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香港高校来内地吸“状元”引发两地高校比较热潮，更隐隐牵动内地高校“国际化”之阵痛与迫切。今年，辽宁复读生刘丁宁再次摘取本省文科状元桂冠，入读北京大学中文系，而一年前她刚从香港大学退学。“刘丁宁事件”代表了内地状元“回流”态势，尽管并不普遍，但同样激起了内地舆论与教育学界的热议。
应该说，在这些争论中，很多比较和认定并不完全符合事实，而“刘丁宁事件”也不具有真正的典型性和普遍意义，不宜过度解读。但在笔者看来。总体上，港校和内地高校之间的确存在着很多来自各个层面的差别，笔者仅以高校最重要主体——学生为例，作一说明。
在内地，笔者主要为任职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讲授通识经典课程，所面对的学生是经过高考拼杀和进入北航后的二次选拔进入实验班的，应该是属于内地学生中的精英。在香港，笔者也接触过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他们是另外一类精英群体。二者之间还是存在一定共同点的，即都有着适合自身的读书、学习方法和相对优秀的学业学术基础，即使没有大的高教改革，按照他们既定的学习与成长模式，也会在各自环境中继续保持学业优势和前途。
关于两地学生的差异，笔者认为主要存在于以下方面。
第一，基础教育的差异导致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差异。内地学生基础教育的特点是政治教育吸收道德教育和通识教育，在核心能力上以数理基础见长，对西方价值观存在精神上不适应和功利心理上趋向的矛盾性；而香港大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以教会教育和自然科学教育为中心，价值观与西方趋同，不存在严重的文化冲突和调适成本。
第二，自我关注与团队合作张力。内地学生由于基础教育阶段面临过度激烈的竞争，在学习上的自我封闭性和自我关注较为突出，团队合作意识与能力较弱；香港学生在教会教育和西方合作文化下，一般具有较高的团队意识与协作能力。
第三，英语水平与国际化视野的差异。香港是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城市，香港学生的英语水平，特别是表达能力一般较内地学生为优，但内地学生的词汇量和阅读同样有优势，内地学生对历史和世界的理解要比香港学生更深、更全面，且其中包含着强烈的通过学习西方和国际化而实现民族复兴的集体抱负意识。
第四，对汉语的态度以及政治文化认知。内地学生尽管方言种类更多，但普通话已成为共同的语言。在政治上，尽管对体制有所疑问，但整体上相信可通过改革加以完善；而香港学生则将汉语理解为狭义的粤语,在政治上则激烈反对在香港推行国民教育，对内地政治体制与文化缺乏深刻理解和认同。
关于两地学生的精英化和功利化也值得比较。有种说法称，香港高校比大陆高校更加“功利”。对此，笔者觉得似是而非。前几年，内地曾有一种“精致功利主义论”，而内地大学生的“功利心”不是从上大学第一天开始的，而是从小就开始的。在这一点上，倒是香港的基础教育阶段相对不那么功利，学生对自然科学和教会伦理的学习与实践可以相对从容进行。
事实上，大学阶段的功利性，内地与香港其实差别不大，这与过度激烈的就业竞争以及大学生群体的“精英”意识都有关系。基于历史原因和学科优势，香港高校更适合培养商业精英，培养法律、金融、会计、医学等高度国际化和应用性的高端人才，而内地顶尖高校则更适合培养政治精英与文化精英，培养国家新生代具有自身文明基底和国际视野的政治领导者阶层，培养具有文化生产和表达能力的新知识分子阶层。
当然，随着内地法治转型的加速以及国际化程度的提升，面向国家立法和治理的“政治家型”法律人，以及面向国际高端法律业务的“技术型”法律人才也应成为内地顶尖高校的优先培养目标。这就要求学生在择校时不要盲目于国际化表象和大学排名，而是真正根据自身的专业兴趣以及目标高校的优长来作出理性抉择，避免刘丁宁那样的特殊事件——她是有勇气的，但首次选择同样反映了盲目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