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市场管制导致中国经济产生了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等多方面的严重扭曲。
肯定要素市场管制的积极作用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其所导致的日渐显著的巨大代价。要素市场的价格双轨制不可避免地出现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存在寻租空间容易滋生腐败等问题。更为严重的是，要素市场管制还导致中国经济产生了收入分配结构失衡、总需求结构失衡、消费结构失衡等多方面的严重扭曲。
收入分配结构严重失衡
当前中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81年中国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仅为0.29，但2000年以来该指标已迅速突破国际警戒线0.4，并长期维持在0.47以上，2008年更是达到了0.49的历史峰值；2005年OECD国家的均值有0.31。不仅如此，两类证据表明官方收入基尼系数可能被低估了。
要素市场管制是怎样导致初次分配失衡的？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由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等组成，农村居民的收入由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等组成，其中除了转移性收入属于非要素收入之外，其余部分均属于要素性收入。长期以来，中国居民收入绝大部分都来源于要素性收入。究其原因，居民部门是资金、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的提供者，要素价格管制虽然有利于国家和企业凭借低成本激励扩大投资，但是居民部门收入却大幅萎缩。
就资金市场而言，利率管制导致家庭财产性收入受损。由于中国金融市场尚不完善、居民缺乏银行存款以外更有吸引力的投资渠道，中国居民的存款占比很高。2012年中国城镇家庭以存款形式持有资产所占比重达到了23.7%，城镇最贫穷10%家庭存款占比更是达到了33.5%；而2010年美国家庭以存款和现金持有的资产占比只有4.3%，美国最贫穷10%家庭存款和现金占比也不过16.5%。利率管制严重压低了存款利率，因此中国居民家庭的利息收入偏低。1996～2003年，实际存款利率尚且达到3%的水平，家庭利息收入占GDP的比重在5%～6%。然而，2004～2012年实际存款利率却降到了负值（-0.3%），在居民储蓄占GDP的比重从45%左右提高到70%左右的情况下，利息收入占GDP的比重反而明显下降，2009年利息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2.5%。
就劳动市场而言，劳动市场扭曲导致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较低。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偏低，这反映出工资性收入偏低的事实。
就土地市场而言，地方政府垄断了征地权，农民无土地处置权，地方政府在征地过程中对农民权益的保护和补偿严重不足，导致居民基于所承包土地而获得的收入偏低。
总需求结构严重失衡
要素市场扭曲有利于投资和出口，但是不利于消费。主要有三条机制。一是要素市场管制下的低要素成本尤其是低利率有利于刺激投资。二是要素市场管制下的低要素成本尤其是低工资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增强了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有利于出口。三是要素市场管制下居民的要素收入偏低，从而可支配收入偏低，最终抑制了居民消费。
在以上三条机制的作用下，中国总需求结构出现了严重失衡，体现在投资率过高和居民部门消费率过低。投资率已经从2000年的35%大幅提高到了2011年的48.5%。相比之下，全世界平均投资率仅为20%左右，即便放眼历史，各国投资率峰值也明显低于中国：OECD国家投资率最高仅为26%；日本、韩国和新加坡投资率峰值分别为38.8%、39.7%和46.9%；巴西、墨西哥和印度三个新兴经济体投资率峰值分别为26.9%、27.4%和38%。中国投资率较高是不争的事实，在投资率持续走高的同时，中国居民部门的消费率一路下滑，目前已经降至国际和历史低位。中国居民部门消费率已经从上世纪70年代的65%降到了目前的34%，大幅低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60%以上）。以投资率过高为主要特征的总需求结构失衡导致经济过热、资产泡沫和产能过剩的风险大大提高，削弱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过高的投资率还“挤出”了居民消费，导致居民福利水平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同步提升，长此以往将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消费结构失衡：海外消费取代国内消费
中国的消费需求不但仍然存在可支配收入过低和预防性储蓄过高导致的消费疲软等老问题，而且还出现了消费转移的新现象，即海外消费正在取代国内消费。据统计，中国境外游客购物支出超过了总消费的三分之一。而且，消费转移存在财富外流的可能性。
消费转移的表面原因是人民币“外升内贬”。一方面，人民币对外升值使得在海外购物变得更加便宜。另一方面，同期中国CPI上涨了25%，如果将房价上涨等考虑在内的话，CPI涨幅将更加惊人。因此，相比在国内消费而言，人民币可以买到更多的国外商品，从而激发了居民海外消费的热情。
消费转移的后果是加大了国内企业的生存压力，抑制了国内消费。另外，由于富人比穷人拥有更多从海外购物的渠道，在贫富悬殊的当今中国进一步加大了本已突出的社会矛盾而不利于社会稳定。
1.要素市场改革不是简单地放松价格管制，而是要构建完善的竞争性要素市场体系。
其一，市场化改革是指竞争性市场的市场化，而市场主体的多元化才能确保市场价格是竞争性价格而不是垄断价格。对于要素市场而言，如果市场主体是少量的甚至是单一的，那么即使政府放松了价格管制让市场自由定价，也得不到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的市场化价格。这一点务必特别注意。
其二，生产要素产权明晰是要素价格市场化的前提。产权明晰是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从而进行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产权不明晰将导致所有者利益和外部成本难以体现在要素价格之中，也就无法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市场化要素价格。产权在土地和矿产资源价格市场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尤为关键。土地方面，如果不明确土地所有权归属、不全面落实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即便要求地方政府按照土地的市场价值补偿被征地农民，地方政府依然会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强行征地，而农民依旧不可能拥有足够的价格谈判能力，土地价格自然不能真正市场化。矿产资源方面，现行法律只是笼统规定了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属于国家，然而对使用权和收益权的界定并不到位。如果不进行产权改革，很可能出现的局面是少数国有企业继续无偿或者以很低的成本获取矿产资源，而且它们依然不会考虑生产活动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外部效应，最终不可能形成完全市场化的矿产资源价格。
2.各要素市场的情况不同，应该区别对待、分类改革和有序推进，不可混为一谈和急于求成。
目前，按照改革难度与破局可能性可以将要素市场改革大致分为三类。这三类改革需要区别对待、分类改革和有序推进，不要幻想毕其功于一役。
第一类改革的难度相对较小，改革方向明确，比如以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人民币自由兑换为核心的金融市场化改革。表面上看，这类改革很难推进，因为它动了政府及其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的奶酪，既得利益集团十分强大，但是，相比其他要素市场改革而言，恰恰也正是因为改革的利益受损者是国家反而相对容易推进。
第二类要素市场改革的难度相对较大，主要是法律障碍较多导致目前思路还不够明确和试点经验还不够成熟。这一类改革的难点在于产权没有理顺，中期内也很难理顺。以土地市场改革为例，由于相关法律不完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不能有效落实，导致农民土地权益屡遭侵犯。比如，《物权法》规定“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能抵押”，农民所承包土地使用权的金融功能被限制住，无法借助于土地使用权为农业生产筹集资金。此类改革涉及到立法的调整和完善，难度相对较大。
第三类要素市场改革看似简单其实难度最大。劳动市场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户籍制度改革，由于户籍制度改革涉及到既有利益格局的巨大调整，不仅面临来自于地方政府的阻力，而且还有广大城镇居民的阻力，因此这类要素市场改革的难度最大。一是，户籍制度改革会加重地方政府负担。如果进行户籍制度改革，那么政府需要为新增居民提供医疗、教育和社保等公共服务，同时不能再获取廉价劳动力，这对于地方政府有害无利。二是，户籍制度改革会触动既有城镇居民的“奶酪”。其中最突出问题在教育领域，新增城镇居民子女要与既有城镇居民的子女分享有限的教育资源；现行高考招生指标分配制度下，新增城镇居民子女更是直接“抢夺”既有城镇居民子女的大学入学名额，既有城镇居民对户籍制度改革百般阻碍。可见，在推进改革过程中，既需要进一步解放城镇居民的思想，又需要中央政府的顶层设计，还需要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为改革买单，因此户籍改革难度将会非常大。
3.只要积极发展民营经济，要素市场改革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有限，不会导致中国经济崩溃。
拖延要素市场改革无非是基于新老两种考虑。老的考虑是要素价格管制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来激励投资和出口以维持高速经济增长，而新的考虑则是担心推进要素市场改革会导致中国经济崩溃。老的考虑现在已经意义不大，新的顾虑似乎有道理，特别是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增长趋缓的次高速增长时期。中国经济有个特点，那就是形势好的时候喜欢总结经验甚至上升至模式的高度而当然不愿改革，而形势不好的时候则担心改革会加大对经济的冲击因而又不愿意改革，因此改革总是喊得多做得少。
要素市场改革红利要在长期才能体现。要素市场改革对中国经济确实存在冲击，对国有企业的冲击将尤为明显。以利率市场化改革为例，利率市场化之后，中国的实际贷款利率水平将会上升，因此企业的资金成本将会升高，进而对全社会的投资活动产生抑制作用。笔者的研究结果显示，利率市场化之后，实际贷款利率将从3.66%提高到4.59%，涨幅达到25.4%。在此影响下，全社会生产规模将明显萎缩，全社会资本存量会下降10.3%，而总产出水平的降幅将达到7.2%。利率市场化之后，国有企业将会首当其冲，国有部门的生产规模可能将迅速萎缩。如果同时开展劳动、土地和资源等要素市场改革，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投资成本将会进一步提升，可以预期，总产出的下降幅度将会更大，因此要素市场改革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是不容忽视的。
要素市场改革和国企改革同时推进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改革负红利。要素市场改革对中国经济产生上述冲击的前提是单独进行要素市场改革而其他条件不变，如果中国的要素市场改革不是单独进行，而是与国有企业改革等其他改革联合推进并积极发展民营经济，那么将不会导致中国经济崩溃。中国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府改革和法制体制改革等方面，而经济体制改革主要包括要素市场改革和国企改革等内容。如果在要素市场改革的同时限制国企垄断力量、积极发展民营经济，要素市场改革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将会有限。长期以来，电力、电信、石油和金融等重要行业都被国有企业垄断，尽管“旧36条”和“新36条”理论上大大提高了垄断行业向民营经济的开放程度，但事实上普遍存在的“玻璃门”和“弹簧门”等隐形障碍继续阻挡着民营中小企业的进入。要想真正发展民营经济，必须深化国企改革，限制国有企业的垄断力量，为民营企业创造充分的发展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