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视角
自2012年被称为“移动网络元年”以来，移动互联网的各项功能得到不断优化，加之3G 技术的成熟和4G 技术的不断发展，移动互联网的使用已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日常，预示着移动互联网时代已然来临。各类社会思潮流变和传播的主阵地也正在从PC网络转移到移动互联网，呈现出更加迅猛的发展态势和新的症候。深入分析移动互联网技术对社会思潮传播的影响路径，探究移动互联网视域下社会思潮的传播特征，从而为社会思潮的有效引领提供有力依据，就成为当下维护我国信息和意识形态安全一个新的挑战和课题。
移动互联网是社会思潮生成创造的一个新的孕育场，同时也是各类社会思潮交流、交融、交锋的媒介与载体，对社会思潮的传播和流行产生不可或缺的独特影响。
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最明显地是改变了社会思潮的传播速度和广度。一是即时性传播。在传统媒体时代甚至包括电脑网络时代，信息和人是二元分离的，人们需要在特定的场所以及特定的时间通过报纸、书籍、电视、广播、电脑等各种载体传播信息。而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是在场直播。“零时差”的信息传递和资源共享仅通过一部联网智能手机就得以实现。二是便捷性传播。移动互联网背景下，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客户端等成为人们接收和发送信息的平台，并有着传统媒体所不能及的简易操作性和便捷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社会思潮的传播超越了时间、空间的限制，跨越了经济水平、政治制度、文化水平等局限，从而实现社会思潮信息传播范围的最大化。三是共享性传播。移动终端具有“永远在线”的传播常态，加之移动应用软件具有强大的一键复制、粘贴、分享、转发以及点赞、评论和收藏等功能，人们只需动动手指就得以使各类思潮像细菌裂变一样的速度扩散开来。
有学者认为，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概念是“以在一个共享的空间中聚集在一起、作为平等的参与者面对面地交谈的相互对话的个体观念为基础的……其本质就是为人们提供自由、公共的话语交流的互动平台，即公共话语空间”[1]。移动互联网时代改变了传统媒介时代一家独大的局面，传统话语权得到了消解，从而为大众创造了一个新的公共话语环境。这一方面促进了社会思潮的全民性传播。在移动互联网创造的虚拟空间中，每个人都被赋予了一定的话语权，改变了传统媒介时代完全失语的被动地位而渐渐有了发声的机会。这就降低了普通民众参与社会思潮讨论和传播的门槛，同时扩大了社会思潮的受众范围。另一方面也促进了社会思潮的个性化传播。移动互联网时代是一个个体意识高度觉醒的时代，每个人都在试图表达个人观点和利益诉求。人们可以在世界不同的角落以不同的视角关注着社会动态，同时根据自己的知识背景和社会阅历，对社会思潮的内容和主张加入一些独特见解，这使得社会思潮在内容上得到不断创新和丰富。
移动社交空间有着与生俱来的虚拟性和隐蔽性特点。因此，相较于现实生活的真实性，反而更容易创造出有利人们接受某一社会思潮的情感基础。这就促进了社会思潮的自发性传播。由于移动互联网技术不可能对信息主体做出具体约束，从而为信息主体创造了极其宽松自由的环境，而这恰恰契合了社会思潮所具有的情绪宣泄特征、极端反叛意识、强烈民主精神。在这样一种环境氛围下进行体验式和狂欢式的信息轰炸，很容易使受众产生无意识和非理性行为，引发一场能指狂欢继而主动进行分享转载。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思潮的深层次传播。一是通过熟人传播实现。移动互联网具有强关系性，譬如近年来快速发展的微信社交，基本上是基于手机联系人或在现实生活中结识的熟人之间进行的。这极大降低了信任成本，使受众很容易相信来自亲朋好友圈的信息的可靠性。二是通过互动传播实现。一旦社会思潮出现新的动态、新的内容，人们就可以通过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智能终端在第一时间点击查阅。还可以随时随地与信息源及其他接收者实现多向交流和多维互动，从而大大提高了社会思潮的深层次传播和接受。
（一）传播主体呈现去中心化和平民化特征
一是呈现出去中心化特征。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的结构模式由“树状”传播发展为“网状”传播。“在这个庞大的网络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自下而上、从一到多的信息传递机制，每一个节点都是一个独立的信息源，都有信息辐射的力量，他们都是一个独立的主体。”[2]这改变了社会思潮从专业学术界到一般知识界再到社会公众三级层面进行传播的传统传播模式。“树状”传播模式中的主客体关系也不复存在，每个人都是平等参与社会思潮传播的独立个体，充分彰显了开放、平等、协作、分享的互联网精神。
二是呈现平民化特征。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于2016年1月发布的《第37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12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6.20亿，有90.1%的网民通过手机上网。”[3]智能手机价格的平民化以及移动上网资费的降低，使得手机上网用户远远超过传统PC（电脑）用户。低准入和零门槛使得每个人自由地进行信息的传递、现实的批判和利益诉求的表达，从而也为普通大众参与社会思潮的创造与传播提供了广阔平台。这就改变了传统媒介传播时代公众只是社会思潮接收者和接受者的被动局面，渐渐由旁观者发展为社会思潮的传播者和参与者。
（二）传播受众呈现年轻化和底层化特征
一是呈现年轻化趋势。一方面，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形式上，移动互联网的创新性和自由度都极大满足了年轻人的需求。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2月，我国网民以10-39岁年龄段为主要群体，比例达到75.1%。其中，20-29岁年龄段网民的比例为29.9%，在整体网民中的占比最大。”[3]因此，青年大学生、青年蓝白领以及青年农民工等人成为主要的移动终端用户。另一方面，大学生及青年务工人员等年轻群体有着强烈的发声意愿。由于开放的多元文化、强大的信息媒介以及求新求异的心理，他们容易被西方文化所宣扬的“自由、民主、平等”等价值观所吸引，甚至产生对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美化和向往。同时，随着我国社会矛盾日趋尖锐，青年群体面临着高房价、高物价水平以及高就业压力等现实问题，这使得他们相比其他群体有着更多的困惑和诉求，也更容易引发对自身境遇和社会现实的思考和发声。
二是呈现底层化倾向。移动互联网的特征和社会思潮的主张使得处于社会低位人群的利益主张得到了宣泄和表达。一方面，从终端载体来看，“移动互联网在颠覆PC互联网方面呈现‘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4]手机上网因费用相对较低、操作也更为便捷，因而成为乡镇居民、外出务工人员、低学历、低收入群体的首选，从而也为底层阶级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提供了平台。另一方面，从社会思潮的群众基础来看，社会思潮多以社会存在的矛盾为切入点，标榜自己为底层群体代言。而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话语成为主导，阶级固化后的贫富悬殊以及信息的不对称，使得社会矛盾加大，底层人群向中层及高层流动的概率变低。因此，低收入者人群因其经济收入及其所处地位等特殊原因，极容易受到某些貌似为底层群体发声的社会思潮的吸引和影响。
（三）传播内容呈现生活化和交互性特征
一是社会思潮的内容愈加生活化。社会思潮是社会存在的镜像反映和缩影，有着深厚的现实生活根基。尤其在移动互联的信息爆炸时代，一种思潮能否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不仅仅只取决于其理论是否正确和科学，更看其是否能满足多数人的现实诉求。因此，多数社会思潮不再囿于理论层面，而是围绕现实生活问题，从社会时政热点切入，与人们的现实境遇紧密衔接。教育、医疗、生态、就业、收入差距等民生问题就成为当下社会思潮的核心议题。同时这也掩藏了背后的政治意图，缺乏政治敏感度的普通民众很难将其识别。而人们在现实中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状况，也将会直接影响人们对社会思潮的理解和接受。
二是内容的交互性现象日益明显。首先，移动互联网的交互特性为不同思潮的沟通交流创造了条件，各类社会思潮在网民的推动作用下相互碰撞、相互交融；其次，社会思潮的传播者具有不同的经历和知识背景，他们会根据各人喜好吸纳不同思潮的观点和观念，综合起来进行社会现实的分析和理解，并对社会思潮的内容加以丰富抑或解构。再次，部分社会思潮为强大自身力量，也会采取联合交融的方式相互吸收相互壮大。因此，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和推动下，各种思潮之间不再有明确的界限，而是具有杂糅特质。
（四）传播方式呈现隐蔽化和碎片化特征
一是隐蔽化传播。即社会思潮多采取隐性渗透的方式进行传播。“特定社会思潮的正统性、精英性、纲领性、一致性、完备性等特性在消解或弱化，越来越表现出松散性、草根性、多元化、矛盾性等特征。”[5]社会思潮不再具备正统、明确的纲领，而是潜隐在吸人眼球的新闻标题、热点事件、恶搞段子以及图片视频中，以此来掩饰其背后的政治意图和意识形态色彩。不仅如此，由于移动网络媒体如微信等具有极强的私密性和强关系性，使得传播关系中构成了私域。加上目前的网络监管技术还无法准确监测微信的语音传递信息，从而加大了管控和引领的难度。这就为社会思潮的隐蔽化传播提供了温床。
二是是碎片化传播。首先，移动互联网的信息传播凸显出“双重碎片化”特征，即移动网民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查看、编辑和分享碎片化的内容。这缓慢而又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使人们的思想处于浮躁和浅接受状态。但事实上，人们有时候在处于无意识状态时接受信息的效果却更为有效。其次，社会思潮的代表人物会零碎地、看似无意地发表一些主张和观点，但多通过具有震撼性和冲击力的标题、图片和视频进行传达，仍会给接收者的认知和心理留下烙印。再次，碎片化的传播方式使得社会思潮传播频率也逐渐变大，呈现爆炸式的碎片传播，这同样在无形之中加强了社会思潮的传播效果。
（五）传播效果呈现群体差异性和双重性特征
一是传播效果呈现群体差异性。受众群体因年龄身份、知识背景、经济地位等主客观因素的不同，导致社会思潮的传播效果和表现状态存在着群体差异性。不仅如此，即使在同一群体内部也存在着差异。以青年群体为例，青年大学生、青年农民工以及青年白领对不同社会思潮的知晓度、认同度和影响力都不尽相同：大学生因其具有一定的知识背景，对社会思潮的知晓度较其他群体相对更高；青年农民工因其相对低位的处境，对社会思潮的认同度则相对较高，尤以民主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最为突出；而青年白领因其相对优越的经济地位，对社会思潮则相对理性和冷漠。
二是传播效果具有双重性特征。“在各路思潮大军中，积极性与消极性并存，开放性与保守型并存，先进性与落后性并存，这是当代社会思潮的基本特征”。[6]社会思潮对人们的影响是复杂多面的，是一把启迪与冲击并存的双刃剑。一方面，一部分社会思潮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成果，具有启蒙反思和批判的作用，为人们的转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条件和社会环境，从而有利于推动社会的变革和创新。但另一方面，也应该敏锐地意识到，“多样化的价值观念、思想观念、行为观念之中可能存在杂念，意识流、话语流和认识流之下也潜藏了暗流”。[7]错误的社会思潮势必会对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有所误导，虚无、消极面也会动摇民众对于理想信念的追求，甚至冲击和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和引领作用，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健康发展。
三、移动互联网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思潮的引领路径
各类社会思潮争相在移动网络媒体的舞台激荡、碰撞，使得意识形态领域“渐迷人眼”。对此，主流意识形态要不断提升并充分发挥其强大的包容力、引导力和凝聚力，与非（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作彻底的斗争，从而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牢固阵地。
（一）做好社会思潮的理论廓清和整合超越，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包容力
引领的本质在于整合超越而不是全盘否定和一味批判。考虑到社会思潮积极与消极并存、进步与落后共生的复杂性，就要摒弃“一刀切、一锅煮”的武断做法，切忌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一是在内容上要兼容并蓄。要有高度的理论自觉，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仔细廓清移动互联网思潮的内涵、关系及其盛行的原因。对于中性、无害的社会思潮要以包容为主，同时在充分尊重此类社会思潮的个性基础上，引导其与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相适应。对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具有借鉴意义的部分更要主动吸收借鉴、吐故纳新、为我所用。譬如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主张的民主、自由、公正和互助理念，以及生态主义思潮提倡的生态保护、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等思想，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都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二是在立场上要旗帜鲜明。对于错误的社会思潮，不能放任自流、听之任之，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批驳，理直气壮地予以抵制。并且要认真分析、切中肯綮，以便使人们击浊扬清、辨明是非，而不能采取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等粗暴、武断做法。“对于那些明显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这次就要处理。可能会引起波浪，那也不可怕。”[8]如某些人身为党员却经常在公开场合发表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党的改革开放决策的言论，公然把党和人民对立，必须对其予以严肃处理，决不能因网络上“法不责众”群众心理或害怕引起热议而装聋作哑、无所作为。
三是在眼界上要视野开阔。不仅要重视国内本土思潮的引领，也要将西方思潮纳入引领和借鉴的视阈。同时要建立全球性对话机制，在对比中凸显主流意识形态的魅力。既要改变“国外形势风雨飘摇，国内风景这边独好”的观念，又要改变“在西方制度的笼子里跳舞”的不利地位，在充分吸收和整合全球性思潮优势的基础上获得学术自信、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二）打造具有竞争力的移动互联网主流媒体，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力
习近平强调，“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创新方法手段，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9]因此，主流媒体要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带来的技术红利抢占思想阵地。
一是着力增强移动互联网主流媒体的传播力。目前，《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央视等各大主流媒体都纷纷开通了自己的官方微博、微信，及时传达党和政府最新的大政方针、时事新闻，并致力于打造移动新闻客户端。这就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奠定了良好基础，但在新闻的时效性以及内容的创新性和思想性上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二是着力增强移动互联网主流媒体的公信力。移动互联网背景下信息纷繁杂芜，严重降低了公众对移动互联网媒体的信任度，主流媒体必须担当起把控移动互联网信息资源质量的责任，打造权威的移动互联网媒体布局。有重大和突发事件发生时，要在第一时间为公众提供最真实可靠的新闻内容，最大限度地消除杂音噪声，从而营造移动互联网良好的生态环境。
三是着力增强移动互联网主流媒体的影响力。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们面临着各种诱惑和选择，仅仅依靠主流媒体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还不足以吸引公众眼球。因此，各大主流媒体必须创新移动互联网传播的方式和理念，用“接地气、有灵气”的民间话语唱出唱响主旋律，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在网民群体尤其是青年网民中的影响力。同时，要加快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讲清讲好中国故事，着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外宣旗舰媒体。
（三）构建适应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民意汲取机制，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
“社会思潮是民心的风向标，是国家与执政党把握社情民意的传感器和晴雨表。”[6]社会思潮的动向，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群体心态、利益诉求与价值取向的反映，关系到人民团结、社会和谐以及国家的发展问题。因此，党和政府需要充分重视并汲取移动网民这一“新意见阶层”的意见和力量，进一步增强全国人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一是准确把握民意动态。对于普通民众来说，移动互联网搭建起一个连接政府和群众的桥梁和中介。这就需要政府官员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专家学者等，主动入驻草根、民间媒体，更加深入地了解民情、倾听民意、贴近民心；同时，要积极争取并发挥演艺名人、商业精英、媒体记者等网络意见领袖作用，让他们充当好普通大众和官方的中间使者。
二是及时回应网民合理诉求。要通过微信、微博以及客户端的留言互动关注网民利益诉求，对网民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及时进行回答、解释和引导；要运用真实、具体、实时的数据和事例，向网民发布党和政府的所思所想所为，并阐明和解释政策措施及缘由。在重大事件和重要时间节点要尤其注意及时表态并迅速展开处理调查，用决心和有力的行动安抚、引导网民情绪，最大限度地团结网民力量，凝聚社会共识。
三是完善网络民意参与决策机制。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往往是由于政策不够公开化、科学化和民主化，导致人民群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度不够甚至有所下降。因此，要及时根据社会热点，征集线上线下民意并择优将其纳入政府决策之中，同时引导和促进公民理性有序的政治参与。需注意的是，“网络民意具有较大随意性和流动性，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将其汇总筛选，形成决策优势，真正发挥政策的引领作用”。[10]
总体而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社会思潮的管控和引领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但同时也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一项“新技术红利”。因此，必须牢固树立主流意识形态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领导权、主动权和话语权，使其从“最大变量”转变为“最大正能量”。当前，在加强对移动互联网思潮的研究辨别以及主流意识形态自身理论建设的同时，只有不断顺应人民发展的需求，切实解决人民迫切关注的现实问题，才能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共识，才能从根本上清除不良思潮滋生、植根、泛滥的土壤，最终助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注：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影响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2YJA71001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传播与引领研究”（项目批准号：14BKS077）阶段成果。
参考文献：
[1][英]阿雷恩·鲍尔德温，等，著.文化研究导论（修订版）[M].陶东风，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32.
[2]李海春，李娟.移动网络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的挑战与回应[J].思想教育研究，2014（4）.
[3]第37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601/P020160122444930951954.pdf，2016-1-22.
[4]2014 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行为洞察报告[R].中国广播，2014，（3）.
[5]方付建.论网络时代的社会思潮[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2，（1）.
[6]邹东涛.如何释放多元社会思潮的正能量[J].人民论坛，2014，（10）.
[7]朱文婷，陈锡喜.意识形态安全视域中的社会思潮辨析与引领[J].湖北社会科学，2015， （6）.
[8]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96.
[9]习近平.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EB/OL]. http://news.cntv.cn/2016/02/19/VIDEvTv4Too4tzsiVfntaMdq160219.shtml.2016-2-29.
[10]张雷，刘力锐.网民的力量：网络社会政治动员论析[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12:218.
