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目前的对外关系中，中日关系是最坏的，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是存在的。不过，讨论中日关系，需要拓宽视野。如果放宽视野来看，日本问题可能就不显得那么严重了。我们必须将中日两国关系置于21世纪的战略框架内予以思考。
进入21世纪已经有14年了，应当说，21世纪国际关系的基本轮廓已经比较清晰地展现出来了。从大国关系的角度看，中国崛起为全球性力量，并深刻地塑造21世纪的格局，将是一个主要的方面。如何看待和对待中国日益增长的力量，是一个重大的全球性问题。
目前的全球战略格局的调整、国家间关系以及许多国家内部关系的变化，均须考虑到这一因素。美国总统奥巴马前不久说，美国的全球力量还将维持100年。这是基本可信的。中国对自己的定位，也比较清晰，那就是一个“新兴大国”。与美国方面举行的战略对话的主要内容就是如何构建当今守成超级大国与一个新兴大国之间的战略关系。中国很重视自己的战略地位，十分关注美国是否承认自己的这一地位。
在分析中日关系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的时候，首先就要考虑到中国的战略。当我们说战略的时候，指的不仅是写在纸面上的规划，更主要的，指的是其战略行为。那么，如何看中国的战略行为呢?
在目前国际战略界，对于中国的行为有两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以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为代表。他认为，在国际体系中，到处都是心怀修正主义意图的大国，只要有可能，就会打破均势，修改现状。他认为，中国就是这样的国家。他一直不相信中国能和平崛起。第二种以哈佛大学教授江亿恩为代表，他通过分析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得出一个结论，认为中国没有表现出修正主义或帝国野心。他的这个判断，是在上世纪90年代做出的。
江亿恩的研究建立在一个评估模式上。这个模式提出了5项指标。1、对国际机构的参与;2、虽然参与，但并没有接受其行为规则;3、参与了并接受这些规则，但一有机会就想办法改变这些规则;4、明确表示对国际体系的权力分配进行彻底的再分配;5、为此采取行动，将军事力量作为重要手段。
江亿恩根据上述指标，衡量了中国的行为，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并不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戴维·兰普顿也持类似的结论。
江亿恩的评估模式存在的缺点是明显的：其分析的重点是对国际组织的态度、参与度和对国际规则的态度，基于这一视角，更重视政策声明和字面上的东西，而疏于对战略全局进行全面的分析。
我觉得可以扩展对国家行为的分析视野。比如，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对一个国家的行为做出评估：1、是不是一个大国，是不是追求大国的目标。所谓的大国，简单起见，还是用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兰克的定义，就是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抵抗一个或几个国家的攻击。2、联盟体系的建立，也就是敌人和朋友的多少和选择;3、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是否接受其规则?4、国内转型以及是否存在风险，这一点对于理解一个国家的行为也很重要。我们可以从这四个方面衡量一个国家的行为，并据此判断一个国家是修正主义国家还是维持现状国家。
我们分别看一下中日两个国家的行为。1、大国。中国肯定是有大国追求的，而且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大国。而日本很难说是一个大国，原来可以说它是经济大国，但这一地位在21世纪也将逐渐失去。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自2001年以来，日本的经济增长连续十年低于金砖国家（图1）。如果冷战后明显加速的全球化趋势不发生逆转，如果日本不能克服其内在的制约因素，如老龄化等，那么，可能用不了多久，“金砖五国”将在经济总量上逐渐一个个超过日本。日本的小国化，恐怕会是一个难以逆转的趋势;2、联盟体系，谁更容易得到朋友?谁的敌人多?至少从周边的角度看，中国更难以建立起一个联盟体系。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的国家远比日本要多;3、在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上，中国参与国际机构的数量与日本差不多，但是，中国更倾向于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也就是更倾向于对权力实施再分配。日本也希望对国际权力实施再分配，比如它提出要“入常”，不过，这种再分配的强度，要远弱于中国，其国内制约因素也远远大于中国;4、国内转型及风险。两国都存在转型和改革的问题，但中国国内转型的风险更大。学术界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中国陷入转型陷阱的风险究竟有多大?这种风险，会释放出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国内的转型以及风险引起的不确定性，将外溢进国际体系。
资料来源：IMF《经济展望报告》
综合来看，在21世纪，日本在战略上难以具备进攻性，恐怕会处在战略守势，其战略地位会不断边缘化。大前研一曾经写过一本书，在这本书中，他提到过日本的忧虑，担心日本会成为中国“十分之一的小国”。他写到：“目前最令我担忧的是，日本如果没有妥善对策，不久将来极有可能沦为中国的周边国家。所谓周边国家，就是实力只有中国十分之一的小国。如同加拿大与美国，丹麦、奥地利与德国的关系。”（大前研一，《中国，出租中》）依照这一分析，“日本问题”在中国的战略议程上，也将逐渐被边缘化。
这种趋势，我相信国内很多人都会赞成。但是，现实却是，中日关系处在非常危险的“冷战”状态，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大家都会问，这是为什么?日本有那么大的危险吗?国内媒体上天天可以见到渲染日本危险的报道和评论。
中日之间之所以出现严重的对立，需要从21世纪全球战略格局的塑造和变动中寻找原因。问题的核心是中美关系。具有全球重要性的双边关系是中美关系，两个国家的关系将决定21世纪的面貌。比较而言，日本问题是一个旁支。中日关系反映着中美关系，取决于中美之间能否就一些重大的战略问题取得一致。之所以不断强化日本问题，根子也在对美战略上。但是，21世纪的中美关系尚处在不断发展中，还不到做出战略抉择的时候。与之相应，中日关系也不到战略抉择或摊牌的时候，过早地置身于抉择的情境，对中国并不利。
由此可以得出的政策结论是，不宜过度地渲染中日之间的紧张气氛。在战略上，你需要一个敌人，就会有一个敌人；你不需要敌人，可能就不是敌人。中国是一个大国，应当在分析的基础上，采取更为成熟的做法，不因政治关系的恶化而使所有的关系都恶化。我建议，有必要区别不同层次上的中日关系。比如，将中日之间的政治关系与民间往来做必要的区隔，经济和民间的交往与政治关系适当脱钩，这是其一。其二，逐步把政治关系与政府间交往和地区间交往加以区隔，政府部门之间、地方之间可以正常交往，不受政治关系大的影响。
基于对21世纪战略格局的分析，我们认为，对待逐渐小国化的日本，没有必要像有些人主张的那样倾一国之力。日本与韩国也有领土争端，政治层面也激烈交锋，但两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和民间往来，没有受到严重影响。在钓鱼岛问题上，在日本极右翼问题上，政治层面上可以尖锐对立，甚至可以激烈对抗，但范围要限定在高层政治领域，经济、民间和政府间，需要保持交往、交流和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