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这个变革的年代，新一届政府上任之初即在十八大以及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指明了变革的方向——盘活经济带动全局发展，盘活生产要素带动经济发展。那么什么在掣肘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呢？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美国著名文理学院——三一学院(TrinityCollege)经济系终身教授文贯中认为是“现行的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是它们对经济发展产生的桎梏作用，导致了中国贫富差距日益加大、经济等改革进退维谷。
那么什么才是中国经济等各方面改革的当下要务呢？“中国应尊重古今中外城市化的普遍规律，重启内生型城市化道路。而不是一味地以‘国情为由’，用临时性的土地和户籍政策伤害本应被保护的广大农民。”文贯中教授在其2014年7月推出的著作《吾民无地》中如是回答。
《吾民无地》是文贯中教授30年学术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对中国当下土地、户籍、经济、社会等层面的现象与问题做了鞭辟入里地剖析。2013年8月，世界银行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拟定改革议程，作为中国“三农”问题专家，文贯中对城镇化、土地改革、户籍改革等的建议和思路得到世界银行的支持。其部分思路与之后出台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三农”问题的部分方案一致。本书的出版还得到茅于轼、周其仁、张维迎、陈志武、许成钢、田国强等经济学家的鼎力推荐。以下为图书正文部分第一章，以飨读者。
美国在2008年爆发的次贷危机最终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并严重影响全球繁荣，世界经济在2009年出现了多年未见的负增长。不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安然无恙，由于短期和长期原因，中国这次显然无法独善其身。从短期看，这次危机虽然源自美国，但迅速波及全球，中国的出口严重遇阻。虽说从2008年秋天起为了拉动内需、对抗金融危机，中国政府陆续注入四万亿纡困资金，2009年的信贷更高达9万多亿元，支撑了经济增长。但这毕竟是救急的短期政策，无法长此以往。
各国同步采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避免了全球经济重陷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但据国际货币组织（IMF）的预测，发达国家的经济仍十分脆弱，世界经济存在二次探底的可能。而且一旦全球经济稳定之后，各国担心恶性通胀尾随而至，必然急谋财政性和货币性刺激措施的退出。短期内，中国的外需显然无法恢复到往昔的荣景；从长期看，中国面临的是自身和全球性的经济结构失衡，以及由此引起的国际收支失衡。与其企图控制无法控制的外部环境，不如承认自身的严重结构性失衡，加速改革过时的制度，以便更好地应对全球化过程中的各项挑战，才是万全之计。
秉着这样的思路，我希望能尽微薄之力，在自己的学术领域内勾勒出中国经济的各种失衡和匡正之道。
一、中国社会悖论：上升的国民收入与积贫积弱的农民
著名学者蔡昉等人在2006年前后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注意的观点：中国是全世界制造业工资上涨速度最快的国家，预计在今后的几年里还会加速，中国现在已经处于由劳动力供应过剩到劳动力供应短缺的拐点，证据是“民工荒”的蔓延和工资的显著上升。
与此同时，在日常交谈时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一般来说，中国的农民比城里人穷得多？他们的收入差距为什么还在扩大？数据也说明了这个问题，虽然2007年中国的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仍高达55%，但所创造的农业总产值仅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13%；而城市人口（包括农民工）尽管只占总人口的44%，却创造了87%的GNP。如果将GNP看作一国总收入的近似值，则55%的农村人口通过农耕等只获得总收入的13%；剩下的45%的城市人口却获得了总收入的87%。
另外，中国西南财经大学以甘犁教授领军的研究团队在2012年发表的一个关于收入分配的报告中指出，中国衡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值现在已经达到0.612012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一次性发布了连续10年的中国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2003年是0.479，2004年是0.473，2005年是0.485，2006年是0.487，2007年是0.484，2008年是0.491。然后逐步回落，2009年是0.490，2010年是0.481，2011年是0.477，2012年是0.474。。改革开放初期的基尼系数值是相当低的，在0.3左右，不过当时是很多人为因素让这个系数值显得很低，并不正常。但是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这一系数值上升得如此之高，也是需要我们正视的。
这两个看似相关又相悖的问题，实实在在地存在于现实的中国经济与社会中。回答这两个问题的路径不同，但是起源却是殊途同归——过时的土地制度。
先说蔡昉等人提出的“民工荒”和工资上涨的问题，这种现象一旦成为长期趋势，加上人民币正在加速升值，新的《劳动合同法》也已付诸实施，综合起来无疑会使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比较优势很快消失。有人也许会说，中国正好趁机向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全面升级，这不是很好吗？持这种观点的人也许不在少数。可是我们不要忘了，向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全面升级的前提是剩余劳动力的消失。
中国的剩余劳动力真的已经吸收完了吗？让我们来看看中国的现实。以中国13亿人口计，如55%的人仍生活在农村，则意味着尚有7.15亿农村人口，而且他们还处在平均年收入非常低的状态。近年来由于大批耕地流失，现在还剩下18亿亩多一点的耕地，即农村人口的人均耕地面积大约为2.5亩。假设平均每亩耕地一年带来800元收入，则农村人均年收入只有2000元左右。可是，因城市化、工业化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国的耕地只会日渐减少。因而即使在农村人口不变的情况下，农村人均耕地也会只减不增。
这说明，要想显著扩大农户平均经营的土地规模，需要移出农业的人口还十分庞大，中国的剩余劳动力远远没有吸收完毕。
如果工资上升和人民币升值迫使中国决定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产业全面升级的话，则主要吸收非熟练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会萎缩。也就是说，“民工荒”引发的高工资会导致现有农民工无人雇用。农民工的返乡加上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使农村的人均耕地面积进一步下降，农村的人均收入自然更难提高。政府除非经常人为地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或者经常提高对农户的各种补助、津贴，否则无法提升农民收入，但这些显然不是长久之计。
“民工荒”与大量剩余劳动力并存的悖论背后，却是农民的收入相对于城市居民越来越滞后，反映为城乡之间的基尼系数迅速升高后又长期居高不下的残酷事实。这就和第二个问题联系上了。
我们回到最初蔡昉等人提出的问题，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罪魁祸首之一“民工荒”，又是如何产生的呢？中国明明仍有7.15亿农村人口，他们在2007年的人均年收入仅为2000元左右，为什么会出现“民工荒”呢？我认为，决定民工能否留在一个城市定居、工作的根本原因是住房的租金或价格。但是，中国在当前的条件下，只有少量有技术的农民工才能在城市找到工资较高的工作，因而支付得起昂贵的房租或买得起房。
造成这一结果的深层原因是现行土地制度。虽然城市居民中的大部分是中低阶层，包括外来民工，但由于土地供应完全由国家垄断，房屋市场无法对中低阶层的需求做出反应。虽然大量的楼盘空置，但这些房屋并不可能成为中低阶层特别是外来民工的栖身之地。
二、源于土地制度的双重结构性扭曲
我们再来讨论上述第二个问题，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为什么这么大，而且差距越来越大？从三大产业的学术角度分析，原因是中国的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并没有随农业比重的急剧下降而同步下降。
一般来说，在经历迅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经济中，作为一个普遍规律，农业生产总值在GNP中的比重必然日益下降，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比重必然上升。与此同时，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也会随之相应下降。如果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的下降速度快于农业生产总值在GNP中的下降速度，则农民的相对收入就会改善；如果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的下降速度等于农业生产总值在GNP中的下降速度，则农民的相对收入就会变化不大，但至少不会恶化；可是，如果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的下降速度远远慢于农业生产总值在GNP中的下降速度，农民的相对收入就会日益恶化。今天的发达国家当年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一般能做到农村人口比重和农业产值比重的同步下降，避免了农业人口的贫困化。而中国却属于第三种情况，即农业产值比重的下降速度远远快于农村人口比重的下降速度。
有办法使农业的产值在GNP中的比重不下降乃至上升吗？答案是，作为经济的普遍规律，这是不可能的，而且这一比例的下降也表明社会在进步。然而，这对中国农村的人口来说却不一定是好事，除非他们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也能相应地不断下降，否则农民的收入相对城里人就会每况愈下。
据联合国人居署报告（UN-HABITAT2008），到2008年初全球首次有五成的人居住在城市。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中国截至2013年年底的城市化率为53.7%。但是经济学家华生在2008年指出，官方数字显然被高估了。由于排斥性的户籍政策和高昂的房价和租金，中国城市中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并不能在城市中定居，因而不能算是城市正式定居人口。按照他在2008年的计算，2007年中国城市化率其实不到28%，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大约22个百分点。中国真实的城市化率应该在28%~45%，也就是说农民数量还是占了总人口的大多数。
由于人均耕地面积的局限，农村其实面临普遍的隐性失业，允许农民进城打工极大地改善了农民的收入，但却没有根本改变他们的处境，原因是城市化的滞后。如果中国能够提高城市化率，就能借助集聚效应和充分就业，提高这些原来在农村的隐性失业人口的收入。我根据《中国城市化率白皮书2007》的数据，将2007年中国和世界在城市化率上的差距计作17%，以中国人口13亿计，未来应该有2.2亿人进城定居。这对房屋、能源、基础设施、内装修，以及教育、卫生、交通等都会带来巨大需求，并会极大地提高国民素质。
要指出的是，这2.2亿人中至少有1.5亿人已经在城里打工，所以需要进城的人数其实只有0.7亿。但是，由于预期无法在城市定居，1.5亿已经进城的农民工只能竭力按照农村的消费习惯生活，以便省下钱来寄回老家。他们的孩子将在农村环境中长大，然后再进城接替自己的父辈回乡后留下的空缺。这种城乡之间的人口循环，极大地抑制了中国城市化和内需的发展。
城乡人口结构变化滞后于三产结构变化，造成城市化滞后；而这种滞后又进一步导致中国三产内部结构的失衡。后者表现为中国的服务业无论是对GDP的贡献还是对总就业的贡献都远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目前，世界各国服务业产值占GDP比重的平均水平是68%，2013年中国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只有46%左右；至于服务业对就业的贡献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差距更大，2007年中国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比重为的32.4%，而2000年世界平均水平就已经达到45%，如果中国2007年的这一指标能提高到45%，按中国总人口13亿计，所能创造的新就业机会就将达到1.69亿个，远远超过需安置的新增城市常住人口0.7亿。
总结而言，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已经造成两种结构性扭曲：第一种，中国未能在农业比重急剧下降的同时相应减少农村人口的比重，造成城市化的严重滞后和城乡收入差的恶化；第二种，中国未能将其服务业的就业比重提高到世界的平均水平，造成农村的普遍隐性失业和集聚效应的浪费。
三、户籍制度与“伪城市化”
上文在解释土地制度造成双重结构性扭曲时，还提到了一个关键问题：由于排斥性的户籍政策和高昂的房价和租金，中国城市中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并不能在城市中定居，因而不能算是城市正式定居人口。根据这个特殊“国情”，中国官方在计算城市化率时已不再用城市户籍人口，而是改用城市常住人口这个概念。
所谓城市常住人口，即在城市地区连续居住时间超过六个月的人口。这种算法自然包括绝大部分的城市户籍人口，但也包括以打工和其他目的进城逗留，时间超过半年的外来人口。按这一定义计算，中国的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8%，一跃至2013年的53.7%。这一算法倒是符合国际通用标准。因为在没有户籍制度、不允许政府垄断所有土地交易的经济中，如果有人来自农村而又在城市地区逗留六个月以上，一般就被认为是城市人口的一部分了。
在中国官方公布的城市常住人口里，包含了2亿左右的农民工（他们并不是城市永久居民），相当于中国总人口的14%。学术界据此认为中国的真实城市化率应该扣除农民工的份额，因而只有36%左右，并将官方数字戏称为“伪城市化率”。
从目前数据看，只有10%左右的农民工能接家人和子女到城市，逐渐融入当地社区，成为城市的永久居民。问题是，有些“90后”的农民工，尽管没有城市户口，但其实他们是随自己的农民工父母在城市环境中长大。这些人毫无务农技能，更无农村生活经验，要他们在年岁渐增后返乡重新变为农村人，是不切实际的。两亿人口不是一个小数目，世界上总人口超过此数的国家不过五个。但让人痛心的是，目前这两亿农民工基本处于自生自灭状态，与城市的关系若即若离，在当地市民的眼中若有若无。
但根据上文提及的农业产值在GNP中比重下降的必然趋势，要想提高农民的人均收入，就必须将农业人口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移入城市工作、定居。但是，在现行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的双重障碍下，本来的好事却引发极为严重的社会后果——双重结构性扭曲。从基尼系数的计算方式可看出，如果50%的人口大致只能得到10%的国民收入，则城乡收入差必然不断恶化。这种局面继续发展，最后必然引致爆炸性的局面。
有一种说法是，发达国家当年靠对外殖民输出人口，才消化了本国的过剩人口。言下之意，当代中国迟迟无法消化农业过剩人口，似乎和中国的户籍、土地制度无关，而是失去了向外扩张和殖民的历史机遇。这种不寻找自身制度原因，首先怪罪于历史和外界因素的说法，十分误国误民。
首先，发达国家在19世纪向外转移人口时，中国也向世界，特别是东南亚转移了大批人口；第二，发达国家中也有未赶上殖民机会而仍实现高度城市化和现代化的，例如一些天寒地冻的北欧国家；第三，中国的东亚邻居们在当代废除了殖民主义的条件下，成功消化了农业人口的奇迹，即那些东亚邻居在人口密度远高于中国内地、耕地面积占国土面积比例远低于中国内地，又未向外扩张领土的情况下，取得了农村人口比重和农业比重几乎同步下降的杰出表现。由于这种同步，它们在高速增长时期避免了城乡收入分配的恶化，维持了较低的基尼系数值。
四、相对贫困化的中国内地农村
如果不果断地改革现行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基于以下原因，我担心农村人口会越来越相对贫困化，城乡之间的基尼系数值会变得更加难看。
第一，在现行土地制度下，农村会继续发生逆淘汰，农业日益由“老弱病残”呆板的经营，城乡收入差距必然日益扩大。
第二，在现行的土地制度下，由于进城务工人员不能出售耕地，因而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不愿放弃耕地。因此，真正愿意务农的农户无法稳定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无法提高收入，日益依赖政府的补贴和转移。农业自然难以提高自身活力，真正实现现代化。因而农村人口的平均收入相对城市平均收入日益下降。可见现行的土地制度是“三农”问题难以解决的最主要的制度原因。
第三，现行户籍和土地制度对来自纯农区的进城务工人口的排斥最为严重。在中央政府的压力下，各地政府现在也开始喊要吸收农村人口，但它们以户籍制度为理由，只吸收本地农民，况且位于郊区的土地也正是各地政府推行卖地财政所要征收的主要目标。结果是，郊区农民往往被非自愿地城市化，成为失地农民，虽然少数暴富，但更多人沦为城市贫民。
各地政府在现行户籍制度下，还可以名正言顺地拒绝来自纯农区的外地农民工。这些人毕竟是农民工的大多数，既没有本地户口，更没有具有区位优势的土地，在步入中年、成家立业之后，无法维持城市生活成本，大多只能重返老家。这就必然加剧城郊农民和纯农区农民之间的收入差别，同时也必然加剧全国的城乡收入差。
第四，中国目前有5000万左右的留守儿童，他们将日益成为中国社会的隐患。尽管这些儿童的父母在城里打工，他们却只能在农村成长，接受农村的教育。他们和城里的儿童在人力资本上的巨大差别将长期影响这两群人之间的收入差，因而扩大未来中国城乡间的基尼系数值，拉大中国阶层之间的收入差。
苏联在其长达70年的中央计划经济时代，根据政府官员的意愿，在西伯利亚和远东雄心勃勃地建立很多城市，又强迫本来位于欧洲的居民和企业迁往这些新城。可是，这些新城并不是由集聚效应驱动的内生型的城市化，并不具有可持续的内在活力。在目前强调自愿性和赢利性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这类城市露出了尴尬，不少人口和企业逐渐流走，城市陷于不死不活的状态，逐渐趋于消亡。
联想到中国过去劳民伤财地建设所谓的三线城市，以及最近30年来出现的不少耗资巨大，但始终没有人气的新区和新城，究其原因，都在于将城市化从属于政治需要、视为政绩工程，无视市场信息、无视城市化的真谛在于吸收农村人口。只凭长官意志，一味地搞脱离老百姓的实际需要，脱离国情的假、大、空，和当年苏联的所作所为何其相似。从中国过去30年的城市化经验来看，在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没有得到彻底改革的前提下，便要轰轰烈烈地推动新一轮城市化高潮，这种担心恐怕不是多余的。
五、中国如何实现公平、有效的现代化？
回顾历史，为了解决封建社会的人地矛盾，现代工商社会是借助科学技术，使农业剩余大量涌现，同时极大减少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的。这就使工商业的发展和城市化的推进在粮食和劳动力两方面无后顾之忧。工商业创造的源源不断的非农就业机会，使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农村人口得以安居。西欧和北美的国家用了几百年的时间，才完成了这个伟大的社会转型。
发人深省的是，农业所需劳动力越来越少，不等于农村人口能够自动转移到城市部门。在错误的观念和过时的制度安排下，农村人口仍可能受歧视、排挤，长期被滞留于农村。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便大力提倡“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工业化道路，以维持现行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祈望走出一条现代化不等于城市化的新路。下文会分析为何这条农村工业化的道路走不下去。但时至今日，提倡农村人口不要进城，提倡重新用集体化和合作化的方式将农村人口留在农村，以免城市出现所谓的贫民窟的人依然存在；或者虽然勉强同意城市化的必要性，但又希望将农村人口截留于小城镇，以防止所谓的大城市病的，也大有人在。
农村工业化道路，或小城镇工业化道路代表的是一条前无古人的路，因为目前的发达国家并没有选择这种路径，而是选择了通过城市化解决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路径。其原因不难理解。无论是生产的现代化，还是生活的现代化，都离不开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海陆空交通、电力通信、教育卫生等基础设施，无论其建设还是保养，都费资浩大，回报周期漫长。为了降低社会转型的经济成本，只有通过企业和人口在空间上的聚集，既可分享基础设施，又可分摊其巨大成本。这是一条规模报酬递增的经济学规律，城市经济学中也称为集聚效应从城市经济学理论看，城市之所以有内在的不断长大的冲动，是因为在任何给定的人口数量上（横轴），只要城市集聚效应（竖轴）带来的边际收益曲线还位于边际成本曲线之上，两者之间的面积所定义的净集聚效应就会推动城市人口和面积不断扩张。而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城市集聚效应带来的边际收益会逐渐下降，而边际成本则逐渐上升。城市自然的人口边界由这两根曲线的交点决定。。
所以，只要允许资本自由流动，企业必定在某些有区位优势的空间里聚集起来。只要允许人口自由迁徙和定居，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也必然聚集到这些特定空间寻找就业。企业和人口的聚集都是为了分享规模报酬递增带来的效率、就业和繁荣。城市的人口和面积的自然规模决定于净集聚效应是否已经被穷尽。只要净集聚效应没有被穷尽，就没有理由人为阻止人口的流入。同时，留在农业中的人口逐渐减少，所能利用的人均土地和其他资源却越来越多，收入自然日益提高，因而能有购买力逐渐改善自己居所周围的基础设施，享受现代化的服务。
集聚效应还有很多表现。例如，企业的集中意味着人口的集中，而人口的集中意味着人才的集中，为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人才的集中也必然导致知识和信息的集中，为知识和信息的快速传播提供优越的条件。另外，人口的集中又为社会分工的细化和深入提供必要的前提，分工则带来效率的飞跃和创新的加速。难怪各国都用高度城市化作为降低社会现代化成本，加速经济内生性增长的不二法则。可以设想，如果将企业和人口分散到广大空间，现代化的总成本不知会增加多少倍。
以城市化形式实现生产和生活的现代化，其实是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创举。在过去长达几百年的时间中，欧美国家在黑暗中另辟新径，摸索出这条彻底告别农本社会的现代化道路。其间经历各种社会动荡，乃至战争，才醒悟到其实无论是从效率还是社会公平的角度，现代化的道路就是一条冲破对人和其他生产要素的各种制度性约束，让各种要素在一国内，最终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自由组合的道路。这也是一条主要让市场机制担任配置资源，组织生产的道路。
在漫长的几百年时间里，欧洲先有文艺复兴，结束神性对人性的压抑；随后有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的发动，使理性恢复尊严；再后，有各种社会大变革，废除等级制度和各种特权，恢复所有人在法律面前和市场面前的平等、自由。中国作为战胜国参与其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则以《联合国宪章》的形式决定性地结束了基于殖民主义的旧世界秩序，为国家间的平等和全球性的自由贸易奠定了基础。为了社会公正和效率，要素总要冲破不合理的歧视和限制，获得自由流动和自由组合的权利，在市场价格机制的调节下，实现自己的最大价值，是一条最主要的经济规律。后起之国如果正视这些发达国家用血和生命摸索出来的经验、教训和规律，自然可以让本国避免经历不必要的动荡和巨大浪费，大大加速社会转型，降低转型的代价。
六、中国城市化：反全球发展之道而行的“弯路”
古今中外的历史都在证实一个经得起实践的道理：在一个迅速现代化的社会中，要让农村人口从农村加速转移出来，主要是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去，剩下的农民才有致富的希望。例如，相对于农业生产总值在GNP中只占13%的现状，如果今天中国只有26%，而不是55%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他们的收入就会提高一倍。由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前提是城市化，所以一般来说，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也就等同于城市化的发展。换言之，用城市化的途径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减少农村人口是一条实现全面现代化的普遍的经济规律。全世界都是走的这条道路。可是，对一些强调国情、“不信邪”的国人来说，虽然全世界都走的是这条道路，难道中国就一定要走吗？他们对城市化道路的质疑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搞现代化一定要搞服务业吗？服务业不是本身不创造任何价值，只是在流通领域中分享剩余价值的寄生产业吗？于是，本来可以大大吸收农村人口的服务业被长期打入“冷宫”。至今，中国的服务业所吸收的劳动力在总劳动力中的比重，仍比世界平均水平低5%～6%。如果能够提高到世界的平均水平，中国的服务业就能多吸收三千多万的农村人口。
其次，提倡搞乡镇企业让农民“离土不离乡”，如果亦工亦农的乡镇企业职工能够“织布东窗下，悠然见南山”，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农村工业化吗？搞现代化一定要发展大城市吗？看看当年的上海和香港，城市发展起来后，不是会有各种可怕的城市病，特别是会有大量的贫民窟吗？因此应该大力实行乡村小城镇化，严格限制大城市。所以过去几年，中国又自上而下，每年花费数千亿元，开启“建设新农村运动”。
但乡镇企业好景不长，不但逐渐凋零，而且逐渐私有化；农民工并没有因为“建设新农村运动”的兴起而更愿意留在老家，对毫无生气的许多小城镇也并不留恋，而是毫不犹豫地直奔遥远的大城市。为什么？虽然农村在逐渐改变之中，毕竟已经人满为患，难以谋生。小城镇房价确实低廉，可是去何处寻觅一份工作呢？即使勉强找到就业的机会，所付的工资极为可怜，实在不足以吸引农民留下。
显然，农民不会因为据说农村工业化和乡村小城镇化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就欣然牺牲自己的利益，积极配合。不过这样一来，如果连农民都对农村工业化和小城镇化不感兴趣，农村工业化和乡村小城镇化这条所谓的更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也就越来越露出显眼的破绽。
总结我们过去对农村的改造、建设就会发现，在寻找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中，我们的政府既要实现农村工业化，又要实现乡村小城镇化，还要建设新农村。总之，要走出一条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不同的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道路来。结果呢？我们的农民，在政府寻找中国现代化独特道路的漫长过程中，为各种社会实验埋单，时至今日55%的农村人口只能分到13%的GNP。
也许有人会说，今天中国城市化水平达到53.7%（官方数据），已经相当了不起。如果和我们非常低的起点比，确实如此。1952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只有12.46%（根据著名美籍华裔经济学家赵冈研究，宋朝时中国的城市化一度达到20%以上）；整个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没有什么变化，直到1978年才达到17.92%；真正提高是从1978年，特别是1990年以后开始的，199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达到了26.41%，1998年达到30.40%，2007年更达到45%。必须强调的是，尽管经历了30年的快速城市化，目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仍显著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更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而且，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模式隐含着不少严重的问题：第一，城市化主要吸收农民来打工，而不是来定居，这和全球城市化的普遍规律有很大差别，根据北京大学章铮教授的研究结果，农村中18岁至25岁的人到城市打工，“好像只是走了一圈，25岁以后大都又回去了”，真正在城市里留下来定居的人不多；第二，中国今后的城市化主要吸收中西部的农民进入城市，但由于他们收入水平、教育水平低，本地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达程度也和东南沿海地区无法相比，吸收他们成为城市居民的难度会越来越高；第三，30年来，由于中国现行土地制度的种种限制，城市化的成本已经变得越来越高，特别是在住房成本高企不下的情况下，作为城市化的主要人口来源，收入低、人力资本少的中西部农民却很难承受，接下来的30年，中国能不能保持同样的城市化速度是一个很大的疑问；第四，中国实行的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严重歧视、排斥农民进城定居，农民不但面临高昂的城市化房价，而且面对许多不友好的城市制度。
造成以上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现在中国的城市化变成完全由政府支配的过程。任何一个城市要向周边扩大，或者任何一个新兴城市要崛起，都涉及农田转为非农用地的问题。这个过程必须由政府出面征用才能完成。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城市化的土地供应完全由各级政府垄断起来了。为了使土地财政极大化，它们必然把地价越抬越高，给农民的补偿则越少越好。这么做不但使农民难以分享土地收入，使城市化的成本越来越高，也使政府供应土地和住房的责任越来越大。事实上，政府本身应该做的事情都忙不过来，还在搞这种本来应该由市场解决的事情，原因是其中的好处一言难尽，所以各级政府乐此不疲。只是这条独特的城市化道路完全违反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客观规律，肯定是一条不可持久的，也是对农民十分不公的道路。
如果城市化的成本降不下来，那么未来30年的城市化速度就会大大放慢，主要原因不是中国没有能力建造楼宇——各大城市满眼都是耸入云霄的高楼大厦，便是中国有强大的建筑能力的明证，而是这些白天令人羡慕的楼宇一到晚上往往黯淡无光，因为没有足够的有购买能力的人口前来购买或租借。现在大家都在讨论，十分疲软的楼市如果崩溃怎么办？我并不鼓吹楼市应该崩溃，但是我主张应该坚决引导房价逐步而有序地回归到人们的实际购买力所能够长期支撑的水平。如果中国做不到使房价下降到一般居民，特别是来自农村的人口买得起或租得起的水平，那么通过城市化吸收农民的速度便会再次下降。
本文摘自：文贯中《吾民无地》 东方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