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危机、国际安全危机不断，不稳定与不确定俨然成了过渡期国际关系的“新常态”。
2014年之夏，正值一战爆发百年的时节，世界多个热点同时升温且相互联动，国际形势格外纷乱多变，堪称“多事之夏”。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地区及有关国家内部秩序“新陈代谢”的过渡期特征也由此凸显，战乱动荡风险上升，中国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
一是马航MH17航班坠毁事件成为乌克兰危机加剧的转折点，美欧俄激烈博弈，俄西矛盾上升为现阶段大国关系主要矛盾。
事件发生之初,马航客机坠毁责任的矛头所指多为乌克兰东部亲俄武装及俄罗斯，俄因此成为众矢之的，西方舆论高压与制裁升级导致普京“压力山大”。目前乌克兰危机并未缓解，乌政府与分裂势力、西方与俄都在朝着对抗冲突的方向加码加压。俄8月12日开始向乌东部派出人道主义援助车队引发新变局，乌内战或将升级，并在一战百年之际重新积聚“新欧战”阴云。
美欧联手抗俄，因近期“监听门”、“间谍门”激化的德美矛盾趋缓;美俄针锋相对，地缘角力与意识形态争斗同步加剧。欧俄关系进一步趋冷，欧“仇俄”与“反普京”的情绪上涨。
虽受各方现实利益需要及各自实力局限，俄西关系尚不致崩盘，“新冷战”尚难开打，但金融危机后国际合作“主旋律”已被干扰，大国关系对抗性增大，国际战略氛围有转趋紧张险恶的一面。
二是加沙战火重燃，中东大变局“异化”为大乱局。以色列利用美欧俄聚焦乌克兰危机的“机会”，借口报复犹太青年被害，大举出兵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对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平民大开杀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罔顾国际舆论谴责与联合国安理会停火呼吁，一再逞强，导致巴勒斯坦平民尤其是儿童大量伤亡、家园被毁，制造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与此同时，利比亚陷入民兵混战，“后卡扎菲时代”军阀割据;叙利亚所谓“内战”继续僵持，西方扶持反政府武装的恶果日渐显现。
三是极端组织“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猖獗，伊政治与安全局势全面恶化。这个极端组织有如“病毒”一般迅速蔓延，接连制造骇人听闻的种族清洗与屠杀战俘惨案，严重威胁伊首都巴格达、北部库尔德人首府安全，迫使美国在撤军之后首次重新军事介入伊拉克。
与此同时，伊政权危机发作，不愿下台的“老总理”马利基与“新总统”马苏姆闹矛盾，马苏姆任命阿巴迪为新总理，伊新政府“难产”。伊斯兰教派矛盾与部族冲突难止，伊国家统一面临挑战。
四是埃博拉病毒肆虐西非多国，严峻疫情成为全球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这一非传统安全威胁不仅危及有关国家，而且开始影响到国际航空与经贸往来。中国义无返顾的医疗物资与专家援助则彰显了言行一致的“负责任大国”风范。
与此同时，包括台风、地震等在内，全球各类重大天灾频繁发作，生命与财产损失严重。
五是亚太安全环境变数增加，暗流涌动。阿富汗总统选举经历两轮，结果还是“搞不定”，美国仍旧“摆不平”，“塔利班”虎视眈眈，企图趁虚而入、卷土重来。近日美军少将被阿政府军中的激进分子枪杀，美国年底撤军存在变数，阿政局难安。
日本首相安倍顽固走否定二战侵略历史并争当军事政治大国的“右倾化”邪路，推进解禁“集体自卫权”立法，对外高调窜访，到处拉帮结派。
南海仍不“消停”，美国极力插手，在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上忽悠什么“冻结提案”。菲律宾狐假虎威，推销所谓“三步走”方案。日本恶意搅局，援助菲律宾、越南海警船。澳大利亚总理发表媚日言论，强化澳美军事安全合作，美日澳三角浮出水面。
把脉2014“多事之夏”，其根本症结在于世界、地区、有关国家三个层面的秩序转换，属于“新陈代谢”过渡期的失序、无序和“阵痛”。后金融危机时代地区危机、国际安全危机不断，不稳定与不确定俨然成了过渡期国际关系的“新常态”。
首先，当前国际形势动荡面显著上升，其深层次背景是，国际金融危机与“两场战争”导致美国的国力及“控局能力”下降，其战略重心“内倾”、“东移”，对外战略“总体收缩”并且不负责任，致使此前美国对外扩张干涉乃至侵略颠覆造成的“后遗症”集中爆发，“群龙无首”以致“地区大乱”，各类反政府武装组织趁机坐大，严重威胁所在国与地区的和平安全。
美国对当今不少乱局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奥巴马明显是在推卸责任。例如，对于伊拉克今天的乱局，美国难辞其咎，其先是在2003年以“莫须有”罪名推翻萨达姆政权，打破伊政治平衡与秩序，直至2011年底完成撤军，但伊稳定的新秩序至今也没能建立起来，以致战乱不已、恐袭不断，伊民众至今深受美国侵略战争之害。
其次，“转型”或“变天”国家“复制”西方民主，结果“水土不服”，权力斗争的“民主乱象”不已。前者如乌克兰、伊拉克等，后者如利比亚、埃及等，其内部秩序处于“新陈代谢”的过渡期，加之外部势力干涉，因而动荡不定。
再次，乱局深度影响大国关系与地缘战略态势。在大国关系上，俄罗斯成为西方现实而紧迫的威胁，被西方视为“真实的挑战者”，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国际危机的风暴中心和矛盾焦点。俄不会放弃对乌克兰东部势力的支持，俄西双方围绕北约东扩等的地缘矛盾及意识形态敌意根深蒂固。随着普京在诸多问题上强势挑战西方霸权，俄美、俄欧角力不断加剧，美国将被迫用更大的精力来对付俄。
在地缘战略上，随着东欧与中东北非冲突不断、持续“高烧”，美国“重返亚太”备受“干扰”，国务卿克里等四处穿梭、疲于奔命，奥巴马连休假都不得安生，美国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被迫“重返欧洲”、“重返中东”。
对中国外部环境出现的阶段性重要新变化，首先需一分为二，辩证看待。一方面，应善于捕捉新出现的对“战略机遇期”有利的因素；另一方面，高度警惕国际体系转型期和国际秩序过渡期的风险，强化危机管理，同时自主与适度承担“大国责任”。其次应妥善处理大国关系，有效经略周边，敦促有关国家共同珍惜、维护亚太和平发展与安全。还要大力预防海外利益风险，重点强化陆、海“一带一路”建设的安全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