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经济增长受制造业驱动的观点已经保持了200多年的生命力，而服务业却曾被认为是不可交易的、卑微的、低生产力和低创新能力的。东亚新兴国家就是通过工业化的传统路径实现了经济腾飞。
但是，这种传统的经济发展路径在世界其他区域却遇到了障碍，尤其在低收入的非洲国家和南亚国家。的确，若干关于非洲经济发展的权威报告，如《非洲转型报告2014》、《非洲联盟议程2063》、《非洲发展银行的长期战略》、联合国经济委员会关于非洲的2013年报告和联合国贸易与发展2012年报告都对有限的工业或和有限的技术进步表示了担忧。事实上，制造业虽然是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引擎，但在许多非洲经济体中，制造业占GDP的比重趋于递减。值得担忧的是，如果不能实现关键的经济转型，非洲最近呈现的经济急剧增长之势可能很快会失去动力。
东亚新兴国家迅速崛起期间，非洲经济曾被边缘化，这引起了对于非洲低收入国家是否就此注定失败的怀疑。Collier（2007）曾指出，“底层的10亿人口可能会陷于贫困”。他们不得不等待转运的时机，等到像中国这样的巨型工业化国家变得富有，并且在制造业方面不再具有竞争力。当人们对此类担忧表示赞同，并认为其极具洞察力的同时，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历程表明，制造业并非唯一的增长动力，服务业同样具有动力，推动着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事实上，目前不仅对于低收入国家，对于高收入国家而言，服务业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贡献也大于制造业。
技术进步使得制造业变得更加资本和技术密集，其创造的就业因而减少了。某些形式的超前去工业化似乎开始出现（Rodrik，2013；Subramanian，2014），可能因为目前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和家庭购买制造品的支出明显少于购买服务的支出。这限制了后进国通过工业化实现经济发展的速度，但没有限制其通过服务业实现经济发展的速度。
的确，服务业的全球化是冰山一角（Blinder，2006）。在全球范围内，工业部门就业岗位不断缩减的同时，服务业的就业岗位正在持续扩张。这为通过发展大型服务部门实现获利提供了巨大空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后进国的经济发展可以放弃工业化，而应促进工业化和服务业齐头并进。
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将颠覆关于经济发展的五个长期信条：
·第一，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服务业的发展动力源于国内需求。服务业本身不能驱动经济增长，相反，其随着经济增长而发展。服务贸易受到限制，因为这需要买卖双方之间近距离或面对面的交涉。然而目前，这已不再是问题，技术进步使得服务可以像产品一样被生产、交易（Bhagwati，1984）。
·第二，全球服务贸易不断扩张，其增长速度超过了产品贸易（Ghani，2010）。可被数字化处理的服务的交易成本已经大大削减，且贸易不再需要与顾客面对面，也不再受到其他物流方面的限制。
·第三，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服务业的生产力低于制造业，并且集中在非正规部门。而今，技术进步、贸易和供应链条已经改变了服务业的特征。通讯和运输领域的创新将全球供应链条延伸到服务业，如同当初延伸到制造业的零部件生产一样。
·第四，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只有制造业部门才能创造出好的工作岗位。而今，这一情况在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都已发生变化。
·第五，服务主导型经济增长是兼容型经济增长，更加绿色环保，更具包容性，更加性别友好。
关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相关文献充分论述了，服务业不再具有低生产力的特征。Wölf（2005）指出，在30个OECD成员经济体中，服务业增加值份额实现了稳定增长。虽然传统服务业（社会和个人服务、酒店和饭店）的生产率增速较低，但是，现代服务业（运输、金融中介和通讯服务）的生产率增长速度可与制造业中高增长率的产业相媲美。
Jorgenson和Timmer（2011）运用欧盟成员国、美国和日本的样本数据，证明了服务业部门的异质性。Maroto-Sánchez和Cuadrado-Roura（2009）也发现了服务业部门在生产率水平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其中，欧洲国家的通讯和运输业、美国的批发零售业和金融服务业的生产率提升速度均与制造业相当。同样地，证据表明，服务业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就业和贫困减少的贡献大于制造业，尽管这一点尚未获得广泛认可。
这对非洲后进国家的经济发展意味着什么呢？服务业革命的前景表明，后进国家无需等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失去竞争力后才能迎来发展的转折点。服务的全球化为非洲后进国家提供了制造业之外的另一个寻求立足点的机会，他们可以专业化服务业分工的某一环节，从而大规模扩张，并最终实现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就像当初东亚新兴国家利用制造业国际分工实现经济腾飞一样。这一观点的核心思想是，随着全球化进程，服务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和交易不断扩张，低收入经济体基于其竞争优势实现经济发展的可能性不断提高。服务业领域的比较竞争优势同制造业一样。尽管一般性的非扭曲性政策对服务业和制造业同样重要，但是，其对在服务业实施特殊发展战略而言必不可缺。如同制造业，服务业的物质基础设施（强有力的通讯或运输支柱）、人力的基础设施（技术和教育）、良好的企业精神和贸易连接都需要更多的投资。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服务业日渐成为产业政策中的活跃成分。现在，当地的产业委员会在政策谈判中都会考虑到服务业，决策者也不再单维地只关注制造业导向型经济增长。因此，后进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比东亚新兴经济更多元的“增长扶梯”。但是，很难分辨哪种经济增长模型最适合低收入国家，这需要考虑很多因素，每个国家都有自身的特殊性。
然而，在解释此文提到的现象时，需注意下列问题：
·首先，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界限划分日趋模糊。制造业分类日趋细化，且原本包含在制造业附加值中的服务不断被剥离出来。但是，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服务业部门比制造业部门发展快速。
·其次，本文没有探讨服务业是否优于制造业。现在，后进国家拥有更多实现经济发展的推动杠杆。假设服务业起初发展较为迟缓，那么，非洲国家或其他低收入国家的服务业增长仅仅是经济赶超的体现。
·再次，关于部门间技术对经济增长和就业模式效应的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且发展迅速（Autor，2014）。随着贸易竞争效应的不断增强，技术效应已经从制造业部门中的生产活动自动化转向服务部门中信息处理任务的电子化。如果技术能使更多产品和服务变得可交易，那么，其进步并不必然导致就业机会的减少。本文最关键的政策启示是，目前，低收入国家要实现经济增长，需要更多元的“增长扶梯”，而不应该仅限于单一策略。
注：
本文原题名为“Can service be a growth escalator in low-income countries?”。本文作者Ejaz Ghani为世界银行全球事务组宏观经济和财政管理首席经济学家，Stephen D.O’Connell为纽约城市大学研究中心经济学系博士研究生。本文于2014年7月刊于世界银行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