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对话：在即将到来的“十三五”，中国在经济转型和循环经济发展上，可能有什么样的变化？
黄海峰：我预计，中国在“十三五”之后，将真正迎来绿色浪潮。如果你不主动迎接，世界绿色浪潮就会把你吞噬掉。现在中国部分城市出现的生态移民潮，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态环境而举家移民，这也造成中国私人资产的流失。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不就是让老百姓富裕吗？但是我们应该改变过去单纯的“逐利经济”。
“十三五”将是中国绿色经济高速成长的阶段。除了中国向绿色发展的必要性，中国领导者也在转变观念。现在我们已经不再单纯以GDP作为政绩考核，如果环保没有保证，官员考核仍然不合格。习近平主席提出“青山绿水”才是生产力，这对环保产业是一个利好。
从产业角度讲，中国的环保产业，有近千亿的发展空间。经过近几年污染和环境事故的冲击，治污已势在必行，所以我认为环保产业的大力提倡和发展将是“十三五”最重要的内容。
罗红波：十三五期间，中国的绿色经济将是重中之重，作为世界第二的碳排放国，中国向绿色经济的转型，也会在国际社会中起到重要作用。
中外对话：绿色经济转型，会逐渐放弃中国长期以来的高投资、低技术含量的发展方式。这是否必然导致局部经济的衰退？技术和产品的升级是否会对向中国输出工业产品的欧洲产生影响？
黄海峰：在向绿色经济与循环经济转型的过程当中，高耗能和高污染的企业必然会有所萎缩。但是，新兴的产业可能迅速发展起来，这是经济转型的必然过程，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因此进入真正的可持续发展。非营利组织“国际生态发展联盟”将在四川省宜宾市推进的一个项目，正好是一个绿色转型案例。
罗红波：这是国土资源部引荐的项目，目的是促进那里的产业升级转型。项目将在宜宾屏山县一个没有开发的古镇展开。现在那里的主导产业是用竹子制造上坟用的纸，技术低下，污染非常严重。
“联盟”计划帮助当地农民引进具有先进生产技术和环保技术的竹产业。目前，原来的手工业制纸已经全部停止了，以后在家庭作坊工作的人都到厂里去上班，努力实现就地转型和产业升级。当地还有特有的森林资源，古镇文化等，“联盟”还会帮助当地进行生态旅游文化的挖掘，保证发展形态的多样性，并尽量保留其原生态的特质。中国要走这样的发展路线才是可持续的。
至于欧洲，他们拥有发展绿色经济的先进技术和很高的生产安全标准，同时也掌握环保技术，中国在进行绿色转型的过程中，需要引进欧洲先进的环保材料和环保技术。所以，中国经济的转型产生的波动对欧洲的影响不大，只是经济增长点转变而已。
中外对话：中国的大范围严重雾霾，也加大了中国能源转型的迫切性。德国能源转型的成功经验，在中国是否可以复制，又有哪些是值得中国借鉴的？
黄海峰：很多地方是不能复制的。从宏观方面看，两国存在社会制度的差异，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从微观方面看，关于对该技术的运用方面，还存在政策上的问题，例如电力入网方式等。
德国的能源转型，一是取决于市场机制，二是取决于安全考虑。德国的光伏发电发展迅速，是因为发展初期政府对光伏有大力度的补贴，加上光伏的分布式入网便利，社区的太阳能电力也可以卖给国家电网，自然能占领市场。风电也是如此。此外风能和光伏的安全性也高——德国国家小，它要求稳健的发展，所以放弃了核能。
能源政策方面，德国的政策制定会遵循市场和民意。中国的转型，政策的影响力很大，但是缺乏市场导向，各地发展受到利益部门和行政干预，电力入网也不方便。如核电的发展，单纯是因为国家的发展计划，缺乏当地居民的意见，造成核电周围的房地产市场销售困难。
各地政府在兴建项目中，应该及时征求民意，将环境的评估机制和绿色审计管理体系建立好，德国的经验值得中国学习。
罗红波：中国的风电、光伏发展，瓶颈主要在入网。风电主要是缺乏规划造成了爆发式增长，发电质量上不去。同时，中国的电网是分割的，入网技术还有待发展，这些都限制了零散电力的入网。此外，管理和技术上都与德国都有差距。当然，德国能源转型的经验对我国还是有借鉴意义的。
中外对话：中国发展循环经济，有何国情禀赋，又有何障碍？
黄海峰：中国已经接受了发达国家的循环经济理念。同时也摸索出一些自己的经验并有所创新，如建造的循环经济园区、生态产业园区等，就是中国推进循环经济的一种方式。至于发展中的障碍，就是市场机制不完善；同时，立法和执行的力度需要加强。一些地方建立园区好大喜功，反而浪费了更多的资源。
但是，由于中国的地域发展不均衡，而且粗放发展严重，渐进式的转型也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最少没有造成大的问题。
罗红波：中国有个大的障碍，是还保留着计划经济的惯性，习惯做试点。例如低碳园区，也是国家扶持的试点，无法形成产业化，因此，也难以看到市场效应。
风电由于得到政府支持，各省都在搞。同时，大部分风电投资不是市场引来的，而是政策导向所致，这不利于风电产业的良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