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原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透露，由央行牵头的“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方案”正在抓紧研究制定中，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部署，金融体制改革方案即将公布出台。更有知情人士称，方案将涉及放宽金融机构准入门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允许境外企业在境内上市；大力发展保险业；完善汇率市场化改革机制，加快推进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等。
今年以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了财税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等三个领域的改革方案。近来国务院更是出台了一系列关于金融改革的文件，包括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支持发展方式转变经济转型升级，以及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意见，为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方案的出台奠定了基础。
当下金融改革舆论的焦点无疑是在金融如何在贷款数量和成本方面更好地服务小微和三农，而在金融机构和监管层看来则是如何更有效地防范和化解区域性和系统性金融风险。这无疑是一对短期内矛盾但长期内一致的政策目标，而核心在于如何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形成可持续发展的金融生态。
在安邦（ANBOUND）智库研究团队看来，金融生态系统的构建和形成需要立足公共政策的宽泛视野去审视并制订，而当下能够影响政策制定的主要还是体制内的政策研究部门，而这些政策研究部门恰好在体制内的各个系统都存在，并有着强烈的维护本部门利益的决心和毅力，它们并不能站在社会系统的角度去看问题，更不用说是解决问题了，但这对于决策科学化无疑是负面的。比如，长期严格的金融准入管制政策无疑是这一社会决策体系弊端的结果。因此，政策制定者的视野无疑是第一位的，也是决定性的。
其二，是金融本身的逻辑。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其对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金融政策的制定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如何理解金融政策的传导机制无疑也是政策制定的重要基石，尽管这个传导机制与经济体系和产业结构的效率关系极大。否则，即便两次定向降准支持三农和小微，实际政策效果比如到位资金只会大打折扣。
三是金融体系的构建问题。金融体系包括金融市场和机构，而由金融工具决定的机构业务以及监管层对市场的监管，对金融体系的运营效率和风险无疑具有重大的影响。
四要正确处理金融稳定和发展的关系问题。其中对稳定的理解就会存在重大的分歧。比如，是否继续支持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间接金融体系的稳定，但如果单纯以此来求稳并遏制金融创新，以及单一制社区银行等小微金融的准入和发展，乃至于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金融系统的熵值只会不断增加，系统缺乏创新动力之后反而会加速坍塌。而这其中，金融创新的速度无疑是个问题，如果太慢了，“陀螺仪”反而无法保持稳定。
五是综合经营和分业监管的问题。中国当下的金融改革是在金融创新非常不充分的情况下进行的，资产证券化、远期、期权、期货等金融衍生工具的发育落后自不必说，利率市场化在存款端还尚未最后实现。在分业监管都没有到位的情况下，综合经营更是面临复杂挑战，而改革的背景还是在社会信用体系严重缺失的情况下。
六是如何处理金融资本市场开放和稳定的关系问题。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商品贸易国，利益已经遍及全球，但资本账户开放一直困扰着中国资本追随国际贸易深入参与全球市场，并限制着中国居民通过资本市场分享海外企业发展的成果。
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需要打破部门利益藩篱，要站在公共政策的宽泛视野去理解决策科学化。而如何在准确把握金融自身逻辑的基础上去构建金融体系，拿捏金融稳定和发展的关系，妥善处理综合经营和分业监管的问题，并不失时机地推进资本市场开放，应当成为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