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对托马斯·皮克提（Thomas Piketty）的近著《二十一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的反应彰显出人们对不平等性恶化的日益担忧。他的书为已有压倒性证据添砖加瓦，证明了收入和财富正在急剧地向最顶层集中。
此外，皮克提的书还提供了新的视角审视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三十来年，将这段时间视为历史的异常期，其出现的原因也许是灾难性事件能够刺激不同寻常的社会凝聚力。在这个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繁荣被广泛分享，所有群体都在进步，但位于低层的人群改善比例最大。
皮克提还提出了新的视角审视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在20世纪80年代所实施的“改革”，他们的改革带来了让所有人受益的增长提振。随之而来的是增长的减速和全球不平等性的高企，而增长所带来的好处大部分给顶层人群拿走了。
但皮克提的著作给经济学理论和资本主义的未来都提出了根本性问题。他记录了财富/产出比的大幅上升。在标准经济学理论中，这类上升应该伴随着资本回报的下降和工资的增长。但眼下资本回报似乎并未下降，倒是工资下降了。（比如，在美国，过去四十年来a平均工资下降了7%左右。）
最显而易见的解释是测得的财富增长并不同步于生产性资本的增加——数据也与这一解释相符。财富的增加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房地产价值的升高。2008年金融危机前，房地产泡沫在许多国家显而易见；甚至现在或许也不曾得到完全的“修正”。房地产价值的上升也体现了富人的“地位”商品竞争——争相购买海滨别墅或纽约第五大道公寓。
fenp2052有时测得金融财富的增长无非是因为一些“未测得”财富变成了测得财富——这一变化实际上可能反映了总体经济绩效的恶化。如果垄断实力提高，或企业（如银行）发展出更好的掠夺不同消费者的办法，就会表现出更高的利润，如果对此资本化，就表现出金融财富的增加。
但是，当这一幕发生时，显然社会福利和经济效率将下降，即使官方测得财富增加了。我们根本就不会记录与之相应的人力资本价值——工人的财富——的下降。
此外，如果银行成功地利用政治影响力实现成本社会化，同时留存越来越多的不当得利，那么金融部门的测得财富就会增加。我们不会测量相应的纳税人财富的下降。类似地，如果公司说服政府给其产品支付过高价格（大型制药公司在这方面做得相当成功），或者能够以抵御市场价格获得公共资源（矿业公司在这方面做得相当成功），报告金融财富就会增加，尽管普通公民财富的下降不会被记录。
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工资停滞和不平等性恶化，尽管财富在增加——并非正常的市场经济的作用结果，而是我所谓的“伪资本主义”作用的结果。问题后续不是市场应该如何作用或实际如何作用，而在于我们的政治制度，这套制度无法确保市场的竞争性，其所涉及的规则维持了市场的扭曲性，让公司和富人能够（不幸的是，他们确实这么做了）掠夺其他所有人。
当然，市场并不是存在于真空中的。必须有游戏规则，而游戏规则是通过政治过程建立的。在美国——追随其经济模式的国家也正在日益变得这样——经济不平等性高企导致了政治不平等性。在这样的制度中，经济进步的机会也变得不平等，进一步降低了社会流动性。
因此，皮克提的预测——不平等性程度还会继续加剧——所反映的并非不可撼动的经济学定律。简单地改变——包括提高资本利得税和遗产税、增加教育普及支出、严格执行反垄断法律、约束高管薪酬的公司治理改革、遏制银行掠夺社会其他部门的能力的金融监管等——就能显著降低不平等性，增加机会平等性。
如果我们为游戏设置正确的规则，甚至有望重塑快速且被各群体所共享的经济增长，就像二十世纪中叶中产阶级社会那样。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其实并非关于二十一世纪的资本，而是关于二十一世纪的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