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生于南京，成长于成都，在中国兵荒马乱时离开上海回到美国。28年后作为美国外交官回到中国，后来官至美国驻华大使。退休12年来几乎每年去中国5、6趟，为促进美中关系而奔走。他就是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Stapleton Roy）—―一位77岁的“中国通”，见证了中国从内战到封闭，由开放到崛起的70年变迁。
现任“伍德罗·威尔逊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主任的芮效俭，最近在他的办公室接受了我近两个小时的独家专访。虽年逾古稀，但满头银发的芮效俭精神矍铄、声音洪亮、思路清晰、思维敏捷。我们的聊天从他在中国的4段生活和工作经历开始。
童年记忆日军轰炸
1935年6月16日，芮效俭出生在南京，父亲芮陶庵是美国传教士，任教于金陵大学。出生后芮效俭与父母回美休假，3岁时回到中国。此时日本侵华战争已经开始，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西迁陪都重庆，而芮效俭则随同父母迁往金陵大学设在成都华西大学的校园，在那里度过了7年少儿时光。
芮效俭说，儿时的第一记忆是，日本人经常来轰炸成都，炸弹爆炸的地点离大学校园很近，他们家所住的房子有时候会受波及而损坏，有时候要半夜爬起来躲到防空洞里。
成都的夏天很热，父亲经常带着全家去峨眉山或雅安的佛教寺院避暑。芮效俭依然记得，那时候是坐卡车去，过河没有桥，卡车带了一堆木板，过河时要把木板卸下，搭起临时浮桥，过桥后收起木板继续前行。住在寺庙里，经常能看见和尚念经拜佛，香雾缭绕，给他留下有趣的童年记忆。
1942年美国空军来到成都，建起军事基地，以实施对日本的远程轰炸。那时候美军还没有夜间作战飞机，日本人继续经常趁夜间轰炸，目标是美军基地，但白天有美军战机阻击，就不敢来了。
1945年，父母带着芮效俭离开中国，乘美军螺旋桨飞机飞越中缅边境的高山区到印度，在印度呆了两个月后，搭船经苏伊士运河和地中海，在日本人投降前两周回到纽约。
少年见证中国内战
1948年，芮效俭全家回到中国，他的哥哥在上海美国人开办的寄宿学校里上学，他则与父母一起住在南京。此时解放军已经兵临苏北，偶尔会打炮。没过几个月，南京的美国学校关张了，芮效俭搭乘美国军舰沿长江东下，去上海与长兄会合。其间军舰遭遇炮火受损，在长江上抛锚好几天。到上海后没人接，13岁的芮效俭就自己找一辆三轮车，穿过整个上海城。芮效俭还记得，到目的地后，他拿出1个金圆券，因为金圆券在那个时候相对于法币太值钱了，车夫居然找不开。
1949年4月，南京被解放军占领，在上海的芮效俭兄弟俩与在南京的父母一度失去联络。美国的亲戚让芮效俭兄弟赶快回美，但他们希望继续留下来。5月份，上海战役打响，正在期末考试的芮效俭面对兵荒马乱，非但不害怕，还经常晚上跑到屋顶去看炮弹划过夜空的“美景”。有一次炮弹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爆炸，芮效俭还跑出去看热闹。眼看着国民党军队撤离，几天以后解放军就攻占了上海。
在上海等待了一个月后，芮效俭兄弟回到南京，与父母团聚。那时候正值中国政权更替，没人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上海的美国人学校也关张了，他们只好在南京继续学习课程。就这样又持续了一年，直到朝鲜战争爆发，一切都改变了。芮效俭说，共产党掌权之初，美国人并没有受到任何不当的对待，不同的是，美国人以往受到的特殊优待没了。买东西要跟别人一样排队，不过芮效俭的父母说，这才是正常的。
共产党执政后，美国在南京的使馆无法正常运作，后来就撤了。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人在大陆已经无法呆下去了，其父母在南京滞留了8个月，但芮效俭兄弟马上被送回美国。他们从英国人那里得到旅行文件，从南京一路颠簸到上海再到广东，自己扛着行李过罗湖桥，到香港新界，再从香港搭船，于1950年7月底回到了美国。
从此美中断绝来往，中国大陆与西方世界基本隔绝。芮效俭在美国先后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1956年毕业后考入美国国务院，任情报分析员。后来芮效俭前往台北进修中文一年，1959年在美国驻泰国使馆工作，1962年在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工作了5个月后被调往台北，在美国驻台北大使馆工作两年。
参与美中建交谈判
28年后，当芮效俭重返中国大陆，出任美国驻华联络处副主任时，他已经是苏联和中国问题的专家了。
成立于1973年的美国驻华联络处当时很小，职员不多，不享有外交使馆待遇，只能与中国外交部美国处打交道。芮效俭1978年6月份抵达北京的前一个月，当时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刚访问过中国，双方同意开始建交的秘密谈判。而芮效俭因为在美国国务院任远东司中蒙处任副处长时参与过美方立场的起草，熟悉情况，被任命为联络处副主任，就是要他协助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进行从1978年7月5日开始的美中建交秘密谈判。
芮效俭说：“当时联络处里的人不知道我们要进行秘密谈判，我们一方面与中国外长黄华谈，一方面通过特殊的渠道与华盛顿沟通，当时华盛顿只有6个人知道美中正在进行建交的秘密谈判。”
1978年11月，正当谈判进入最后阶段，美方等待中方做立场回应时，中方告知主谈代表黄华病了，由副外长韩念龙取代。芮效俭说，当时美方不知道黄华是否真病了，抑或是找个借口故意降格？于是跟华府沟通，最后决定还是继续谈。韩念龙通知美方，中方愿意结束会谈，达成建交协议，而邓小平要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时间待定。
一直等到12月，还没见中方安排会见日程。正与太太一起在桂林休假的芮效俭呆不住了，临时取消休假，赶回北京待命，又不能告诉太太为什么要临时取消休假。直到12月12日和13日，邓小平与伍德科克、芮效俭见了4、5次面，12月15日，美中宣布双方达成协议，决定从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芮效俭说：“那真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
建交密谈难点：对台军售
从1978年7月5日到12月15日，美中双方在北京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进行了5个多月的秘密谈判，谈判最大的难点是对台军售问题。芮效俭说，当时卡特总统已经决定，要与中华民国断交，关闭在台北的大使馆，从台湾撤出军队，停止共同防卫协定，但那时很多美国人认为不可能采取这样的步骤，因为那样华盛顿给人感觉是抛弃台湾，将之送给大陆，这在美国政治上是不可接受的。因此卡特认为继续军售很重要，但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表示，这是不可接受的。
芮效俭回忆，美中进行了一次特别的会谈，美方用非常谨慎的外交语言告诉中方，美国会继续对台军售。但到了最后一刻，华盛顿担心北京没有清楚地了解美国将继续对台军售的立场，于是指示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去见邓小平，清楚地阐述了美国的这个意图。当时邓小平非常生气，对美方最后一刻提出这样的问题很不满意，会谈的气氛变得紧张激烈。
此时美中建交的其它问题都已解决，包括建交公报都基本起草好了。邓小平问伍德科克：对台军售对中方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应该怎么办？当时并没有得到华盛顿明确指示的伍德科克只好根据自己的理解回应：美方认识到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但如果完全停止对台军售，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卡特总统就无法在美国国内推进美中关系正常化。虽然美方同意不会每年都出售，但完全终止是不可能的。在伍德科克看来，美中双方有外交关系，比没有外交关系更能较好地处理对台军售问题。
芮效俭说，当时伍德科克将其个人的评估坦率地告诉邓小平，邓小平沉思片刻，只说了一个字：“好”。就这样，美中两国同意建交，但对台军售成为悬而未决的问题。
虽然中美于1979年1月1日建交，但美国在台北的大使馆需要两个月时间处理善后事宜，因此在北京的大使馆到3月1日才正式开馆，并举行了仪式。随后美国在台协会成立，美国国会通过“台湾关系法”。芮效俭说，中国政府对此非常不满，美中关系在建交之初马上就遭遇危机，但他认为，当时美国需要“台湾关系法”，因为美台之间不再有外交条约，美国不再将台湾视为国家，需要有合法的途径在美国国内法之下，继续进行与台湾的文化、教育、商业往来，继续实施以往签署的十多个相关协议，寻找法律基础就显得有必要。其中有些元素在北京看来侵犯了中国主权，因此双边关系遭遇了一些困难。
邓小平受邀访美小插曲
芮效俭透露，当时邀请邓小平访美也有一个有趣的小插曲。因为当时还是华国锋还是党主席、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当时的官方身份是副总理。虽然美方知道邓小平是实际的一号角色，但在外交上如果指名道姓地邀请邓小平访美会有敏感性，于是美方的邀请只是说邀请中国政府高级领导人访美，但邓小平立即回应说：他接受邀请。芮效俭笑称：“这并不出乎我们的意料，但这必须由中方自己来决定。”
定下邓小平访美之后，美中建交的1979年1月1日，首任美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伍德科克举行庆祝招待会，邓小平与其他几位中国高级领导人前来参加。此时双方面临着非常紧迫的议程，就是在邓小平1月29日访美之前要完成美中之间的领事协议、文化交流协议、科技合作协议的谈判。
当时负责领事协议与科技合作协议谈判的芮效俭说：当时我们只有3周时间，而且中国春节也快到了，时间非常紧张，我们真是日夜兼程。美方打字员的手累得都抬不起来，而中方那会儿没有打字机，如果协议文本中有错误或需要调整的地方，就得送到印刷厂去，往往要等8、9个小时。双方就这样不分昼夜地工作，终于赶在邓小平动身访美之前，完成了美中之间三个重要协议的谈判和文件起草工作。
危难之际出使中国
1991年8月，芮效俭接替李洁明，出任第五任美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当时美中关系还处于“六四风波”之后的低潮期，虽然“六四风波”之后，美国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都访问过中国，试图恢复与中国官方的交往，但直到芮效俭上任，美国国内弥漫着视中国为畏途的氛围。芮效俭说：“我觉得这是一种没有希望的形势。当我赴任之前与布什总统会面以及抵达北京之后，我都提出我们要显示出政治勇气。鉴于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双方高层必须打交道。”
时任国务卿贝克展示了这种政治勇气，在老布什总统的支持下，他于1991年11月访问北京。这次重要的访问开启了美中再接触的大门，签署了一系列协议，但1992年美国向台湾出售F-16战机，激怒中国，这些协议的执行陷于停顿。这是芮效俭担任大使后第一件棘手的重大外交事件，为缓和两国关系，芮效俭尽力促成了美国助理国务卿克拉克和商务部长富兰克林访华，双方显示了可以迈向更多高层互访的姿态。
担任美国驻华高级外交官，注定是一个“救火队长”，既要代表美国利益坚持立场，又不能因美中利益矛盾而让这个重要关系陷入僵局。1991年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芮效俭对此深有体会。他在任上经历了美中关系的三次危机。
危机一：美售台F-16战机
美中建交时没有解决的对台军售问题，不时困扰着美中关系，在芮效俭1991年出任第五任驻华大使后不久，美国1992年向台湾出售F-16战机就成了他面临的美中关系第一个危机。
虽然中美1982年签署了“八一七公报”，美方承诺逐步减少对台售武，但芮效俭指出，当时老布什总统正谋求连任，而他的家乡得克萨斯州又是军工企业重镇，选举人票多，布什希望通过此次军售多拉一些选票。而美国情报界称，台海的“战机差距”正在扩大，因为中国大陆从前苏联那里得到了苏-27战机，有可能部署到距离台湾较近的福建，从而形成对台湾的威胁，因此他们建议应马上对台出售F-16战机，而布什总统只是批准开始为台湾建造F-16飞机，这样要到5、6年后才会交付。
芮效俭表示，当时他收到华盛顿的指示，通知北京这项军售计划时，他当然不能说布什总统批准这个军售的原因，只能将这项军售放在建交以来军售问题悬而未决的大背景下来说明。他说，中方足够聪明，知道这个军售主要是因为美国国内的政治原因，而不是要加强台湾分离的能力，但美中关系还是经历了一段紧张期，“我在北京走到哪里都是一片愤怒”，最后双方还是以合作的方式而不是对抗的方式，度过了难关。
危机二：“银河号”事件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1993年7月到9月间发生的“银河号”事件是芮效俭在大使任上面临的第二次美中关系危机。芮效俭说，这是因为美国情报机构认为中国的“银河号”货轮载有敏感化学物资前往与公开行程不同的目的地，而有趣的是，在这个事件的全过程中，美方得到中方很好的合作。
芮效俭回忆道，当时他将信息转告中方，中方表示已经进行调查，“银河号”上没有美方所说的化学品，问题在美方；而美国情报界坚持认为他们的情报是准确的，是中方不诚实。由于华盛顿不相信北京说的话，最后导致双方的对峙，美国舰机尾随跟踪“银河号”，局势更趋紧张。
芮效俭谈到当时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与他见面时，很严肃地对他说：“大使先生，我以中国国家主席的身份告诉你，我们调查过这个事件，船上没有你们说的化学品。”当时芮效俭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表态，赶紧报告回华盛顿，但没能改变情报界的态度。芮效俭说：“我非常生气，很努力地试图推动事情转机，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不可能既同意银河号接受检查，又给我们虚假信息，那很不能令人信服。”最后的检查结果证明，是美方的情报有误。
芮效俭强调，这起事件对美中关系有很大的破坏性，最后多位涉事美方官员因此被革职，实际上就是承认美方对此事处理失误，但问题在于，此事给中国人产生很坏的印象—即美国是个傲慢的国家，不能恰当地与中方打交道，虽然双方在整个过程中一直进行着合作与沟通。他说：“当时我作为大使，必须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尽管内心也怀疑我们的信息是否准确。”
危机三：李登辉访美
1995年6月7日至12日，李登辉访美掀起了芮效俭任上美中关系的第三次危机。芮效俭认为，这是因为美方内部出现严重误判。
曾经担任处理台湾问题的副助理国务卿的芮效俭判断，美国政府不会阻止李登辉访美，因为如果美国政府阻止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的李登辉访美，就会被认为是对台湾的不尊重，这样会激起美国国会的反对，国会那一关就过不去。
尽管如此，芮效俭相信，应当严格区分美国如何对待中国领导人的正式访问与如何对待与美国没有外交关系的台湾领导人的非官方访问。由此他认为，应当让江泽民先来访，在江泽民得到外交礼仪对待后，再批准李登辉来访。不过这样的话，李登辉访美的日期势必推迟。
当时华盛顿的政治环境仍处于“六四风波”之后对中国不利的氛围中，许多官员认为中国最高领导人来访，在政治上是危险的，他们不愿冒这个风险，也不允许李登辉来访。因此美方官员就告诉中方：李登辉不会访美。然而美国国会通过决议案，支持台湾领导人来访，美国政府最后一刻突然改变了主意，允许李登辉来访。
芮效俭认为，这里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美方先告诉中方不会有李登辉访美，而后又改变了立场；二是美方设立了规矩，规定李登辉访美期间不能从事与政治有关的活动，而实际上又无法执行。因此这个访问就难免对美中双边关系造成损害。芮效俭说，当时他正要从美国驻华大使位置上离任，处理这个问题觉得很棘手。
芮效俭指出，美国政府的本意是好的，并没有想给李登辉官方待遇，但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在此访背后起了作用。没有江泽民来访，体现美国如何礼遇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官方访问，以此形成鲜明对照，中方就很容易将李登辉来访解读为美国违背了与中方的协定。
美中较量最惠国待遇
1992年大选，老布什总统被克林顿击败，作为老布什任命的大使，芮效俭那时不知道是否还会在驻华大使位置上干下去，但他尽力悄悄建立中国政府与克林顿政府的沟通的管道，在克林顿就职之前，就促成中国副外长刘华秋访美，与即将入阁克林顿政府的高官会面。克林顿入主白宫后，将中国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挂钩，美中关系在1993年进入了困难期，两国在人权问题上争执不断，但1994年5月克林顿最终还是决定将中国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脱钩。
芮效俭指出，虽然他个人不太赞同在人权问题上没有取得美国想看到的进展就脱钩，然后又到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提案谴责中国的做法，但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脱钩终究使两国关系得以向前迈进，美国国防部长、劳工部长、商务部长先后访华，到1995年春天芮效俭离任时，美中关系基本上重新回到“正常关系”的型态中，但马上又发生了李登辉访美的事件。
芮效俭转任美国驻印尼大使后，美中高层互访的势头得以持续，终于导致1997年江泽民访美，1998年克林顿访华。然而随后发生的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以及克林顿因性丑闻面临弹劾，都使得美中关系遭遇波折。
轻车熟路地梳理着美中关系的这些脉络，芮效俭说，美中关系就是这样，起起伏伏，作为美国的使者，他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职责允许的范围，推动美中关系向好的方向迈进。
现代中国今非昔比
1999年11月，卸任美国驻印尼大使回到美国的芮效俭出任美国助理国务卿，直到2001年1月底退休，他在美国国务院服务了45个春秋。1996年芮效俭被授予“职业大使”（career ambassador）称号，这是美国国务院给资深外交官的最高荣誉，1956年设立至今，只有54人获此殊荣。
从公职上退休后，芮效俭出任“基辛格顾问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Inc.）副主席，霍普金斯大学-南京大学顾问委员会主席等职务，2008年5月起主持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
芮效俭说，总共去过中国多少次已无法计算，但退休后的这些年，他基本上每年都要去中国5、6次，参加各种外交学术交流与访问活动。至今芮效俭已经去过中国三分之二的省，他说自己尤其喜欢名山大川，也喜欢中国的多元文化。
童年时在中国经历过日本人轰炸，见证过中国内战，后来看到中国长期与世隔绝，直至重返中国，亲身参与美中建交过程，终于见到中国改革开放，融入世界，芮效俭承认，这些经历影响着他的中国观。他表示，自己一直大声说出中国的状况在持续改善之中，虽然还有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样受益。他说：“当你看到战时的中国，内战的中国，看到中国人曾经饿死，当你看到现在的中国，你会不由自主地想，中国在很多领域取得了进步。”
芮效俭说，1978年当他刚重返中国时，上海与他1950年离开时相比，基本上没什么变化，但今非昔比，上海已经是个现代化的大城市。尽管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还很大，福建与江西相邻，但福建远领先于江西，去贵州就更感觉不同，但现代化的进程在中国随处可见，比如交通运输系统比以前大大改善。坐过上海浦东机场到市区磁悬浮列车的芮效俭表示，有机会想坐一次京沪高铁。
练中文爱看武侠小说
芮效俭最近在他威尔逊中心的办公室里接受我的独家专访。当我问他成为“中国通”（old China Hand）的秘诀时，77岁的芮效俭开玩笑：“首先必须得老。”然后正色道：“中国通”自认为是中国问题专家要很谨慎，他们的一大特点是，对自己有多了解中国方面表现谦虚，他们宁愿不断地学习和了解中国，而不是以专家自居。
芮效俭强调，“中国通”必须能够理解中国人是怎么看待问题的，要学位换位思考。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同意中国的立场，而是意味着能够理解不同观点，这样才能找到共同地带。
中文流利的芮效俭认为，中文好对成为“中国通”是有助益的，但不是最重要的，美国有些很好的中国问题专家，中文未必很好，更重要的是良好的判断力，能从不同角度看问题。
从小在中国就学中文的芮效俭，1950年回到美国后一度疏离中文，但后来进美国国务院工作，到乔治城大学师从后来成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的王冀，重新学习中文，并且到台湾进修。因为要被派往前苏联工作，芮效俭也被派去学俄语，但他说自己不喜欢学俄语，在台湾学中文的必修课是读《人民日报》，但他也不喜欢。芮效俭发现，保持中文阅读水平的妙招就是找自己喜欢看的有意思的书。在台湾时，芮效俭跑书店去买中文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看，直到现在他还有一个小小中文图书馆，到哪里任职，就把小图书馆带到哪里。平时出差旅行，经常会带上一两本有趣的中文书，在旅途中阅读。
互联网时代，让芮效俭觉得中文词汇变化太快了，有时候与中国人用中文交流时，发现他们新词百出，听不懂，会感到有些尴尬。在他当驻华大使时，根本就没有“网络攻击”这个词，而现在却成了美中两国的热门词汇。
中文熟练使得芮效俭常能从中国官方表态细微的用词变化中捕捉观点微调的蛛丝马迹，比如在南海争端中，芮效俭就从中国外交部声明首次使用“声索方”（claimant）这个词，判断中国在南海领土主权争端上并非毫无商量余地，而有可能“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喜欢中餐，也是芮效俭与中国文化相关的另一个爱好。芮效俭说，在中国工作时，中餐是他的主食，美式餐食反倒成了休闲点缀。回到美国后，曾一起跟他在中国生活过7年的太太，偶尔也会在家给他做中餐，他们还经常上中餐馆吃饭。芮效俭表示，自己还喜欢中国艺术，家里收藏了不少中国工艺品。
少年在华成长影响中国观
在美国外交学界，一度流行“弑龙者”与“拥抱熊猫者”的区分。芮效俭认为，这是那些喜欢走极端的人互相打标签用的，但最好都不要走极端，关键是要理解美中关系的重要性，不管中美两国谁对谁错，都要处理好这个关系，而不损害两国的根本利益。如果站在这个立场上，有些领域就容易与中国合作，有些领域则要批评中国，反之亦然。
芮效俭说，只要你站在中间立场上，就不用担心被贴标签或者受攻击。他不认为自己属于这两者中的任何一边，也乐于继续保持在中间地带。他说：“就像当年我在苏联任职4年，正处于‘冷战’高峰，美苏关系很差，但我尽力使美苏关系不要从‘冷战’恶化成‘热战’，就不会干扰我与一个有很大分歧的国家打交道。”
当我问：童年和少年在中国的生活是否对您的中国观有影响？芮效俭给予了肯定的答复。他认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自己从小的玩伴是父亲所在的金陵大学里中国教工的子女，父母最要好的朋友也是中国人，那时还有一些中国大学生住在自己家，有些友谊是终生的。他说，在中国成长的经历，使得他既不会神化中国人，也不会妖魔化中国人，中国人就是人类的一部分，有好人，也有坏人，有诚实的，也有不诚实的。知道了这点，就不容易走极端，不会认为“中国的月亮比外国圆”，也不会因为中国某些地方不如人意就严厉指责。
第二，从小父母总是教育自己尽量从好处去想别人，看别人有什么优点。有时候人们想做好事，却以错误的方式，也就是好心办坏事，不要因为其做事的方式是错的，就完全拒绝他的好意。芮效俭说，这对他后来的职业外交官生涯很有帮助，因为国与国的关系也是这样，要努力了解对方的真正意图，而不只是看表面的方式。
作为最后一位在华担任外交官的美国传教士的儿子，芮效俭承认现在的美国外交官，没有在中国生活的经历，很多是公事公办的职业外交官，但他认为，随着到中国留学、工作和生活的美国学生越来越多，当他们最终进入国务院工作时，情况就会发生改变，有了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经历，对中国社会有更深刻的理解，就不会完全是公事公办，会更多地在工作中融入生活阅历与人文情感。“中国通”的特质之一就是愿意长期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他说，中国外交官也一样，现在有这么多中国学生在美国长期生活和工作，对美国社会和权力运作更加了解，将来如果他们从事外交工作，就更容易沟通。这就是为什么两国人文交流和教育交往非常重要。
最敬重邓小平坚韧不拔
两度派驻中国，从外交官职务上退休后，还经常穿梭于美中两国，并参与美中“二轨对话”，芮效俭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历任领导人都见过面，有些交情还不浅，比如邓小平就多次与芮效俭见面。
问他最崇敬哪位中国领导人，芮效俭把邓小平摆在第一位。他说，邓小平做了困难的事情，而且做得好，将中国带出“文革”，与美国建交，开启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胆之路，并且朝那个方向持续前进，使中国以当代前所未有的速度向现代化迈进；邓小平也率先垂范，为降低中国领导人的平均年龄和中国领导人的机制化交替做出了巨大贡献。
芮效俭最欣赏邓小平拿定主意、认准方向要做的事情，就坚韧不拔地去推进，碰见障碍时，也许会放慢脚步，但一旦时机来了，就会继续不遗余力地推动。1989年后当人们对中国的方向感到悲观时，邓小平南巡使中国重新回到了他设定的方向上。
芮效俭尊敬朱镕基，认为他是一个出色而有成效的领导人，领导中国为加入世贸组织做准备。他既强硬，又愿意随机应变，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芮效俭也喜欢江泽民，他说，江有西方领导人不具备的品质，好奇好学，爱提问题，在西方国家参观技术公司时，总是不断地询问，而不像西方领导人，不爱发问。
芮效俭还提到中国80年代末的价格改革，认为正是那个以市场为导向的价格改革，使中国经济过去30年持续增长。芮效俭说，没有市场经济，中国的商品不可能像现在这般丰富，记得他1978年第一次到北京任职时，市民是不能随便买自行车的，而外国外交官买东西也要到专门的友谊商店。
45年的外交官生涯，也使得芮效俭与美国多位领导人和高官共事过。他最崇敬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博士，是他们表现出色的领导力，抓住机会，采取勇敢步骤，打开了美中关系大门。他说，如果当年尼克松总统没有向毛主席表达访华的意愿，而是派副总统去，美中关系正常化进程就会困难得多。因此好的领导人不仅能准确判断形势，也要勇于采取必要步骤去实现，尼克松和基辛格在这方面表现了伟大领导的品质。
芮效俭尊敬卡特总统，认为他在处理美中关系正常化有不同选择时，选了最好的一个，即正式建交。他说，当时卡特面临国内政治的重大挑战，没有卡特总统，就无法实现美中建交。“我无法想象，如果美中建交拖延到里根总统，会发生什么事？里根会否采取必要步骤让美中建交？我回答不了。”
芮效俭对他曾经的老板舒尔茨国务卿印象颇深。他说，一个聪明的国务卿知道如何让手下忠诚卖力，献言献策，并付诸实施，在舒尔茨领导下的国务院有效地执行政策。芮效俭也非常敬重老布什总统，是他与贝克国务卿在苏联崩溃的困难期，维持美俄关系，也度过了美中关系的困难期。
在美国研究中国问题，成天萦绕耳边的不是“中国崛起”，就是“中国崩溃”。1956年从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毕业的芮效俭喜欢从历史的角度，研讨这两种论调。他认为，研究中国崛起可以透过别的大国崛起的历史来发现规律，比如美国崛起的过程也总想做好事，但当年成为大国的时候，变得更加傲慢，打了不该打的仗，对别人进行殖民统治，这些都是在民族主义的荣耀下，伴随国家快速崛起而做的。
芮效俭指出，中国提出和平崛起、和平发展的概念是明智的，但目前还没能完全理解民族主义对中国的危险性。现在中国执政者面临的问题是，当民众要求对外更强硬时，如何处理与其它国家的外交关系？中国要保持在和平发展的轨道上会更困难。他承认，中国面临的地缘环境比美国复杂得多，有不少领土争端，如何使和平发展的概念变成实际行动，非常困难。
对于美中关系，芮效俭认为，最要紧的是避免美中两个大国走向对抗，但令人担忧的是，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衰落论甚嚣尘上，处理美中关系中的竞争性因素变得更加困难，这对两国领导人是大挑战。他说：“看历史，当新兴大国与既有大国走向对抗或战争时，两败俱伤，双方要尽量避免这种状况发生，但知易行难。”
芮效俭表示，他对美中关系的前景是悲观与乐观交加，悲观的是美中关系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理，乐观的是相信两国领导人能妥善处理关系，重点应在乐观的一面。
对于“中国崩溃论”，芮效俭不愿简单抽象地判断。他说，历史告诉我们，没有人能永远站在巅峰上，国家兴衰取决于领导人能否及时改变，应对出现的困难，管理好内部事务。
芮效俭以台湾为例，当年台湾开始放松政治管制时，政府是由20%的外省人掌控的，而台湾80%的人口是本省人，如何从20%到80%和平地转移权力，开放政治体系，又不会导致政局不稳？蒋经国做到了。他说，现在台湾由主要的两大政党轮流执政，其受欢迎程度也取决于其行为与政策，就像民进党执政时试图从中国分离出去，他们会发现没有内部的支持，也没有国际的支持，现在国民党执政，也会考虑内部民意是否支持他们与大陆进行政治谈判。作为领导人，就应当面对困难，做好准备，和平处理。
芮效俭强调，中国大陆也是同样的道理，这不是中国会不会崩溃的问题，而是领导人能否在不产生社会动荡的情况下，主动适应形势去改革的问题。他说，中国30年经济快速发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提高了人民的愿望，他们希望有更多的自由；中国的民主本身就有台、港、大陆的多种模式，中国人是聪明的，未必要照搬西方的模式，要根据中国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道路，但如果以老方式处理快速变化和不断开放的社会出现的新问题，就是危险的思维。
芮效俭说：“习主席说的那句话绝对是正确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你们就是要采取实际步骤，来适应中国变化的形势。”
今年6月16日即将迎来78岁生日的芮效俭现在仍然忙得无法静下心来写自传，好在美国国务院有个项目，通过面谈，为资深外交官写历史记录。现在还没打算在家赋闲的芮效俭说：“我的哲学是，只要有让你感兴趣的事情可干，就一直干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