030年GDP为美国两倍，贸易额达四倍，在资本净输出值与净债权方面将确立金融优势。当前中国的人均GDP为美国四分之一左右，2030年将到二分之一。他的估计可能过分，但中国崛起的态势确实非常明显，未来肯定会重塑亚洲与世界格局。
第二，由于庞大人口、市场规模和国家实力，任何像样的全球和亚太协定，都不可能把中国排除在外。美国遏制中国不能奏效。没有中国参加的国际规则，就不是全球性的。只要参与，中国就能影响游戏规则。
加入WTO以来的实践证明，中国不怕自由贸易，倒是西方保护主义愈演愈烈。中国有后发优势，经济规模效益，可容纳全球产业链，应用新技术成本低，可打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
第三，中国文化有开放性，可与外来文化融合，保留传统优势。中国文字是人类历史上传下来的唯一象形文字，文化具有开放包容性。佛教传入中原曾导致天下大乱，北方游牧民族几次灭亡汉族政权，但中原文化最终吸收外来文化，给自己注入新的生命力。近代以来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也是如此，目前开放已不是单方面模仿，而是相互开放和融合。
30年前中国曾盛行“赶上国际最后一班车”之说，使我们具有紧迫感。其实并没有什么最后一班车，国际竞争永远存在。新的开放对中国的最大机遇是：以后发优势赶上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步伐;促进国内改革深化，健全民主法治制度;全面融入国际经济，促进中西文化融合;在崛起过程中重新确认中美新的大国关系，成为名符其实的亚洲核心国家，走向世界大国并发挥领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